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学者讲座58

2019年11月1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作题为“工厂、家庭和资本的边陲：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经济学考察”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潘华琼评议。

研究背景

讲座伊始，许亮老师分享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两个插曲。首先是在研究初期时接触到的当地关于中国人吃非洲人的传言。许老师解释到，这可能与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几次影响力很大的华人工厂负面事件有关。第二件事发生在研究逐步深入的时候。许老师走访当地社区并与华人工厂的祖鲁女工深入访谈的时候，经常被女工们请求介绍中国男朋友。在她们眼中，中国男人温柔顾家，是合适的丈夫和男友人选。这两个小插曲的内在矛盾是许亮老师在研究进行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一、中非关系研究的三种类型

许老师接着总结了关于中非关系研究的三种类型。第一类将中国作为“帝国”。这种视角多见诸于西方政治家、外交官、媒体人以及不少西方学者。但是许老师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偏见。因为作为“帝国”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比如早期的特许公司、实际的军事占领和领土管辖、大规模的官方移民以及强行的制度移植。当前的中非关系都不具备这些特点。第二类将中国视为“发展模式”的国家。这种视角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比如减贫经验、经济特区、农业发展模式等。林毅夫教授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这类学者认为，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大的礼物。第三类研究视角是作为“资本“的中国。这也是许亮老师所采取的。他提到对自己研究影响很大的李静君教授所著《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的政治、劳工与外国投资》一书。这本书聚焦赞比亚，对中国国有资本与国际私营资本在操作模式等维度进行了全面比较。对中国的资本全球化进行了解释。许亮老师把中国在非洲的资本分为三种。第一类是国有资本；第二类是草根冒险资本；第三类是中层面像的私人产业资本。

二、  中国在非洲的三种资本

第一种资本为中非的顶层面像，即国家资本。这种资本多体现在大规模基础设施行业，比如蒙内铁路建设。

第二种资本是作为中层面像的私营产业资本，主要聚集在制造业。许亮老师在此提到了林毅夫教授的雁型发展模式理论，以及认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会释放8500万个制造业机会。大量的制造业有可能将向非洲转移，而这将成为当地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判断认为，非洲将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第三种是作为底层面向的草根冒险资本。在许老师分享的照片中，有一张由《纽约客》杂志记者何伟在埃及南部拍摄的。穿着保守的当地妇女与商店的中国夫妻老板同时出现在卖情趣内衣的商店里。另有一张照片的主题是“一村一店”，即在许多南部非洲偏远村落，中国人经营的可能是村里唯一的商店。

研究内容

许亮老师撰写博士论文时进行实地调研的地方是南非的新堡市。该市拥有约120家中国服装工厂，这些工厂雇佣大量当地女工。其中，祖鲁女工近2万人，占当地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华人在新堡市的影响建立在两大政策背景之下。

一、政策背景

首先是“班图斯坦”政策。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强制搬迁黑人，希望他们搬离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即“班图斯坦”。南非于1971年通过《黑人家园法案》，给予黑人家园独立的权力。这些班图斯坦人从理论上不再是“白南非”的公民，“白南非”借此也把把贫困和发展的负担剥离出去。在该政策影响下，1960年到1983年间，350万南非黑人被强制搬迁，共建立10个“班图斯坦”。新堡是祖鲁人黑人家园于“白南非”交界的“边境”小城镇，位于“白南非”一侧。

第二个政策是“边境工业”政策。很多被强制定居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困难，为了让黑人在经济上能够存活，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在“白南非”和“班图斯坦”的边境地带设立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人们白天来到“白南非”工作，晚上回到自己的家园。华人工厂大规模进入南非源于70年代末，与这一政策密切相关。时任南非领导人博塔，鉴于当时南非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上台后积极联盟。台湾地区是南非重要的盟友，也成为在南非投资设厂的重要经济伙伴。90年代中期，台北在比勒陀利亚办事处一项调查显示，1983年到1996年，台湾在南非投资开设的工厂数量从35家增长到620家，主要集中在黑人家园地区和上述边境地区。在这个招商引资过程中，新堡市最为成功，吸引了48家台湾工厂。新堡市瞬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二、大陆人的CMT（来料加工）代工厂

目前，在南非的华人家庭企业有三种，包括香港人/新加坡华人的出口型企业、台湾人的毛衣厂以及大陆人的CMT代工厂。许老师的关注重点在大陆人的CMT代工厂，并着重介绍了“生产型夫妻”和“工厂母亲”这两组人群。

“生产型夫妻”关系极其重要。许老师研究认为，绝大部分华人代工厂都建立在特殊的两性伙伴关系上。“生产型夫妻”特指在中国国内有家室却因为生意伙伴关系在海外形成的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种男女关系有其历史原因。早期投资的台湾工厂在去到南非的时候同时带去了从大陆雇佣的工厂管理人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修理机器的机修人员，通常是男性；二是“带线”，通常是女性。而同一个工厂的“机修”和“带线”，由于工作原因，很容易成为稳定的伙伴关系且结伴出去开设新厂。由此，工厂和家庭产生了互相建构和互相生产的双向过程。这种“生产型夫妻”在新堡是公开的“秘密”，比例极高，占到服装厂的六成以上。这是华人CMT代工厂主要模式，很重要一个特点是自我复制性强。

