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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学者讲座72】沈一鸣:贾米在中国——一位15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

发布时间:2021-06-28





未名学者讲座72


2021年5月1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贾米在中国——一位15世纪波斯苏非的文本旅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讲师沈一鸣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宇洁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评议。



沈一鸣老师首先对贾米进行了介绍。贾米于1414年生于赫拉特附近的贾姆村,其父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在40岁左右时加入纳格什班迪耶教团,走上了神秘主义道路。然而,贾米并非一位活跃的苏非实践者,而是将多数精力投入到了写作中。“在社会中独处(Khalvat dar Anjuman)”是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准则,意为在物理上不完全隔绝与社会的交流,而是在心灵上与世俗间完全隔离。这一理论为该教团在中亚融入到当时的宫廷和政治事务提供了基础,也是贾米加入教团后与当时地方统治者互动频繁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贾米的教阶不高,学生也不多,其在世俗社会获得的声望远大于在教团之中的声望。在波斯文学领域,贾米被称为“封印诗人”,是波斯诗歌的集大成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贾米的作品近一半为哲学散文。在哲学领域,贾米是伊本·阿拉比哲学思想的推广者和阐释者。


贾米的作品数量众多且流传很广,沈一鸣老师将其称为“畅销书作家”。贾米所著诗歌类作品有《诗集》、《七宝座》(Haft Awrang)等;散文作品有《勒瓦一合》(Lavāyiḥ)、《阿施阿特·拉玛阿特》(Ashi‘at al-Lama‘āt)、《灿烂的光辉》等;教材《春园》、《法瓦伊得·迪亚依耶》(al-Favāʾid al-Ḍiyāʾiyya)及传记类作品《长老传》(Nafaḥāt al-Uns)、《书信集》等。贾米作品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沟通上层人士、宗教学者以及下层民众的重要作用。有三部贾米的作品可以确认流传至中国,分别是《勒瓦一合》、《阿施阿特·拉玛阿特》和《法瓦伊得·迪亚依耶》。18世纪早期,《勒瓦一合》被刘智译为《真境昭微》,舍起灵则将《阿施阿特·拉玛阿特》译为《昭元秘訣》,《法瓦伊得·迪亚依耶》于2013年被张树奎译为《满俩》。


《七宝座》(Haft Awrang)插画:一位年轻人正在向他父亲寻求有关爱的建议。


接着,沈一鸣老师向大家阐述了贾米在中国的独特性。首先,从赫拉特的中心视角来看,贾米在中国被称为“咋密尊者”“天方大贤”,而其作为诗人和苏非的身份是被遗忘的。他的原文经书被中国的穆斯林个人收藏,秘而不示人,而中文译著则被广泛传抄、印刷。从中国视角看,原文经书进入中原地区的不下百部,其中的“正典”约四十部,贾米作品占其中三部。四十部“正典”中有约十部中文译著,《真境昭微》与《昭元秘诀》便是其中的两部。此外,19世纪,刘智的《天方性理·本经》被马复初、马联元等人先后译为阿拉伯文,并通过朝觐等方式重返伊斯兰世界。可见,贾米的作品完成了一个近似圆环状的流传过程。


有关贾米作品从中亚传至中国的过程,沈一鸣老师分析认为,应是在中国游历传教的苏非个人旅行者将贾米作品带入了中国。从非穆斯林学者顾启元的《客座赘语》和穆斯林学者张中的《归真总义》中,得以发现这些苏非个人旅行者的行迹,而当时中国社会相对开放的氛围,也为贾米作品的传入提供了土壤。贾米的作品从中亚传入中原,经历了三重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在15世纪,经过与同时代苏非学者的竞争,贾米建立了个人声誉;第二重考验是15至18世纪,贾米的部分文本经苏非旅行者进入中国;第三重考验则从17世纪始,经中国经学派的建立和筛选,贾米的三本原文经书和两部中文译著流传至今。


贾米(《春园》插图)


沈一鸣老师对舍起灵的《昭元秘诀》和刘智的《真境昭微》这两个文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因译者的个人教育背景及事业发展方向不同,《昭元秘诀》和《真境昭微》在选词、译文术语的使用,和受众范围等方面有诸多差别。如舍起灵的《昭元秘诀》中使用了包括宋明理学、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哲学词汇;而刘智在《真境昭微》中使用的多为宋明理学词汇。此外,前者的读者多为略通波斯语但不精通儒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后者则被通晓儒家经典的教内外学者广泛阅读。


《昭元秘诀》和《真境昭微》中的地名、人名、经名和苏非专有名词的译法也有诸多不同。《昭元秘诀》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呈现出重音不重形的特点。相比于《昭元秘诀》,刘智在《真境昭微》中较少使用音译词,而是将专有名词以意译的方式翻译出来,这使得该文本同中国传统哲学文本颇为相似。从舍起灵和刘智译本中对ḥaqīqat一词的翻译案例,可以窥见两位译者所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舍起灵在《昭元秘诀》中主要将ḥaqīqat一词译为“真本”和“妙本”。“妙本”和“真本”两词是佛道因素在文本中的体现,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舍起灵受到了唐代重玄派《道德经》经注的影响。刘智则在《真境昭微》中将ḥaqīqat一词译为“真”与“理”,且可以从文本中诸多词语的选用推测译文与朱熹宋明理学的密切联系。


最后,沈一鸣老师对贾米的文本旅行作了简要总结。贾米的文本首先经苏非个人旅行者从中亚带入中原,后经过中国伊斯兰经学派重重筛选,在传递者、读者、新的语境等多方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多样的文本形态。不仅在中国塑造了“传奇”的贾米形象,而且与中国哲学传统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国伊斯兰哲学文本书写的“中国化”。


《贾米全集》长25厘米,宽16厘米,页面根据诗歌的形式在版框内设置有若干个小栏,整体非常有序而美观。



评议环节,王一丹老师指出,沈一鸣老师不仅就贾米的文本旅行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研究,还运用了前沿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体现出扎实的波斯语功底和优秀的学术能力。了解贾米文本如何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译介,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对波斯苏非思想的接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之间文化文明的交融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王宇洁老师补充讲道,文本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进行传递的背后隐藏着极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知识传递脉络。对于讲座中提到的贾米作品传入中国的载体,王宇洁老师从纳格什班迪耶教团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等角度对沈一鸣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