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7日晚上,“未名学者讲座”第11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潮流的向度:再议11-12世纪中国陶瓷的外销”。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丁雨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评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张剑葳主持。
讲座伊始,丁雨老师指出,虽然在相对宏观的概括下11-12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显得不是非常突出,但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区域上都有其独特性,从多个角度去观察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的变化是非常必要的。
丁雨老师首先介绍了中国陶瓷在海外发现的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北宋中期和南宋初期,也就是11世纪中期和12世纪中期,是陶瓷贸易发生重要变化的时间点。11世纪上半叶,多数区域陶瓷产品组合仍以越窑瓷器领衔;从11世纪中期开始,各个地区陶瓷组合差别就开始变得显著。基于空间维度观察,各个地区市场差别也是十分显著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的差别最为明显。从整体上来看,11世纪中期开始,广东陶瓷产品居于重要的地位;到12世纪之后,福建陶瓷日渐崛起,并且伴随着两宋之际龙泉窑系的兴盛而日渐成为更重要的力量。总体而言,11-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范围仍然是广大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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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雨老师在讲座中
中国陶瓷外销的复杂面貌的呈现与国内的生产情况有关。11-12世纪是中国陶瓷生产整体兴盛的一个时期,国内民窑生产地点的兴衰,对于贸易陶瓷的组合情况有重要影响。11-12世纪外销瓷相关窑场以广东福建地区窑场为主。广东地区出产外销瓷的窑场主要有西村窑、潮州窑、奇石窑。西村窑兴盛于北宋时期,产品面貌比较复杂,釉色以青釉为多;潮州笔架山窑在北宋时期生产比较兴盛,以仿景德镇青白瓷为主;奇石窑大体盛烧于两宋,其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非常流行。福建地区窑址也十分丰富,形成了仿景德镇青白瓷、仿浙江青瓷、建窑系黑釉瓷三股力量。其中受景德镇影响的青白瓷窑场兴起于北宋中晚期;在北宋晚期时,随着龙泉窑自身风格的兴起,闽北地区出现了一批仿龙泉窑的窑场,随着南宋时期龙泉窑影响的日益扩大,福建窑场的仿龙泉青瓷也趋于兴盛;建窑黑釉瓷生产兴盛于两宋,南宋时已经形成了以建窑为中心的黑釉的生产体系。总体而言,闽广地区外销产品的面貌受到了景德镇、龙泉窑此类名窑产品的影响;景德镇、龙泉窑兴起之后,其产品也很快加入到外销行列之中,从北宋中晚期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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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青釉凤耳瓶
宋代,颜色釉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陶瓷生产端的兴衰与海外市场的出现息息相关,如果把国内生产情况与外销情况结合,对比其他时段的外销情况,可以发现11-12世纪贸易陶瓷组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经济形态和交流网络。例如,越窑、龙泉窑、景德镇是具有文化引领性质的窑场,9-11世纪初在外销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而在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中期,沿海窑场的仿制产品在海外更有销路,国内的原创性的龙头窑场在海外很多区域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数量优势。这一复杂现象受到仿制水平、交通成本、海外各市场消费水准和使用场景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闽广地区仿制窑群的生产者和相关商业人群在外销瓷贸易中起了重要的衔接作用。
国内陶瓷生产情况为海外陶瓷消费奠定了基础。而消费的最终实现,还受到一系列中间环节的影响。基于此,丁雨老师认为,理解11-12世纪的陶瓷外销格局,尚需对国内政策、国际航路,以及相关的国际局势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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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
宋代,颜色釉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首先国内政策方面,两宋时期统治者实施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鼓励对外贸易。陶瓷外销的国内政策环境相对有利而稳定。区域环境上,沿海区域各港口的兴衰消长与陶瓷外销组合的变化时序一致,例如泉州市舶司的发展。泉州市舶司成立于1087年,其设立说明闽南地区的活跃程度和体量已达到统治者无法忽视的地步。随着闽南地区海外市场的开拓,泉州也随之飞速发展,到南宋末年时,就超过了原先的对外贸易龙头广州。
