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作题为“基层传播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新闻治理经验”的演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评议。

“作为文研院的名片之一，历次讲座的海报设计可谓‘独树一帜’，而这次海报中的版画也格外切题，涵盖了众多我想探讨的基本问题。”从海报谈起，主讲人张慧瑜开启了他近一年对基层传播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研究成果分享。

这幅名为“学习”的木刻作品，由著名版画家徐匡于1960年创作，针对画面内容，张慧瑜初步提出了“谁在学习”、“在哪里学习”、“如何学习”及“为什么学习”的问题。前三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透过作品直观获取：裁缝店或工厂里的数名女工、老人围绕着一位捧书诵读的女工，或听讲或沉思或讨论，作认真“学习”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学习的场所并非教室，而是女工们的劳作空间，可以说版画等艺术作品使得工业生产场所变得可见——这也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中的特殊经验：让工业、工厂、劳动者变得可见。在这个非教室空间中，没有专业老师，老师来自于现场工作的某位女工，教学方法采用女工领读的学习方式，这是从根据地到新中国在基层社会普遍使用的一种半工半读的知识启蒙形式，通过“读”书、“读”报，把抽象的文字有声化，使得看不懂的文字变成听得懂的声音。这在当时识字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十分有效。至于在工作、生活之外为什么要学习的问题，张慧瑜联系“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的说法作出解释：专业技能固然必要，培育有文化、会思考的主体亦是紧迫的时代要求。

从创作动机上，这幅“下基层”取材的版画作品无疑具备典型的示范意义，身为青年艺术家的徐匡扮演着新闻记者的职能，这一作品也拥有新闻宣传的价值；从艺术形式上看，“木刻”作为一种富于冲击力且便于制作和传播的视觉媒介，早在三十年代就为新兴木刻艺术的“导师”鲁迅所倡导，成为“物美价廉”的思想宣传武器。这部作品的标题“学习”，则是中共延续至今的社会文化经验，强调自我学习、社会教育的重要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当中，政治与文化是不变的主题，两者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张慧瑜认为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是“文化的政治化”。他指出，文化的工具化乃至文化为政治征用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常态，直至在八十年代之后文艺才变成纯艺术或者大众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是媒介，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教育的手段，文艺参与到政治实践之中，也不是什么时代文艺都能参与政治，比如在当下文艺就很难参与政治讨论，因为政治形态也不需要文艺介入。其次，是“政治的文化化”，即政治理念需要借助文化、艺术来表达，让政治入心入耳、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纵观上世纪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革命，最后都要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和落实，从而改变每一个人的主体状态。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均以“文化”为名，不叫经济或社会革命。最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核心之一是“人民/群众/大众/普通人”的生成，也就是将非现代的群众社会化、主体化，使其成为理性的、现代的主体。不同于分析西方社会所采取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框架，中国的精英和大众都是二十世纪政治、革命的产物，是“新鲜事物”。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对大众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就像版画《学习》中所呈现的那样，随时随地进行一种半正规的、自我组织化的教育。

回到讲座的主要内容，张慧瑜首先解析了“基层传播”的概念。在现有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下，与基层传播比较接近的是西方传播理论中的“社区传播”。“社区”诞生于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形态，与现代“社会”、共同体、自治等概念相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关于另类“社区”的想象，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社会空间，用来反对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如苏联）和高度市场垄断的企业制度（如跨国公司）。另类“社区”成为国家与资本权力之外的空间选择，与之相关的还有既非单纯追逐商业利益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的“社会企业”。社区传播的一大前提是强调自主性、社会性的社区自治，它的构造是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其实，六十年代想象“互联网”就是一种理想的虚拟社区，是去等级化的、权力分散的网状结构。而“基层”的概念则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在城市它指的是街道、社区、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同社区相比，基层更有组织性，也更加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基层传播并不拒斥与国家或政党的关联，相反，它本身正是基层组织、动员与治理的方式，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社会革命的特征是深入基层。基层传播也与“底层研究”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社区之外的非法治的、非正规权力的、无政府状态下或者黑社会化的空间，底层是政治、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基层传播就是发生在基层空间中的交流与沟通，基层传播的过程，涵盖了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组织者，亦即基层工作者，他们可能来自政治组织，也可能来自商业化组织或社会志愿者；二是基层的主体——群众、普通人；三是基层的硬件，基础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水电、道路外，还有通网、通讯等信息基础设施。此外，鉴于基层更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思想、精神交流，基层管理带有柔性治理的特征，如部队政委、“居委会大妈”等基层工作者常常在性格上带有“母性/女性”的特质。

