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文研读书01】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7-03-11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327.jpg

 

2017年3月11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文研读书”首场活动——“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文研读书”是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新近发起的系列活动,旨在以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代表性的优秀学术著作为中心,加以研讨,希望在厘清学术传承的同时,深化议题,延伸讨论。“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正是这一系列的首场活动。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336.jpg

 

洪子诚教授,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新诗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其《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中最负盛名的著作。其《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与《文学与历史叙述》等也具有十分广泛的学术影响。在从事专业研究之外,洪子诚教授还写作了一系列学术随笔,结集为《两忆集》与《我的阅读史》等。

《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教授于2016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其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其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356.jpg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半场的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主持。洪子诚教授首先发言。他对于《材料与注释》的写作过程与材料来源做出了说明,并且介绍了其“注释”的主要功能是交代背景与提供参照。他说,尽管该书处理的六篇文学文献各自独立,但在写作时,也有三点核心的问题意识贯彻全书:一是关注1950至1970年代文学生产的组织方式,二是考察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组织发挥的核心作用,三是追踪“周扬集团”的崛起及其文艺政策的展开,同时研究其在与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的过程与原因。洪子诚教授表示,虽然此书已经完成,但他却仍有困惑,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样的材料在不同视野下的处理方法、结论甚至研究者的学术道德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期待听取不同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在发言时指出,《材料与注释》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历史叙述。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既是客观的,同时也是充满个人经验的。她引用傅斯年的观点,强调了发现“新材料”对于提出“新问题”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但她同时说明,“新材料”的发现本身并不等于“新问题”的提出。她以近年鲁迅研究、丁玲研究与周扬研究中的问题为例,认为有的研究者在阐释“新材料”时或者过于苛刻,或者过于站在既定立场上立论,结果导致“新材料”被既有观点收编。而《材料与注释》凭借洪子诚教授的学术品格避免了类似问题,堪称一部“精品”。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表示,《材料与注释》具有一种反理论的理论意义,而“材料与注释”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学术信仰。他在发言中谈及了自己与洪子诚教授的交往,认为在洪子诚教授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品格高下决定学问高低这一道理。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10.jpg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民乐在发言中首先引用了黄子平的说法,称赞洪子诚教授充满学术活力。在他看来,以往对于洪子诚教授及其著作的讨论,大都是在学科视野中进行的。但他认为洪子诚教授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对于学科界限的自觉突破。他说,19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规范”,即形式上的规定性。但在很多时候,当代学术的形式感已经远远大于其应当具有的问题性。而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正是一种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学术。这是因为他的思考与表达并非是在学科视野中进行。认识与理解洪子诚教授,必须引入中国史学传统的维度。他对于历史叙述体式的不断探索,是他与历史相遇的一种方式。在当代学术更多强调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时,洪子诚教授却凸显了“存疑”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材料与注释》通过文本对读捕捉文本意义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姚丹看来,洪子诚教授的学术道路可谓“一个人的文学史”。她认为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方式是“文学”的,而非“知识”的。《材料与注释》中的“注释”更为接近的不是中国古典的注释方式,而是西方世界的解经学与诠释学的方法。除去“注释”,书中对于“材料”的铺排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体选择与价值判断。在洪子诚教授的“克制”背后,她读出了一种“愤怒的激情”。

《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认为,《材料与注释》应当与洪子诚教授的另外两部著作——《我的阅读史》与《回顾一次写作》——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因为它们共同呈现了其对于“重返历史的态度与方法”的思考。在具体分析《材料与注释》之外,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与洪子诚教授交流:一是如何看待《日瓦戈医生》与冷战背景的关系,二是如何评价“打工诗人”许立志及其作品,三是如何理解周扬、丁玲与冯雪峰等人的“权利斗争”,四是新的文艺—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是否会开启。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16.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吉贤在发言中说,洪子诚教授是一位具有文体追求的文学史家。几乎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在实验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材料与注释》正是其在这一脉络中的最新成果。他把此书称为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认为书中《1962年大连会议》一篇的写作最为成功。他还提出了在洪子诚教授的叙述框架与“正史材料”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认为,《材料与注释》的出版将是改变1950至1970年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一个节点。在他看来,此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保留了文本的复杂性,二是保留了评述的开放性,三是保留了研究的延续性。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洪子诚教授在书中采取了让研究者“退居幕后”的研究策略。此外,对于洪子诚教授提出的“一体化”的概念,他指出“一体化”的目标尽管是确定的,但“一体化”的进程却是不断摸索的。因此,所谓“一体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无数裂隙与博弈。这也就决定了对于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应当选择一种内部视角。而《材料与注释》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的“窗口”。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22.jpg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在主持时表示,《材料与注释》是一位老学者提出的新问题。无论学术潮流如何变迁,洪子诚老师在书中处理的问题都始终存在,值得一代又一代研究者认真关注。他特别指出,洪子诚教授有其一以贯之的温润,但也有其始终不渝的坚持。对于这一代人而言,“革命”不仅是文本与语词,以及抽象的乌托邦,更是一种“切肤之痛”。所以当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习惯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讨论老一代学者的“限度”时,也应当知道自己的“限度”所在。而《材料与注释》正为两代研究者展开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外,他还认为洪子诚教授的历史经验不仅是一种个人经验与知识分子经验,更是一种“人”的经验。正因如此,他在书中处理当代作家与批评家的“道德”问题时,才能自觉采用一种历史化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将道德问题本质化。