其次是国际航路。宋元时期存在三条东海贸易航线,分别是以山东半岛的各港为起点的航路,浙江与朝鲜半岛南段直航的航路,从福建经琉球和西南诸岛到九州的航路。在丁雨老师看来,航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点的问题。因为航线需要考虑洋流风向,自然条件的大趋势变动不大,真正变化的是具体停泊的港口,港口可能因区域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市场地所在区域的兴衰和国际局势决定了它是否有消费外来陶瓷的需求,并且会影响局部航线的变动。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中南半岛方面,熙宁战争之后,北宋王朝放弃了恢复交趾的计划,和交趾、占城都有比较正常且频繁的贸易往来;吴哥王朝和中国的贸易来往也比较频繁;缅甸蒲甘王朝在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空前兴盛,成为11世纪后期区域性的贸易中心。马来群岛方面,11世纪后期,苏门答腊北岸成为了重要贸易中心,马来半岛西侧的吉达海岸战略地位也有所提升。总体上而言,东南亚各国虽兴衰程度不同,但都比较重视海上贸易,各国之间战争的缘由也都涉及海上权力和贸易利益,胜利者会建立新的贸易秩序,从而导致航线和贸易港口的局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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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花盆
北宋,颜色釉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丁雨老师指出,站在国际视角,考虑各地区局势变化对贸易的实际影响,比较大的难点是辨析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就是各个地区中央政权的发展策略和相关政策对一线贸易的影响程度。中央态度和政策在向贸易口岸传递的过程和执行层面可能处于不同的情形。中央政策和态度在贸易前沿地区的落实情况,贸易口岸对中央政策的反馈都会影响到贸易本身。
总而言之,两宋时期,陶瓷生产非常兴盛,无论是种类质量还是生产地点,都与前代相比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内贸易政策相对宽松,和海外关系比较友好,官方往来比较密切。国家从海外贸易中所获得的收入虽占比不高,但大体处于上升态势。海外各个区域虽然局势变动不同,但基本上都比较重视海上贸易利益。从长时段来看,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局势变动带来的影响,更多时候在于贸易路线形式和格局的调整,而不是某种贸易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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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窑黑釉盏
宋代,结晶釉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在对11-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情况进行框架性展现之后,丁雨老师提出可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11-12世纪是中国陶瓷外销的低潮时期?其他视角是否同样指向低潮的判断?在沉船材料匮乏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可能探究陶瓷外销的发展变化情况?相较于陶瓷外销的高峰,低潮阶段又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丁雨老师指出,陶瓷贸易的达成包含了供给和需要两个方面,在一方衰退的时候,实际上没办法很好地证实或证伪另一方的发展情况。例如,东非沿海地区的陶瓷出土不多,可能不是由外销瓷的供给侧导致,而是和东非沿海地区局势动荡有关。即使中国陶瓷有丰沛的货源,有很强的出口动力,有通畅的流通路径,但如果市场本身没有消费动力和消费能力,商品也无法流通到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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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窑绞胎罐
宋代,绞胎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丁雨老师通过肯尼亚拉穆群岛上加和曼达遗址的发掘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有消费可能性的市场,相较于9-10世纪,11-12世纪的陶瓷外销并没有强烈的衰退。具体而言,上加聚落在9-12世纪持续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消费市场,上加遗址的中国陶瓷年均数在11-12世纪较前期有所增长,显示出一定的进口发展趋势;曼达9-10世纪是东非沿海最繁荣的区域,此后逐渐衰退,曼达遗址的中国陶瓷年均数在各个时段表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陶瓷占外来陶瓷的比例有所上升。两个遗址共同表明在动荡的11-12世纪,东非沿海地区的中国陶瓷进口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通过对东非沿海地区个案之间、个案与整体之间的比较,可以揭示贸易中供给和需求的两个面向,当二者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的时候,都会造成低潮的表象,但不能因为表象而否定某一方可能仍然存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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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拉穆群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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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教授领队的中肯考古工作队合影
