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张新刚作题为“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担任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担任主持并作引言。
本次讲座共分为五部分：城邦内乱议题在古希腊历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的战争与内乱书写、修昔底德的内乱模式、雅典帝国与政体以及雅典内乱与五千人政体。张新刚老师首先讨论了城邦内乱（stasis）在古希腊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内乱和战争是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现实，而古代作家倾向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城邦内乱上。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著作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法篇》中，柏拉图在对话伊始部分便将问题聚焦在城邦立法的目标究竟是对外战争的获胜还是防止城邦内乱。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后者。
这一主题对修昔底德来说同样适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以下简称战争史）的导言处，修昔底德在阐述自己所记述的这场战争给希腊带来的巨大灾难时说道，“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邦被攻陷和破坏——有些是被野蛮人摧毁的，有些是由内部冲突造成的；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流亡者或被杀害者——有些是因为战争本身，有些则是由于内乱。”基于这一表述，张新刚老师提出，在修昔底德看来，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与诸城邦内乱造成了希腊世界近三十年的灾难。修昔底德所撰写的是战争史，也是内乱史，将这两者结合才是全书的撰述要义。
若进一步研究《战争史》的内容和结构，我们会发现，修昔底德确实如开篇所言将内乱作为战争的平行线索来指引整部书的写作。据统计，在公元前429至413年间记有逾30次内乱；公元前413年至前410年，共记有20余次内乱发生；全书使用stasis一词（意指内乱）共有51处。而详细记述内乱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卷为战争缘起，第三卷为科西拉内乱前后，第四卷为尼西阿斯和平前以及第八卷的雅典与萨摩斯岛。
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埃庇达姆努斯内乱所引致的科林斯和雅典的冲突，普拉提亚的内乱则导致了斯巴达对阿提卡的入侵。科西拉内乱也对战争进程具有深远意义。首先，修昔底德在对科西拉内乱的进行评述时将其从单个城邦的冲突提升为希腊城邦的普遍性现象。自此以后，内乱在城邦间播散，并且更加残忍。其次，科西拉内乱为战争实质性增添了新的因素，也就是将城邦进一步分裂为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
修昔底德记述科西拉内乱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这场大战为城邦内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战争也由两个头领城邦的冲突进一步深化为每个城邦内部的斗争。至于后果，在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局演变的评述中写到，西西里远征实际上是后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内部斗争的毁灭性结果，这一决定以及期间的一系列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邦内部权力斗争导致的，而整场战争又是以雅典内乱的自我毁灭而告终。从这个角度来看，修昔底德在详述公元411年雅典内乱时便已经看到了雅典失败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决定战争结局的是雅典自身。
在阐明城邦内乱在希腊历史以及《政治史》中的重要性之后，张新刚详细讨论了两个核心议题，即是否存在“修昔底德模式”的内乱？以及雅典帝国是否遵循“意识形态”的考虑主动推行民主制？关于第一个问题，张新刚老师回顾了学术界的核心争论。《政治史》中的内乱叙述究竟是遵循了社会-经济因素主导的埃庇达姆努斯内乱模式？还是树立了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主导的科西拉模式？对此，学界通常的看法是，城邦内乱在古风到古典希腊历史进程中发生过一次重要的变革。
从早期基于土地和财富争夺以及贵族权力斗争为主导的内乱模式向意识形态化（特别是民主与寡头出现）的内乱模式过渡，修昔底德在这一过渡时期起到关键作用。民主与寡头的内乱模式的确在大战过程中频繁出现，并且成为主要形式，但通过辨析修昔底德的术语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民主与寡头这类政治术语并不能保持稳定的指涉关系。简言之，在变动的政治局势下，传统的政治符号和话语已经丧失了表征意义。
从萨摩斯岛内乱的过程来看，唯一不变的是实力基础上的城邦统治权，掌握城邦权力的人被称作掌权者/强者（hoi dunatoi）以及最强大的人（dunatotatoi）。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城邦内乱，根本原因在于城邦统治权，而不是社会经济因素。民主派或寡头派并不再具备稳定的政治认同或阶级立场，民主派领袖在获得权力后，也会轻松摆脱民众的身份，甚至与民众为敌。力量或是权力（dunamis）成为内乱新模式的核心，在城邦权力核心周围围绕的，是许许多多欲将之据为己有的派系团体。只不过在多数城邦中，这些团体披着民主派或寡头派的面纱出现，一旦掌权后，他们会无一例外地成为“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于早期希腊所呈现的内乱模式，张新刚老师表示，应该将内乱置入战争的视野之中，辨析战争前及战争不同阶段对城邦内乱的影响，并避免采用单一或静止的模式来分析和套用《战争史》中出现的每一个案。
在澄清了其他城邦内乱的实质之后，张新刚老师开始从雅典的角度审视其是否有意在盟邦中推行民主制。从表面上看，雅典帝国盟邦中民主制城邦的确占据多数，但若稍做具体辨析就会发现，在战争开始前，雅典在处理盟邦内乱或者决定与新的城邦结盟时，政体或意识形态因素并不突出。萨摩斯和科西拉都是带有明显寡头制倾向的城邦，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雅典的对外政策。
