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赵金刚老师提出，怎么面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次讲座希望在哲学领域之下展开对中国经史传统的思考，探索从中国哲学出发建立一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通过梁启超、李约瑟和赵汀阳对中国史学的描述，赵金刚老师指出中国存在发达的史学传统，在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中，史学的形成也是最自然的。与史学相对，中国哲学则经历过影响巨大的合法性争论，也因此有更明显的学科焦虑。1978年之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退场，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一种不自觉的拿来主义使人们开始习惯性地用西方的历史意识和西方的历史观去关照中国历史。接着，赵金刚老师分析了几种海外汉学的中国观，认为尽管黑格尔关于中国历史的静态观点已经被广为批评，但当前西方汉学主流仍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其中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模式”预设了一个静态的中国社会，而柯文“从中国发现历史”则只是将中国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象存在，而非观察历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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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历史意识和历史观的流变对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当代中国人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叙事的时候，有不自觉的西方化倾向，而传统只是从某些隐秘的位置若隐若现。从内容上看，西方化倾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线性的进步观点，二是成王败寇的非德性视角。对此，赵金刚老师认为，从中国理解历史需要将中国变成看待历史和历史实践的双重主体。这就需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需要思考中华文明的基本原理；二是需要思考中国人最基本的历史态度；三是需要思考中国人如何理解“古今中西”。在此基础上，也许有可能通过理解中国进而理解历史，从而建立起新的全球史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如陈赟、丁耘、赵汀阳、张志强等，都试图通过激活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创立一种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学术尝试。

接下来，赵金刚老师对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进行了阐述。赵金刚老师认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是理解中国、理解整个中国历史和理解中国的重要维度。文明是智识与普遍性原则的提供者，文明的核心原理是为文明内生活的活生生的人提供普遍性原则和支持；中国文明是一个世俗性的文明，而不是一个世俗化的文明，中国的现代化要做的不是从神圣性下移到世俗性，反而要上升到抽象态度和本质主义。

中国文明论或者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有两种讲法，第一种是“正面讲”，就是正面地讲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或者文明论的历史的形而上学。赵金刚老师认为，历史哲学是一个“事件化”的过程，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其实都是讲一种哲学故事，做哲学就是哲学家利用其主观能动性，将刹那的事情事件化，变成真正的历史或历史哲学。理解的过程必然具有地方性，普遍性只能在此基础上生成；一旦脱离了地方性，或脱离了这种具体的经验性以及生存的具体性，普遍性原则是无法存在的。

赵金刚老师认为，中国历史化的形上学最重要的特征是“道气不离”和“即事显理”：“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的事情，“道”的显现优先于“道”的存在。“道气不离”在根本上拒绝了对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道”的阐释。人们参与到其所共同构成的“事”当中，而随着“事”的呈现，“道”也不断敞开；这种理解方式与逻辑论或者观念论对“道”的理解方式完全不同。“道气不离”中的“道”具有极强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甚至“道”和历史本身就是一体圆融的，如果终结了历史，或不谈历史和变化，这恰恰是终结了“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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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壁画

北京石景山法海寺

赵金刚老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聚焦所形成的历史哲学：基于历史本体所形成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基于历史材料所形成的所谓求真的历史哲学，和基于历史认识所形成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赵金刚老师认为，静态的结构忽视了“历史实践”的意义，人在历史本体中实践，通过实践完成历史认识，又创造历史本体，历史材料成为历史实践的前提和结果，实践渗透在历史的每个角落。没有历史就不会有文明，文明存在于历史之中，由历史实践所塑造，并进一步塑造文明的历史，这就是文明与历史的同体性。不同历史哲学或/实践的分化，区分出西方历史哲学和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沧桑感的回应，是一种异乡人的姿态，故而理解历史的时候就会显得无处容身。相较而言，中国对历史的理解是人在世界中，因此中国人不是从历史中抽身，而是置身其中去理解历史，由此形成了对历史“沧桑感”的体悟和天地人相贯通而非人在天地外的思想传统。

接下来，赵金刚老师阐述了如何“反面讲”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并提出需要对西方历史哲学主流传统中的五个方面进行反思，即目的论、个人主义、本质主义、虚无主义和两个世界。

赵金刚老师认为，西方哲学的根基是“两个世界”的假设，具体到历史哲学问题上则表现为有死的时间与不死的永恒之间的矛盾。“两个世界”假设区分了本质和现象，并以本质世界为目的，个体只不过是流动的现象界的造物；具体到历史哲学上，变化的现实世界是有限的，而在有限当中是无法发现意义的，故历史的意义只能在历史之外去寻找。这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表征是历史目的论，即认为历史有一个终极意义的假定，预设了一种作为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的终极目的；反过来，一旦历史的意义由历史的终极目的加以确认，世界在其内在性质上就成为非历史，而认为历史的意义无法在历史内部觅得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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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ted marble figures of Plato

The Academy of Athens, Greek

与之相对，赵金刚老师认为需要重视世俗性的力量：如果我们采取“一个世界”的认识方式，当下才有最大的意义，历史才能成为最真实的事业，而文明才能够得以最终成立、文明才不至于反文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不预设抽象的历史目的，而是认为当下具体的事本身就有意义生成的可能。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以此岸作为文明的家园，既不追求超出现实文明之外的彼岸世界，也没有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中国古代的哲理形态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义理观，这种历史观在根本上拒斥虚无主义，因为它恰恰是在事中、在一种历史的态势当中去理解事件。所以历史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有无限敞开的可能。人们参与到这种“道”敞开的过程中，而“道”的不断敞开，也就是人们创造文明的过程。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做到恰到好处，实现所谓的“时中”，也就获得了当下的历史意义。当下不仅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当下本身就具有自主性，因此生活不需要的不是理念世界的引领，而需要的是人的实践，通过实践在具体的当下敞开，而实践的饱满的生命本身就意味着历史意义的生成。

面向未来，赵金刚老师认为，其所反对的西方哲学传统的五个方面还可以有更为充分的论证，对岁月与文明、生生与文明的合一、自然时间与文明时间等问题也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未来建构新的文明的一个可能起点。

在评议环节，吴飞老师对赵金刚老师的问题意识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延展了赵金刚老师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五点批评。吴飞老师认为，目的论与进化的线性历史观来自基督教，但在当代则由神学变成了历史哲学，其顶峰就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这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的进化主义变成虚无主义，原因在于黑格尔之后，由于进化论失去了目的论变成了达尔文主义，即一种非目的论的进化论。吴飞老师还指出，从19世纪至今，西方学术也由哲学主导在向历史主导转型，其结果是实证主义，但这则导致历史理解的碎片化，缺乏整体性的历史关照，这是当前中西方学术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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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孟庆楠老师为赵金刚老师

颁发未名学者讲座证书及海报

赵金刚老师作了简短回应，提出其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五点批评有内在的因果联系，讨论其中一个必然牵连出另外四个。“生生”的概念构成了一种共在性，真正的张力在“生”和“生生”之间：如何在一次性的“生”之后去不断实现生成，仍有待思考。在讲座的最后阶段，赵金刚老师与现场观众展开了热烈交流，就经验论哲学与文明论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等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