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作题为“时间的历史——《史记》与太初改历”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担任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主持并作引言。

主持人陆扬教授

陈侃理研究员从讲座当下的时间引入，指出人们置身于同一个时间秩序中，并非出于天然，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这种人为干预借由政治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改变着时间的秩序，从而形成了“时间的历史”。在这段属于时间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节点就是汉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历活动。此次改历，一是将岁首由十月（建亥）改为正月（建寅），二是将四分历改为八十一分历。

在《史记》的语境中，按照旧历，太初元年（即改历前的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是一个历法新循环的伊始。这个“天历始改”的时机既是司马迁《史记》起笔的契机，也是《史记》记事的下限。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也参与了此次历法改革，但在其《史记·历书》中却隐约其辞，所载《历术甲子表》仍是四分历表，并不反映太初改历的结果。《历书》篇末亦无“太史公曰”，似乎有意隐藏了个人观点。为了理解司马迁对太初改历的看法，陈侃理接下来详尽地介绍了太初改制的背景、动因、内容和结果。

太初改制以前，主要流行的是“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它们均为四分历，实际上是战国以后人的发明，只不过历元不同，月建不同。所谓“四分历”，依靠两个基本经验数据，一是靠圭表测影的方式定回归年的长度（岁实）为365又四分之一日，二是以置闰周期（闰周）为19年7闰（235个朔望月）。由岁实、闰周两个数据，可以推算出每个朔望月的长度（朔策）为29又940分之499日。由此，就可求得天象的循环周期，根据日月运行来调配干支，计算归复原始数据的最小公倍数，根据复原要素的多少，由小到大，形成章、蔀、纪、元等历法周期。经过“一元”（4560年），所有要素均归复推算起点时的状态。太初改历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天象回归历元的契机。

根据《史记》、《汉书》，秦及汉初行用颛顼历，但这一旧说很有问题。比如，此说认为秦始皇统一后自以为居水德，故而用颛顼历，特点是十月为岁首；实则秦昭王时以十月为岁首。此外，用颛顼历推秦汉朔闰，多与《史记》《汉书》不合，用殷历则多能相合，但亦不尽合。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天文学家多根据其中的实用历朔（如历书、官私文书中的纪日等）来复原太初改历以前的历法。遗憾的是，古六历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与秦汉实用历朔相符合，故而研究者的历法复原方案多有凑合现象。陈侃理认为这些复原都建立在错误的预设之上。

秦及汉初历法行用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各地并不统一。例如，岳麓秦简《秦始皇二十七年历书》中载八月朔日为癸酉，但里耶8-133号木牍则有“廿七年八月甲戌朔”的纪日。与其怀疑某一记载有错讹之嫌，不如承认秦代使用历朔数据并不统一。造成歧义的原因有三：其一，王朝颁朔行为有局限；其二，民间存在治历活动；其三，地区文化和统治方式有差异。

在历朔不统一的情况下，一个历史性转折就是太初改历。此次改历的动因：一是历法失准，导致“朔晦月见”的情况发生；二是遇到了天象回归历元的特殊时机；三是是儒家思想的推动。董仲舒认为“王者必改正朔”，并将之与“明易姓”和“大一统”联系起来，认为颁朔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支持改历的主要原因在于欲模仿黄帝，改历求仙，其动机与儒生有别。

改历之初，曾遇到“不能为算”的困难。这或是由于四分历的原则和改历的条件、目标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隙，或是主张“四分历”的学者之间，难以取得一致。例如，以木星的实际位置来定，太初元年当为焉逢摄提格（甲寅年），但根据“岁星纪年法”，岁星每86年超一辰，这一年又当为丙子年。这样一来，实际天象与旧有周期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转折来自于征召民间治历者。待诏邓平、落下闳提出了颠覆性的八十一分历方案，将一个朔望月（朔策）调整为29又81分之43日。

太初历与司马迁倡议改历时的设想截然不同，故而《史记·历书》不记载八十一分历，包含了太史公的失望之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仅言“天历始改”，而不言“汉历”，言“诸神受纪”，而不言“诸侯”、“天下”、“郡国”，或许反映出：司马迁认为，太初历并不能在人间秩序中真正反映天历的更始。

对于太初改历，天文学家有着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优点是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历法中含有日月食、五星运行周期；制作运用了天文观测仪器等。缺点则是年、月长度误差增大；有神秘主义色彩，因为基本数值81来自十二律中“黄钟”的律管长度（9寸×9）。实际上，太初历的优缺点本就相应而生，如对日月食、五星运行周期的测算就是为了服务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文星占。太初改历并非单纯为了追求技术革新，以上评价并未很好地理解古人意图。

主讲人陈侃理研究员

陈侃理认为，太初改历的意义在于：第一，这是天文“初始”在人间秩序中的实现，虽然司马迁并不承认；第二，实现了时间的大一统，颁朔制度革新，颁朔范围扩大到诸侯国；第三，儒家倡导的正朔观念通行，王朝历朔的颁布、行用成为“统治—臣服”关系的象征；第四，对社会、文化有巨大影响，明确、更新了年、月、日的安排、命名，促使时间观念发生变化。例如，历朔统一后，序数纪日取代干支纪日成为主流。秦及汉初行政文书的标准日期格式为“年＋月＋朔＋日干支”，但至东汉明帝时，“年＋月＋朔＋日序数＋日干支”的形式已经官方化。又如，传统节日从以干支到以序数确立。上巳节本定在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改为三月三日；端午节本定在午月午日，后改为五月五日；七夕（七七）、重阳（九九）等新出现的节日则以重数形式命名。

太初改历是儒生、历法家、方士、皇帝等多方合力产生的结果。这次改历在后世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是中国历史中时间秩序变革的重要节点。回归到对时间这一种“人为秩序”的探讨之中，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公元前46年，凯撒制定“儒略历”，设置平年、闰年，行用纯太阳历。16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定儒略历，通过宗教力量使得基督教国家均采用了“格里高利历”。东正教国家则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部分接受了格里高利历，如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才废止儒略历，改行格里高利历。朝鲜则在2015年将“平壤时间”调晚半小时，采用东8.5区时，以补回日本殖民者强迫朝鲜使用东京时间而“损失”的半个小时，并且凸显国家主体性。在时间的历史中，皇帝、教皇、独裁者、革命者都积极地参与进来，他们出于什么考虑，起了怎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作为时间秩序中的人，我们是否也在适应、利用，或者反抗，甚至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秩序呢？

评议环节，叶炜副教授指出，讲座中对于出土文献性质的把握十分得当。对于出土文献中的矛盾之处，不以对错来论，而是保留差异的做法很有解释力。这种观念的形成也与近年来秦汉史研究的推进相关，如李开元提出的“后战国时代”，陈苏镇提出的“东西异制”等均表明秦至汉初，各地文化基础仍然深厚，制度并不统一。

评议人叶炜副教授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同学纷纷就序数纪日通行后干支纪日的继续沿用、地方官府和民间自行推朔等话题进一步发问。陈侃理研究员解释了干支纪日的特殊用途，比如文书中沿袭传统，表示庄重，史书为了准确，文学为了古雅，或是出于数术占卜的需要。他认为，地方或民间自行按照历法推算朔闰也有可能与王朝颁朔不同，因为王朝有时会为了特殊的需要，突破历法设计，对朔闰安排进行临时性调整。如武则天神功元年即强行将按照历法应在下一年的闰月移前，人为造成第二年元旦恰逢甲子日的祥瑞。关于时间秩序，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历史学者应该打消“专家之学”的成见，更多地参与进来，不再局限于历法复原和历史年代学，而从不同角度进行长时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