2017年4月18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副教授作了题为《儒学视域中的经典塑造──〈诗经〉中的心性与教化》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教授担任评议人。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出席活动。

张辉教授为孟庆楠老师颁发纪念海报和讲座聘书

孟庆楠老师的演讲从一个问题切入：《诗经》是怎样一部书？按照中学语文教材的解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收录了《关雎》、《蒹葭》等缠绵悱恻的情歌。这构成了大多数人对《诗经》的第一印象。但同时，现代生活中残存的一些印记表明，《诗经》是与德行的确立有关的，对《诗经》的谙习关乎家族的长久传续，故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而这样的功能并不是一部诗歌集所能承载的。事实上，在古代学术谱系中，《诗经》并没有被归入“诗赋略”或“集部”，而是作为六艺之书或经学典籍出现的。孟老师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一则材料，进一步说明了古人对六艺经典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之则”。六艺之书汇聚着古人对于天道、人伦、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王教之典籍”。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诗经》才具有“继世长”的功用。而《诗经》的文学意义与经学意义之间的张力，也暗示着《诗经》的经典意义是一个被塑造的结果。      

儒家作为《诗经》最主要的传承者，对其意义塑造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孟老师随后简要介绍了儒家兴起及其传承六艺之学的背景。孔子之时，礼废乐坏。经典之书既然承载着礼乐所维系的社会基本秩序与价值，礼乐的废坏则必然导致经典的破坏。面对这样的礼乐传统及其现实危机，诸子各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坚定地采取了维护周代礼乐文明的立场。孔子言称“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便是表明此意。而维护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手段，就是传承那些凝聚着礼乐基本秩序与价值的文化典籍，“以六艺为法”。当然，儒家对于周礼及经典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要应对礼废乐坏的危机、应对其他学派在理论上的挑战，就必须对周礼及六艺经典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做出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周礼有所损益。

在这样一种理论诉求之下，《诗经》的特质受到了儒家的重视。在儒家看来，每一部经典都有其特色。而《诗经》的特色就在于能“言志”。“志”的含义十分丰富，心之所持的各种情感、意愿皆可称“志”。而《诗经》就是众多诗人内心志意的真实呈现。因此，《诗经》成为了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而儒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切正是其理论展开的重要方向。孟老师接下来即从儒家所探讨的礼乐之原与王道教化两个问题着手，分析、呈现儒学理论对《诗经》意义塑造的深刻影响。分析以早期儒家对《关雎》的诠释为例。儒家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探讨外在的礼乐规范得以确立的根源或依据。上博楚简《民之父母》中提出了“礼乐之原”的说法。对“礼乐之原”的阐发是通过“五至”说完成的。所谓“五至”即是物、志、礼、乐、哀依次展开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次第中，志是对外物的应激反应，而礼乐则是对志的某种安顿。因此，如何在礼乐中安顿人的情志，就成为了儒家思考的重点。早期儒家对《关雎》的某些解读即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成果。以上博楚简《诗论》及马王堆帛书《五行》为代表的儒家文献，明确将《关雎》所言之志理解为君子思求淑女的“好色之愿”。但二者并没有对这种自然情感采取压制的态度。《诗论》要以琴瑟、钟鼓之用，将“好色之愿”引导、收纳于礼的规范之下。《五行》说文则是强调在思色甚急的情况下，喻知对礼法的畏惧，从而自发地克制思色之心。《诗论》、《五行》对《关雎》的解读，体现了儒家在安顿人情方面的细腻思考。

主讲人孟庆楠老师

儒家的另一个理论特色，在于教化学说的提出。在儒家看来，要让百姓接受礼乐、道德的规范，并不能依赖于强制性的要求。以刑法、政令要求百姓，只能使百姓在言行上符合规范以避免惩罚，却无法形成内在的道德意识。儒家所主张的做法，是要求为政者自为典范，以自身对道德、礼法的遵守来影响百姓，这也即是所谓“风化”的作用。百姓自觉地效法模范，才能形成内在的对道德、礼法的认同。对《关雎》的另外一种解读，即体现着这一教化思想。《诗序》将《关雎》之义理解为对“后妃之德”的表彰。《关雎》所言“窈窕淑女”不再是一般的女子，而是后妃。后妃与天子的关系构成了天下夫妇的典范。具体而言，《毛传》、《郑笺》的解读又有所不同。《毛传》认为，“窈窕淑女”即指后妃，后妃有“幽闲贞专”之德，是君子的好的匹配。君子思求淑女，不是思其色，而是思其德。《郑笺》则认为，“窈窕淑女”是指能为君子合好众妾之怨者的贤女。而寤寐思求贤女的不是君子，而是后妃。在毛、郑的解读中，《关雎》所表现的“后妃之德”在具体内涵上呈现出了很大差异，但二者都借用了诗中固有的思求之意。无论是君子思求后妃之德，还是后妃思求贤女，都发自于内在的真诚的用心。这使得《关雎》的典范意义不只是言行上的，而是深入于天子或后妃的用心。 

孟老师最后总结指出，《诗经》作为经学典籍的意义，在于它规范着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而这一意义的形成，有赖于解释者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深刻思考。正是由于《诗经》承载了儒家对于心灵、秩序与价值的根本性理解，《诗经》才具有了王教典籍的意义。随后，常森教授对演讲内容进行了评议。常老师表示，讲座能结合出土文献和存世文献来讨论传统和现代对经典认知的落差，十分难得。如何解读经典的意义，如何面对经典意义的塑造及其背后的动机，确实是经学史研究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常老师还就演讲中所涉及的文本释读，与孟老师展开讨论。最后，在场听众对“后妃之德”的具体内容、“思无邪”的含义以及经典阅读的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孟老师和常老师做出了回应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