雅典政策的转变主要发生在第三卷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的辩论中。狄奥多图斯明确提出应该和盟邦中的民众团结起来维系帝国。而在此之后，修昔底德对雅典推动民主制以及小邦的民众寻求雅典帮助建立民主制的叙述明显增多。对此，张新刚老师解释道，伯里克利已经在最后的演说中将雅典帝国的困境揭示清楚了，即“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至此，雅典已经失去了维系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但是雅典民主制却无法离开盟邦的供养。帝国在伯里克利时期达到繁盛顶峰，而这也是危机开始的时候。不幸的是，伯里克利只能延缓这一危机的进程，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到第三卷，狄奥多图斯赋予了雅典延续帝国的新方式，也就是将打交道的对象由盟邦改为盟邦中的民众。此时，意识形态不过是个幌子，背后的实情是尽可能长地延续雅典的帝国体系——而维系帝国就是维系雅典政制和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政治史》以详述雅典公元前411年的内乱收尾。修昔底德罕见地肯定了雅典变更的五千人政体，他说道：“现在，雅典人似乎首次拥有了一个好政体，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混合，这使得城邦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恢复起来。”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相比，修昔底德并不是最佳的政体论者，但在整部书中，他只对斯巴达和最后雅典的五千人政体表示过肯定，而这两个政体都能够有效避免城邦内乱。
讲座的最后，张新刚老师表示，本场讲座海报的设计者准确地把握了修昔底德的思想。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是一位心系城邦的政治家，故而在海报中，伯里克利是黑白的，城邦是彩色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喀比亚德。他心中所系只有“我”，似乎游离在城邦之外，故而在海报中，阿尔喀比亚德是为彩色的，而整个城邦黯然失色。一个好的城邦，需要政治家以城邦为最高利益，而不是自我一时的得失或是权力与荣誉的僭取。
评议环节，吴增定教授指出，无论在古代史研究领域还是政治理论研究领域，城邦内乱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他继而提出几个问题：对一个国家或政治实践来讲，是内乱还是对外战争会成为决定性问题？讨论这些为什么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呢？我们在理解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到底该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解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一场内乱？
这两种说法自有理由。说它是战争，是因为希腊城邦由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且互相征伐。因此就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即两个国家欲避免战争却又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走向了战争。这是典型的国际政治的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修昔底德被看作现实主义或权力政治的先驱，并与黎塞留、俾斯麦齐名。说它是内战，是因为战争因内政而起最终又返回到内政。对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有较多论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希腊对野蛮人的冲突是战争，但只要是希腊人就都是兄弟，所以，内部冲突是内战。
这两种解释模式不仅对理解战争非常重要，也对理解政治理论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对理解人类政治现象而言，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优劣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考虑政体优劣即偏向内政，也就是古典思想家的思考方式。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偏向国际政治模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取和维持国家政权的问题，他认为，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因此，在国家间相互竞争的格局之中谈一国政体是没意义的。
吴增定教授表示，城邦的内部冲突多种多样。首先是经济利益冲突（也就是埃庇达姆努斯模式），即穷人与富人的斗争；直至后来内乱形式改变，它演变成科西拉的模式，也就是城邦内斗的两派互相寻找外部援助——但这并没有改变内乱的根本模式。而雅典的五千人政体的优势则在于统治者和民众以集体利益为重，不会因为一己之私就借助外部力量推翻城邦。
随后，吴增定教授充分肯定了将政治理论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即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参照。只关注政治理论会变得抽象，最好的办法是带有比较好的政治理论视角看政治史。这样，研究时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事实描述，而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感回到如何理解希腊历史、希腊思想和希腊政治等基本议题上。
吴增定教授最后指出，我们今天仍要阅读两千年前古希腊作品的原因是，它不仅是给同代人写的，也是给后人写的——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仍可以再度思考。随后，三位老师与现场听众就雅典民主制性质、古现代世界中的内乱与战争类型、希腊城邦内乱的历史演变、历史与哲学、政治理论等学科关系、希腊内乱与罗马平贵斗争及共和国后期的政治斗争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