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作题为“托克维尔论权威与自由”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评议。

讲座伊始，段德敏副教授指出，与其他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虽然被归入此行列，但他对于权威的认可和分析使得其自由主义显得颇为“奇怪”。托克维尔将权威的消失视作问题，且这一问题贯穿了他关于民主、法国大革命和帝国问题的思考及写作的始终。通过考察托克维尔对于帝国的讨论，我们尤其可以感知到他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距离。他在其间所谈论的“自由”与以私人领域为对象的自由内涵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所涉及的是一个比个人更大的存在，即政治共同体。由此，托克维尔也可以被纳入到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之中。可以说，托克维尔是在用前现代的概念去解释他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变迁。而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这一特点，则是理解其对于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论述的前提与基础。

尽管托克维尔有着浓重的共和主义色彩，但他并非一个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对法国君主制颇有好感，而对等级结构的消失也持一种忧虑的态度。由此一来，在典型的自由主义与古典的共和主义之外，我们该如何把握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要义呢？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可以将托克维尔对于权威的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下对于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当作考察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托克维尔看来，权威的消失不仅不会带来自由，反而会招致专制。而在段德敏副教授看来，当代的民粹主义便是对此的有力佐证：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批判和攻击地方性权威，而这经常会导致一种权威性政治结构或者权威性人格的出现。许多当代政治理论家对这种现象感到棘手，而托克维尔关于权威的思考或许能够提供启发。

当然，托克维尔之前的思想家影响了他对于权威问题的理解，较具代表性的包括孟德斯鸠（Montesquieu）、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为代表的保王党人和以基佐（Guizot）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在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学说中，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因为有贵族的权威来限制君主，所以有法治；后者没有地方贵族，君主凭其性情肆意妄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夏多布里昂等保王党人意识到地方贵族的消失是问题所在，由此，他们要求恢复旧的贵族制度，甚至是恢复长子继承制。然而，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反动，而是要通过贵族限制国王权力，防止专制，保障自由。与此同时，在基佐的书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脉络——他在梳理法国历史时，将地方贵族的消失看成一个问题，认为与贵族消失相伴随的是国王权力的急剧增长。在看待地方贵族权威的态度方面，托克维尔继承了其法国前辈的思想传统。但是，段德敏副教授指出，托克维尔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即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同时，他还将对两种社会的分析置于时间的维度之中来展开。在他看来，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民主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而民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非制度），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虽然在财富、权力方面不尽相同同，但在身份方面却是趋于平等的。

接下来，段德敏副教授通过展示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凸显了其对于民主、权威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托克维尔那里，法国大革命并不像保王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意外的暴动，它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人与人的平等趋势不可逆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和分析大革命之前（旧制度时期）的状况，指出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出现，即法国国王权力的急剧增长。而这一变化的前提是地方贵族权威的消失，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期，贵族丧失了地方自治权，沦为国王的附庸，失去了对地方人民进行统治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个一个单独的、无力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缺少中间力量的保障，个人的自由受到巨大的威胁。

在民主社会变得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强调，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因此，他开始分析美国社会，在那里看到了法国业已消失的地方自治传统。只不过，与法国的贵族自治不同的是，美国展现的是地方的乡镇精神和旺盛的结社热情——他们以这种方式结成了地方共同体。以至于在沃林（Sheldon Wolin）看来，托克维尔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与古代封建不同的是，人们已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社会的等级结构已经消失，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当中解放出来，不再对传统权威进行服从——个人变成第一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人为的创造变成第二位。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在《论美国民主》中，他区分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利己主义（egoism）：前者描述的是社会当中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私事，每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开来的状态；而后者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的自私。秉持个人主义的人，私德可能很好，但他并不关心公共事务，故而在高度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就非常容易出现权力的集中。在这种状况下，平等与自由就表现出了某种矛盾：新的身份平等的社会之中，人们更能够体认平等的好处，而对自由的好处少有欲求，因为自由意味着要为他人的利益奔走呼号；当他人遭遇不公时，要努力为他人去争取——这在平等的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显得颇为不易。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了纾解平等与自由之间紧张的可能性，地方自治、乡镇精神、自愿结社等都使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在个人之上有着更高更大的东西，它们在现代社会之中使专制得以避免。

此外，托克维尔对美国律师制度的看重以及对宗教的体认，都能够凸显出他在自由与权威关系上的态度。特别是在讨论美国的宗教时，他将其视为首要的政治制度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保有自由的保障。托克维尔看重宗教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帕斯卡（Pascal）的影响。而他对宗教的政治作用的强调则与马基雅维利将宗教看作政治上的工具有着共通之处。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使人们的思想不再动荡不安，不至于怀疑一切，不至于在所有问题上都争论不休。而如果没有宗教的话，大多数人的观点可能就成为了是非的标准；或者当有一个集权人物存在的时候，他所灌输的理念便会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宗教使得是非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确定，而在这一确定的标准之下，个人的自由就有了空间。使托克维尔感到遗憾的是，法国人将宗教视为旧制度的一部分，故而在反对旧制度的同时把抛弃了宗教。

段德敏副教授进而指出，权威不是自由的反面，强制（coercion）才是。而强制与权威是两回事，因为权威体现一种合法性，而合法性需要人们的同意。随着民主社会的到来，人们反对权威，提升个人的意志，力求个人的解放，但不经意的结果却是自由不再。阿伦特在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时坦承自己受到托克维尔很大的影响。托克维尔未曾看到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当人们大都以一种乐观的进步态度来看待身份平等到来、贵族消失时，他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民主的趋势并不会自动导向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式的专制。

评议环节，倪玉珍副教授表示，她非常认同演讲中关于托克维尔思想面向之丰富性的判断。托克维尔虽常被归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很少谈及自然权利；虽也被划入共和主义的传统，但他对古典时代并不留恋。在面对这一丰富性时，将传统权威的衰落视作托克维尔的思考起点是恰切的。回望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大革命中，旧的权威（包括王权、教会和贵族）被摧毁了，而新的合法的权威却并未确立起来。在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看来，这是民主的消极时刻：即人人身份平等了，但随之而来的却并非自由的政治。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一种把个人解放出来的社会状态，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上，则矗立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之下，原子化的个人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中的互助与协作来学习服从合法的权威的方式，并通过再造中间性的团体抵御强大的中央集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为成熟的、拥有公共美德的公民，这对于民主社会中自由制度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两位教授共同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关于以个人权利与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同强调个人要融入到自治性的团体之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段德敏副教授引用泽登托普（Siedentop）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区分，并指出法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警惕社会的原子化，对于社会的变迁有着充分的体认，并且关注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状态。他们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化甚为敏感，同时也保有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坚持。托克维尔所理解的个人自由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所描述的现代人的自由是很相近的，但是就如何理解“个人”来说，到底是从非常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个人当作社会的前提，还是将个人置于共同体之中来理解则是需要进行区分的。关于如何理解托克维尔所说的“一般观念”，倪玉珍副教授指出，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三章中，托克维尔专门谈到一般观念的问题：当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太确切时，就倾向于用一般观念来表达；而与一般观念相对的是非常关注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学说，其中的典型代表即是社会科学。虽然人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是有限的，但还是要努力地从一般观念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段德敏副教授认为，对一般观念的喜好与民主社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于古代社会中巨大的身份差异，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就为普遍和抽象的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