华人工厂中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群就是“祖鲁工厂母亲”。许老师展示了两种女性形象。其一是1940年典型的黑人母亲形象。她的丈夫、儿子在城市里的矿场工作，自己在农村的家里守候。这种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黑人女性的角色从原来的守望者，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即第二种形象。那时正好是华人工厂大举进入南非的时期，很多祖鲁女性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华人工厂工作。

与中国的工厂女孩不同的是，南非华人工厂里的女性年龄从20多岁跨越到60多岁。很多人不是把工厂工作当作短暂的跳板，而是一辈子的职业依托。当地人称这些女工为“mama mabhodini”，意即“工厂母亲”。许老师做研究的时候，访谈了100多位女工，并做了45个口述采访。而这45人中，只有6位已婚，绝大多数并没有成家。许老师谈及自己访谈过的典型的、以女性为联结的家庭结构：有一位母亲、一位女儿以及女儿的孩子，其中没有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这一现象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黑人家庭结构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有关，有学者称之为“黑人家庭的衰落”。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危机影响矿场和白人农场大规模机械化，大批男性失去就业机会，也失去了组建家庭的经济基础，成为社会的底层阶级，也成为不受欢迎的婚姻伴侣。很多黑人女性由此组成了以不同代际女性成员组成的家庭结构。在这样的家庭中，其中一个女性在服装厂工作，领取工资；另一位女性在家里照看孩子。家庭内部女性成员的互助，成为祖鲁女工在工厂生存的基础，也完成了经济上的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进程。

总结

总结阶段，许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开放式结论。他提到，沃勒斯坦在2013年曾写过短文，认为近年来在全球出现的中国工厂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消耗世界上残留的“工业处女地”。而许老师指出，新堡市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在重新塑造工厂、家庭和社区等一系列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新堡市不是边缘，而是资本主义新的延伸。新的工厂生产模式和家庭组织模式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资本的边陲。许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边陲首先具有地理的属性，但是也意指许老师研究的群体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属性。华人企业和祖鲁女工，他们都不是全球资本主义行业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在大资本不愿意进入的地方努力生存。祖鲁女工作为黑人和女性，可被视为全球劳工金字塔中最后进入的人。许老师解释了自己使用边陲一词的原因。许老师不认同中心和边缘不可逾越的二元结构——边陲恰恰是中心深刻变革的写照，在边陲观察到的现象体现了中心的巨大变革。边陲还有守护的意思。在没有撕破传统家庭和婚姻的最后面纱之前，努力保留传统家庭和婚姻的最后尊严。边陲的第二层含义是眺望。资本的边陲，也在眺望、联结，或预示着远方和未来。这里催生着新的资本、家庭和工厂的形态。在新堡市，撕裂的家庭也是最具资本主义意味的家庭，撕裂的家庭形态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家（企业主）和廉价劳工。

接下来，许亮老师强调中非交往的历史性意义。中非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有深刻意义。资本主义会持续扩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去向何方——是那些在重要节点上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其扩张的方向。中非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极具意义的事件。50年后，我们或许才会认识到其重要性可以比肩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国的改革开放、冷战的终结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非洲角度看中非关系也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还有资本的多面向性和复杂性。有史以来，非洲国家第一次同时接受来自同一个国家不同面向的资本。这将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变革。

谈及全球化与全球中国，许老师表示，中非关系不仅仅是中非或者亚非的叙事，实际上更是全球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节点，是有关资本和文化这些要素相互建构的叙事。叙事不仅关乎中国实力的扩张，同时映照出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以及可能的危机。

最后，许老师谈及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工厂女工在吃饭的时候跳舞。舞蹈主题是“婚礼游行”，有一位女性女扮男装，扮演夫妻。讽刺的是，演绎舞蹈的场所正是撕裂家庭的工业资本的场所，演绎的则是一段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舞蹈。

评议阶段，潘华琼副教授首先进行两点历史背景的补充。其一，南非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导致的南非家庭破裂与1976年发生的索韦托惨案密切相关。惨案过后，整个世界对南非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在这种背景下，南非政府谋出路，开拓新的路径，因此才会出台新的地方政策。其二，1982年，南非白人统治阶层内部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开放的政治变化使得诸如“向东看”等政策成为可能。正是这样的政策鼓舞了赴台招商引资和港台企业家去南非开工厂的机会。随后，潘华琼教授提问道，“生产型夫妻”和“工厂母亲”这两组人群及两个家庭间是否有融合发展和对话的可能？

许老师表示，华人与女工并不是没有互动。他进而将华人工厂主分为三种类型，交易型老板、文化和信仰的积极传播者以及法理型的导师。交易型老板开设工厂和零售店，通过工作或生产交易与工人进行互动。文化和信仰的积极传播者在最早期阶段是台湾工厂主，推崇佛教信仰，甚至定期携工人去台湾进行宗教之旅。也就是说，他们与工人有文化上的互动。第三种为法理型的导师。一些华人工厂由于利润微薄，难以负担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因此指导工人创立自己的合作社。华人公司负责接单，而生产部门却是这些合作社。合作社的工资不受劳工法律要求，相当于公司做成了两个“壳”，让工人自己决定工资，并引领或者指导当地黑人自我创业，试图帮助当地黑人在具体的生产环节实现自主式发展和经济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