中国最早开始出现“基层”的概念大约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中国乡村，带来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破产。由此，乡村、农村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关注的核心，基层也被用来描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整合和改造乡村的状况。相比控制大城市、东部地区的国民党力量，中共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迫进入乡村及偏远地区，以在军阀势力薄弱的缝隙地带建立武装根据地的方式图生存、谋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井冈山路线提出后，历经苏区失败、一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再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根据地、边区成为共产党进行政治、社会、游击战的基层空间。为了在敌占区、前线地带发展抗日根据地，动员基层、组织基层成为共产党立足发展的根本。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根据地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地理学，是去空间化的空间和去主权化的空间。根据地有三种类型，一是处在后方的，像陕甘宁根据地；二是在前线地带，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三是敌后，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第一，行政区划不稳定，较之占领中心城市、铁路线的日军和国军，根据地的区域总是随着战争处于变动之中；第二，物质极端贫乏，在技术、资本双重匮乏情况下，必须通过组织基层社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物，来实现持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第三，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权力高度分散和地方化，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不同。

现代“空间”，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主权的宣示，一种殖民主义的征服和占领，意味着确定的边界和界限。而在张慧瑜老师看来，根据地是一种去空间化的、反空间化的空间。游击战、人民战争不是占领固定的空间，而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战争，通过根据地实现敌人由强变弱、自己由弱变强的转化，也就是避敌锋芒、发挥自己的优势。所谓“地在人失，人地皆失。地失人在，人地皆得”，根据地空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根据地也是发展游击战的基础，只有军事上的游击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根据地的巩固需要依靠深入基层、组织群众，依靠社会改革和文化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基层传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

《人民日报》的诞生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属于华北地区，处于战争的前线地带，环境可谓一马平川，不像偏远山区容易发展根据地，所以发明了地道战等特殊的斗争形态。华北的优势是临近石家庄、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大量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参与根据地建设，还有白求恩、林迈可等国际友人驻扎。华北根据地的特殊性要求军事斗争和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另外，华北的特殊性还在于，新中国的建立，主要是华北的政治、文化精英跟着党中央进了北京，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从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党中央的机关报。“华北根据地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成为新中国的原型”，张慧瑜老师十分赞同关于华北特殊性的论断。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截至1948年6月14日停刊，共出版746期。此后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根据地的和党中央的机关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存在了约两年时间。借助由代办所、乡邮站、报站等组成的农村通讯网，《人民日报》深入村庄和连队，利用“读报小组”等方式“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道：“党报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作为地方性的党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包罗了中共在根据地的诸多基层传播实践。

第一点可概括为用基层传播手段构建基层社会的有机性。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呈现的大量内容来看，中共十分擅长就地取材，基层传播的手段多样灵活，黑板、幻灯、快板、音乐、戏剧、文学等等都是常见的传播形式。1947年4月29日的报道《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就较为详尽地对“门板报”这一新形式的制作、内容、成效进行了描述：一是“谁来写”，是“每个战士、干部”，也就是能写、会画的都要参加，群众性要强；二是“写什么”，门板报的主要内容是表扬，同时也有批评意见；三是“为谁写”，其读者和作者一样，也是连队内部的干部和士兵；四是“通过什么写”，即利用门板这种最方便得到的“平台”；五是讲究“时效性”，理论上要求每天都写；六是达到的“效果”，文中提到，“官表扬兵，兵表扬兵，兵表扬官的群众性的表扬方法，使部队换了一个样子”。这篇报道是一篇典型的工作经验而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消息，它以一种特殊的“新闻”的样态将毅字部队的先进经验告知根据地的其他部队，以便相互学习、借鉴。类似服务于基层的门板报还有很多，如前沿阵地里的火线报等。

