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六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撒马尔干的中国历法——蒙古扩张中的知识变动及其文化因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评议。

主讲人郭津嵩老师

本次讲座以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制定的“西征庚午元历”为例，通过辨析这部历法成立的始末和知识基础，讨论跨文化接触下知识如何变动的问题。

学者往往习惯使用“传播—接受”（transmission—reception）的模式来解释文化交流中的知识变动。但是，“传播-接受”不完全是对历史现象的客观描述，而且也是我们对文化间互动进行历史想象所依赖的一种框架。它虽然在许多情境下非常有效，但有时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解释力。科学史研究倾向于认为，只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先进”知识的传播是天然合理的、不需要解释的。这样的假设中隐含了在现代科学影响下形成的一些观念，未必符合历史；带着这样的假设，学者有时会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先行认定传播的发生。耶律楚材制定历法就是一个长期被认定为发生了知识传播的个案，对此一个案的重新审视，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传播—接受”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什么问题，研究跨文化的知识变动还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郭津嵩老师首先介绍了“西征庚午元历”的历史背景和“里差”的含义。公元1219年夏，成吉思汗发动西征，耶律楚材在扈从之列。1220年春，蒙古军队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首都撒马尔干。在成吉思汗停留于撒马尔干的几个月时间内，耶律楚材制成了“西征庚午元历”。庚午元历与当时为蒙古政权所用的金“大明历”之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除了几处细节上的调整之外，最重要的差异是“里差”概念的引入。耶律楚材主要根据对1220年6月17/18日月食的推算和观测来构造“里差”。它表示的是东西方向上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的天象时刻差异，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时差”。只不过，与今天根据地理经度——一种基于球形大地的角度概念——来定义时差不同，耶律楚材的“里差”取决于两个位置之间东西向的直线里数距离。

但是，前人研究却一直倾向于把存在显著差异的“里差”和地理经度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在当时具备经度概念的伊斯兰天文学、地理学影响下的产物。有学者进而试图建立“里差”与托勒密地理经度在数值上的关联性，论证两者都对从中亚到中国的距离估计过大，且夸大比例相当，由此来坐实“里差”收到伊斯兰影响的判断。其基本结论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可。郭津嵩老师则通过对托勒密《地理学》和“马蒙地理学”（Mamūn geography）传统中有关经度数值的覆核，指出它们与“里差”之间并不存在关联。而且，耶律楚材不太可能具备在经度与里数距离之间进行换算所必需的球面几何等知识。对于亲身行至中亚的耶律楚材，根据行程来估计两地距离对他来说才是更为直接、可靠的方法。

郭津嵩老师认为，比起前人研究中的具体得失，更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播-接受”模式的熟悉和青睐限制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和深度。最令人意外的是，此前的研究者一直没有揭示出“里差”算法所包含的最基本的数学关系。按照耶律楚材给出的方法，如果设两地相去里数为10000里，可求得“里差”基本上是2小时整，也就是古代十二时制中的一时。“里差”的设定，其实就是“万里一时”，这在元代人的文字记述中也能找到印证。从这个基本关系出发，郭津嵩老师通过复原耶律楚材的月食计算，重新分析其观测记录，并结合《西游录》中的里程数，推断出他对于撒马尔干与燕京之间距离和时差的估计分别是二万里和二时，从而理清了构造“里差”的依据。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确认，“里差”并没有受到经度概念或数值的影响。

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又该如何重新认识“里差”的意义和它产生的背景呢？首先，“里差”的意义不在于对异域新知的接受，而在于开启了天文学上自觉重视地理差异的新观念。此前的中国天文学主要为宫廷和中央政府服务，除了对晷影的南北变化较为关注之外，总的来说对天象的地理差异非常不敏感。耶律楚材重新审视以往的天文学传统，首次提出“建立都国而各殊”所造成的地理差异是造成历法反复更易的主要原因之一。“里差”在此后元、明、清时期对天象地理差异的研究和认识中有持续的影响。

“里差”虽然在技术内容上没有直接受益于伊斯兰天文学，但它的产生却与东西方两种天文学传统的接触和碰撞有密切的关系。元人为耶律楚材撰写的神道碑文提供的信息显示，他曾作为汉地天文学的代表与当地穆斯林天文学家较量，结果大明历被认定不及西域历法精密，进而影响到蒙古统治者对他本人乃至整个汉人技术群体知识水平的信任。庚午元历就是在此种政治压力之下，仓促间提出的补救方案，其目的并非取代大明历，而是通过简单的修正来维护大明历，进而维护汉地历法传统在蒙古统治下的地位。

耶律楚材的努力在当时并未成功。根据王国维的考证，成吉思汗后期曾一度弃置汉历，改用回历。到托雷、窝阔台时期才又重新恢复使用大明历。曾指导耶律楚材学佛的僧人行秀说“公志天文以革西历”，可见回历的革去和汉历的恢复与耶律楚材很有关系。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前后政治地位明显提升，因而更有可能影响决策。此后，大明历延续官方历法地位，直至1280年忽必烈改行授时历。其间，大明历的影响甚至通过蒙古进一步的征服战争而远达伊朗。在《伊利汗天文表》《史集·中国史》等波斯文献中，都出现了大明历的历元和回归年长等要素。

最后，郭津嵩老师总结了这一个案研究的启示。首先，知识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取决于当事者在特定环境和情势下所做的选择。知识传播的时机和方向，也难以从现代观念出发来把握。其次，“传播—接受”不是文化交流影响知识的唯一模式。耶律楚材在撒马尔干所遭遇的，不仅是新的地理空间，也是新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他必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权之下，面对另一种知识传统的挑战，为汉地天文学重新寻找位置，并在此特殊处境之下重新审视和调整原有的知识资源，以求维护自身地位。郭津嵩老师用政治、文化空间的“转变”（transformation）和当事者对自身传统的“反观”（reflection），来概括庚午元历的个案中所表现出的知识在跨文化互动中发生变动的另一路径。

王一丹教授认为，不同文化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带来的刺激会带来反思，乃至引起更强的创新力，郭津嵩老师从这个例子展开的思考值得重视。她还就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天文学交流补充了一些史料和最新研究的信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江、罗新、张帆、陆扬、陈侃理、付马等几位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邱靖嘉老师都出席讲座，并围绕“回鹘”或“回纥”的用法、西方学者的科学史研究、中国历法的正朔思想传统、蒙元时期的颁朔行为、“万里一时”的观念来源、伊斯兰知识的东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