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天岳作题为“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担任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担任主持。

图为本场讲座主持人张辉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伊始，吴天岳副教授引入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场围绕哲学本性的争论，即哲学究竟属于（或近似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这在不同哲学传统的学者眼中存在分歧。按照罗杰·斯科拉顿（Roger Scruton）和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观点，哲学活动与我们的主体性状态或历史处境具有密切关联，其背后是同样见诸于其他人文学科的一种强调人的尊严和独立价值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理念。

       然而，哲学是否内在地包含人文主义传统呢？“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具有含糊性，它既可指一场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旨归的历史运动，也可指一种强调人的尊严的基本立场或价值观。概念上的含糊导致众多思想迥异的哲学家被划入同一人文主义阵营，而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内部统一的、连续的人文主义传统却并非不言自明。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与海德格尔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批评提示着我们，对于人文主义与哲学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需要更深入的反思。因此，我们有必要返回人文主义传统滥觞的文艺复兴时期从哲学史的角度审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活动，并在哲学自身实践的历史中考察人文主义如何演变成一种现代性的迷思，从而尝试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这一宏大问题进行推进。

图为吴天岳副教授在讲座中

       吴天岳副教授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出发，他谈道，“人文主义”最早被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教育学家尼特哈默尔（Friedric Immanuel Niethammer）。他在反对德绍博爱中学过分推崇体育和实用教育时提出了这种与博爱主义思潮相对的、源自西塞罗“人文研究”理念的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强调通过研习古代人文经典来培养公民精神。“Humanitas”一词出现在西塞罗和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著作中，指通过文化教育获得和培养高贵品行和人文素养。但在拉丁语的日常使用中，亦可指无差别地、友好地对待他人的博爱。发展至15世纪中叶时，“人文研究”被进一步明确为文法、诗歌、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五门基本学科，并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

       1859年，德国学者福格特（Georg Voigt）在《古典时代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最初世纪》一书中第一次将“人文主义”作为历史学术语引入文艺复兴研究。一方面，他认为彼得拉克等人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深刻地改变了未来的欧洲教育；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的刻意模仿以及用非母语的拉丁文写作实则阻碍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乃至现代心灵的形成。福格特之后，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明确否认了人文主义的价值仅仅在于模仿古人写作和复兴古典文化。他强调，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人文主义者们通过自身所推崇的人文教育，实践了一种带有更多自由意愿和主观意识的生活方式。这种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文化，与中世纪强调社团认同的基体文化形成鲜明对立。由此，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现代个体概念形成，一种新的、人的哲学产生，即布克哈特所谓的“人的发现”。

       吴天岳副教授表示，以上叙述强调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现代价值体系间的紧密关联，并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人文主义运动被塑造成现代的历史开端，而这也是现代人文主义迷思的开端。之所称迷思，是因为它不仅在概念上混淆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且从后者出发重构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将人文主义呈现为指向现代个人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这是一种进步主义史观下的时代错乱。

       吴天岳副教授继而指出，20世纪以来，以克里斯特勒为代表的英语学界人士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批判和反思布克哈特式人文主义迷思的潮流。克里斯特勒通过大量考察后指出，“人文主义者”专指一群以讲授古罗马经典为业，并热衷于修辞和雄辩的职业教师。在触及开启哲学革命的一些人文研究论题上，他们往往采取保守的立场。因此，克里斯泰勒断定人文主义运动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修辞传统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在晚近的研究中，美国学者维特（Ronald G. Witt）延续了克里斯泰勒对人文主义者的职业和修辞事业的关注，并将人文主义运动界定为一种思想和表达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早期人文主义运动特征的私人写作和与中世纪诗歌紧密相关的文法研究中。在维特等人的推动下，学界开始广泛接受人文主义只是一种表达风格的历史转变，语言是其工作的首要对象，修辞的雄辩是其首要目的。根据美国学者蒙法萨尼所区分的文艺复兴四阶段，这一历史运动肇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并逐步扩展至全欧，随后在近代早期走向衰落。而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它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修辞变革范畴，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

       接下来，吴天岳副教授以灵魂不朽的论证为例，考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同时期经院主义的哲学成就。如同克里斯特勒在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二者几乎同步发展，且意大利经院哲学与人文复兴有着同样的世俗起源基础。由此，吴天岳副教授从课程体系、研究内容和文风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整体比较，突出了人文主义教育体系对修辞的重视及其功利性的实用取向。随后，吴天岳副教授对比了斐奇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派代表）与彭波那齐（亚里士多德派代表）关于灵魂不朽的哲学论证。他指出，前者的论述中充斥着未辩护的形而上学论断、大量修辞性的问句、折中主义式的求证和缺乏逻辑依据的推论；后者则延续着经院哲学一贯的、流畅且精炼的问答式语句——这些语句准确地描述和刻画了哲学问题。

       最后，吴天岳副教授总结道，就历史运动这一角度而言，哲学并不存在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延续的是西方的修辞传统。修辞未必与哲学对立，但通过理性辩护的方式求知求真始终是哲学探索的第一要务，而说服和改变人心并不是哲学语言所追逐的终极目的。就价值观这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同样会得出否定的答案。不管人文主义被如何界定，人文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往往倾向于假定某种先天给定的价值及人的本性的定义。他们缺乏对人的生存条件及其行动规范性来源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并且，这种价值观先行的实践方式会给哲学反思造成伤害。对于一门人文学科来说，最为根本的主观视角和历史意识需要通过哲学加以界定。只要还有权反思这些根本概念以及其他学科基本预设的合法性问题，哲学就只能是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知识。

图为本场讲座评议人张沛教授发言

       评议环节，张沛教授补充道，广义的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长期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取得进展的活动或进程。因此，它不仅包括14-17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历史运动，还包含此前发生的铺垫性历史事件，如加洛林文艺复兴、北方文艺复兴等。而“人文”（humanitas）一词也在一个累加的话语空间中被使用：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自由人的博雅技艺”到中世纪的“七艺”体系，再到现代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