第二是改造旧形式，打造跨媒介融合平台。在根据地建设中，社会治理是关键，这就包括把现代的、启蒙的理念带入乡村，让群众接受现代观念。在1947年4月15日的报道《黎城东关骡马大会群众买了四百牲口》中，传统牲畜交易的“骡马大会”变成了具有多重社会职能的“现代展览会”。其中聚集了多种宣传手段——街壁上描画着四大家族的丑像、美军在华暴行的大漫画，墙上刷写着时事大标语，小花戏、广场剧、扭秧歌等文艺活动也融入了宣传内容。展览会本来是19世纪兴起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被搬用至农村集市转化为卫生馆和生产馆，成为教育普通群众使其了解现代防疫知识和提高纺织技术的手段。可以说，骡马大会承担着政治动员、社会教育等职能。利用牲畜买卖的旧形式，把现代理念镶嵌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把旧集市改造为跨媒介的、媒介融合的宣传平台。

第三，通过写稿，塑造群众主体性。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很多稿件来自于群众通讯员，通讯员是一种实现党报群众性的重要制度。这种去职业化的新闻生产方式，不是市场化的线人提供新闻线索，而是生活在基层的群众通讯员承担着报道基层、反映基层的任务。如1946年5月17日的《<新大众>发行增至八千余份》所记，“其最大特点是‘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给杂志写稿的人有小学教员、区村干部、农村剧团团员、战斗员、勤务员、交通员、理发匠等。”“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用户生产内容”，如果换成党报传统，就是“群众办报”。与互联网平台借助用户的免费劳动力来生产内容不同，《人民日报》通过群众写稿来实现群众的主体性。不仅普通群众要写稿，而且行政干部也要写稿，比如报纸上塑造了一个典型“李文波营长”，既是一个战斗员，也是“模范通讯员”——这体现了一种“全党办报”的传统，就是人人都是宣传员，是一种“全宣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大量关于生产竞赛、节约运动、增产运动的报道以及群众运动、翻身运动等工作经验的报道，使得工作经验、地方经验和卫生、农业技术广泛传播，也表明这是一种不是“新闻”的新闻，是一种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新闻。

与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不同，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生产和工作伦理，生产本身成为一种可见的空间，农村生产、工业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表现的重要对象。《如何组织起来解决劳力困难》《经过精确计算徐家后克服劳力困难》等报道就叙述了精确计算管理在互助组、合作化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这种生产性的文化，一方面与劳动者的主体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本身带有一种对工业、现代的崇拜。这种服务于生产的传播，与美国传播学建立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传播学不同，是一种在地条件、技术创新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大生产运动中，动员妇女、孩子、老人参加纺织运动，就涉及到妇女解放、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等社会治理问题。

讲座最后，张慧瑜老师总结说，根据地新闻治理的三条关键经验是，“不是新闻的新闻”、“为了或服务于生产的传播”和“作为社会治理的传播”。在今天，通信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乃至学习强国APP的推广，都可以被当作基层传播的新兴形态，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经验的线索。

讲座进入评议阶段。吴靖教授表示，“美国化”的主流传播学体系可以说是基于高度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得以建立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传播”既是需要殷切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相比于其他学科，对于格外西化、形式主义的传播学，我们有更多的中国化、本土化的经验积累。在此背景下，吴靖认为，张慧瑜对20世纪中国新闻治理经验的探索是值得褒许和推进的。

吴靖进一步表示，解放区物质、科技匮乏，基础设施落后，各处都体现着前现代的社会状态，然而深入中共社会动员的机制、手段，方能感受其在战争动员、生产动员、移风易俗、知识普及过程中的先锋与前卫。诸如精确计算这样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政治“技术”是以系统的科学知识、专业教育为前提的，这就和由上而下的、依靠传播科技的发展传播学、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大为不同——这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现代化经验。追寻中共基层传播的传统，启示着对技术决定论、科技崇拜的破除。今天，我们的问题在于，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但缺乏新的政治和社会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