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是探讨11-12世纪初陶瓷外销的关键。在前人基础上,以遗址为中心,可以展开两方面的观察,首先是出土中国陶瓷海外遗址数量的对比。综合各考古发现指标来看,在西印度洋地区,陶瓷外销的波动程度并不像之前所想象的那么剧烈。作为远端市场,西印度洋沿岸地区输入中国陶瓷经历的环节多,运输线长,贸易成功的难度大,整个市场区域相对平稳暗示着11-12世纪初,中国陶瓷外销处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其次是海外遗址出土中国陶瓷数量的比较。丁雨老师选取了斯里兰卡的曼泰和阿莱皮蒂两个遗址进行比较发现,对口贸易港口转移之后,中国陶瓷的输入规模在绝对数量上没有下滑,而是处在平稳的发展阶段,从某些维度上,甚至超过了9-10世纪高峰的阶段。
丁雨老师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学界对11-12世纪初陶瓷外销存在低潮的印象的来源。第一是越窑系青瓷在北宋中晚期的生产问题。之前学界认为北宋早期之后,越窑核心区上林湖开始衰退,所以海外发现的越窑瓷器年代多被判为北宋早期。第二是广东产品的问题。11-12世纪其实是广东产品盛行的时期,但国内学界对广东产品关注不足。第三是区域贸易中心的转移。11世纪驻缅王国和普甘王朝的崛起改变了贸易格局。新兴贸易中心,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地,虽然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但由于考古工作尚未完全展开,这些材料尚未充分纳入研究体系。这些情况都说明低潮印象的适用范围和实质内涵存在着一些探讨的空间,检视材料的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方向去考虑这些材料,或许可以丰富我们观察11-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状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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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峪窑白釉剔花缠枝菊纹缸
宋代,剔花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最后,丁雨老师强调,讨论陶瓷外销的高峰或低谷本质上是探讨其规模,研究者常通过沉船数量、出水陶瓷数量、港口遗址出土数量、海外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的数量及比例等指标进行判断。然而,这些指标与外销规模的关联是间接的,需要考虑航海事故率、考古发现充分性等因素。水下考古的不平衡性和沉船数据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评估结果。此外,和绝对数量相比,对出土遗物不同层次数量比例的观察,更能说明外销瓷的组合和比重问题。海外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的数量对于估量和比较市场销售和份额的变化更有意义。还需注意的是,绝对数量仅是表象,需要结合市场和市场区域的历史背景加以考虑
总之,低潮现象促使我们解构考古现象形成的众多要素,不仅能够提示研究者关注材料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别,还能够比较明确地展现出整体和个案、区域和地点的相合与相悖。同时它也暗示了宏观市场空间之下,贸易供需双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引导我们去深思陶瓷外销网络运行变化的层次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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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树教授进行评议
评议环节,秦大树教授指出,在海上贸易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贡献较多,而中国学者主要依赖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外销瓷和海上贸易,但话语权较少。随着国内陶瓷考古工作的深入、水下考古的发展,以及中国学者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调研,这种情况有所改变。2010年北大考古队在东非肯尼亚进行考古工作,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不同年代和种类的瓷器,揭示了海上贸易的波动性发展过程。最初认为11-12世纪是低潮期,但随着更多资料的收集,这一时期被重新定义为平稳发展期。然而,如果对比9—10世纪的高峰期和13世纪的龙泉窑大量外销,这段时间仍显得较为低迷。秦教授指出,海上贸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尽管丁雨老师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但依然有一些方面可留待后续研究进行完善。此后,丁雨老师、秦大树教授和听众就广东罐的研究、瓷片的计算方法、特定瓷器的定制和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