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4日,“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教授评议。
在中国古代,佛教曾对人们的文化生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范晶晶博士首先以《隋书·经籍志》为例介绍了六朝时期佛教文献的流行情况。《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汉地的四部经传共3127部,36078卷,其中佛教文献有1950部,6198卷,占比不小,且仅为官方记载。“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六朝时期,民众对于佛经接触较多,并不陌生。譬喻和因缘属于佛经十二分教中的两个分类。譬喻,因缘和本生是佛教文献中故事最多的几类文献,在两种文化发生接触和影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故事内容层面的影响。
其次,范晶晶博士就佛教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早在唐代,段成式就已注意到譬喻因缘文献对志怪小说产生影响,但当时只是发现了一些个例,尚未进行自觉的学术研究。1859年,法国汉学家儒莲从明代学者徐元太编辑的二十四卷《喻林》中,选取了112个故事进行编译。1910至1911年,沙畹选译了500个譬喻、本生故事,详细介绍了以其为代表的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提出“释氏辅教之书”的概念,陈寅恪也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譬喻文献“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郭良鋆、丁敏、孙昌武、陈允吉等一批学者也对譬喻文献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除了前二位学者,大多数学者都基于汉语材料进行研究。同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特别强调佛教譬喻故事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直接来自于譬喻,是其衍生品。
上个世纪末,阿富汗发现了一批犍陀罗语的譬喻故事写本,展现了譬喻文献的初期形态,主要分为两类:现世故事(犍陀罗语:avadana;梵语:avadāna)和前世故事(犍陀罗语:provayoge;梵语:pūrvayoga)。二者不太相关,前世和现世并未明确联系起来。公元一、二世纪,在犍陀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撰集、宣讲譬喻故事的譬喻师,这对于譬喻文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到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因果不失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譬喻文献中前世、今生、后世才开始有了密切的关联。《撰集百缘经》即是这样一部成熟的譬喻故事集,如其法译者列昂所说:譬喻故事是“将现世命运与前世所作的业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训示:现世被认为是前世的结果”,“所有的譬喻基本上都由两个故事构成:现世事件、前世因缘。此外,授记也被认为是广义的譬喻,即现世之业加来生之果。”
然而,总体来看,汉译佛典中的譬喻故事集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不同的梵语词汇都被翻译成“譬喻”。如修辞学意义上的打比方:upamā,aupamya,sadṛśa;因明学中的例证、说明道理的寓言:dṛṣtānta,nidarśana,udāharaṇa;文类意义上的譬喻:avadāna。二是梵语avadāna被译成不同的汉语词汇。如《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中的“本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的“因缘”,《撰集百缘经》中的“缘”。三是“因缘、缘”还可以被还原成不同的梵语术语。如十二分教中讲述说法背景的文类nidāna,十二缘起中的缘pratyaya,十二分教中讲述两世因缘的文献avadāna。翻译时出现的这种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给梳理各种文献的特点造成了困扰。发展到中古三部主要的譬喻故事集——《撰集百缘经》、《贤愚经》(又称《贤愚因缘经》)和《杂宝藏经》(其故事皆以“某某缘“为题)时,两世因缘的主旨得以凸显,多元混杂的故事开始向主流的“缘”汇入。
接下来,范晶晶博士梳理了汉译譬喻佛典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佛教类书(如《经律异相》、《金藏论》)收录了大量的譬喻故事,《法苑珠林》有73篇末尾附有记录佛教进入汉地后的灵验故事的“感应缘”。唱导师在斋集说法时宣讲譬喻故事,也促进了这类故事的流行。大体说来,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题材的直接借鉴,如游地狱、投胎转世等内容。另一种是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如《幽明录》中的刘阮遇仙故事,桃源洞天的道教母题被加入了佛教的阐释元素。
敦煌的因缘变文,主要取材自佛经中的譬喻因缘或本生故事。如《金刚丑女因缘》糅合了《撰集百缘经》、《贤愚经》与《杂宝藏经》中的三个故事传本,《欢喜国王缘》出自《杂宝藏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取材自本生等。敦煌因缘变文实现了文体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的文学性大大增强,二是佛教的色彩开始弱化。
随后,范晶晶博士从文人笔记、话本小说、宝卷、杂剧、弹词等文类中举例说明因缘轮回结构对俗文学的全面渗透。如元白二人的诗歌唱和、唐人笔记中流行的三生石故事、宋代话本中苏轼的转世传说、讲史话本中的因缘业报框架等等。历史演义中的业报框架有两重功用:一是内容上的劝善惩恶,二是结构上的捏合幻化。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从题名就可看出其因缘轮回的主题;弹词小说类的《西湖缘》、《镜花缘》、《玉钏缘》、《再生缘》等也是如此。
Avadāna(缘)或许可被视为一种文体,与思想紧密相关。首先,在印度佛教的语境下,avadāna本身即是一种文类。其次,汉地成熟的譬喻故事多以“缘”为题,具有固定的模式,讲述前世今生或今生来世的两世因缘。梵语源本的譬喻故事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套话,传来中国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文体特征表现得相对不太显著。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看待世界、解释人生的思想方式,因缘说在我们的精神与感情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曹植两次痛失爱女,在《行女哀辞》中质问“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而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则答道:“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因缘。”似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问答。
讲座结束后,王邦维教授点评道,本场报告从一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印度佛教文学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关系。转世轮回是印度佛教中的重要概念,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在思想方面的信仰问题。当前,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求我们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照起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