下半场的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会议召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首先发言。她从四个方面评价了《材料与注释》并且做出引申。一是关于“材料”,她认为此书可以与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参照阅读。在对比中,不难发现洪子诚教授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她认为洪子诚教授既呈现了历史的叙事性,但同时也并未否认历史的真实。相反,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使“材料”文学史化,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二是关于书中六篇“材料”的关联性,她总结它们集中处理的是从“反右”结束到“文革”爆发这一时期的“周扬集团”的命运问题,而这正是既往的周扬研究中十分缺乏的一环。她将之称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六十年代(初期)问题”。三是她提出在双重参照视野中认识与理解这一“六十年代(初期)问题”。所谓“双重参照视野”,一是“文革”视野,一是“八十年代”视野。在前者的参照下,可以继续讨论“周扬集团”的后退主张与同一时期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的“不断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在后者的参照下,可以研究“八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期)”的内在关联。在她看来,“文革”结束以后“拔乱反正”的“正”的指向便是重新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即文学史上的“周扬时代”。四是关于洪子诚教授在《材料与注释》中提出的新的问题,她认为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在承认断裂的前提下看待当代文学史以及当代史的延续性问题,二是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有限性问题。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27.jpg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看来,《材料与注释》可以与钱理群的《岁月沧桑》进行对读。《岁月沧桑》提供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叙述,而《材料与注释》则更多选择使用微观视角,呈现了一种蒙太奇的现场效果。如果说《岁月沧桑》表现了某种连贯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话,那么《材料与注释》则更多关注知识分子身上那些不连贯甚至不确定的方面。他把洪子诚教授的问题意识称为研究个体选择与道德判断背后的主题状态。同时,他还围绕此书重点讨论的“真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真诚”的过度信任,尤其是对于一种连贯与完整的“真诚”形象的自我期待可能导致现实感的丧失。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同样采用了对读的方法,他指出《材料与注释》与洪子诚教授的《1956:百花时代》多有交集,但具体的处理方式却很不相同。在他看来,《材料与注释》打开了更大的问题空间,体现了一种史家的意识与态度。他特别提出,除去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还是一位“写作者”。因此,《材料与注释》也就内在包含了如何在“文史之间”进行写作的问题向度。他以书中的“述史之文”为例,具体分析了洪子诚教授的“春秋笔法”。他认为洪子诚教授的笔法已经达到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学术境界,在其“冷漠叙事”的“假面”背后,是其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思考与选择,其对于研究对象的同情与理解,也都是建立在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鲁太光称赞洪子诚教授具有“童心”。他认为《材料与注释》的重要价值有二:一是揭示了1950至1970年代的“文学权力”之争,二是重建了当时文学场的现场感。在高度肯定了此书的贡献之后,他也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两点问题:一是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正面价值估计不足,二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已经实现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但作家把握现实的能力却严重衰退,或许研究者也可以由此反思对于“多元”的倡导是否具有某种内在局限。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子凌认为,“道德”是《材料与注释》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此书主要处理的是在1950至1970年代的作家与批评家身上“道德”问题是如何出现又是为何出现的问题。他称赞此书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当代文学的精神遗产。他进而提出如何处理研究对象中那些不可穿透之处的问题,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交流。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33.jpg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发言围绕“当代史写作中的‘诚与真’的问题”展开。她认为,所谓“真”包含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个人意义上的“真诚”,一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而“诚与真”的问题就在两者之间展开。她通过引用章太炎与陈垣等人的说法,论证了“注释”作为一种学术文体的合理性。在她看来,洪子诚教授在“注释”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分叉—分裂的历史叙述正呈现了一种历史的现场感。而与多位与会学者谈及的“道德的败坏”问题相比,她说她更为关注的是“语言的败坏”的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崔柯认为,《材料与注释》是一部结构精巧的学术著作,在其间不仅有多重声音反复参照,而且有同一人物与同一文本的反复出现。而洪子诚教授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正在这一精巧的结构设计中得以体现。在他看来,“犹豫不决”便是洪子诚教授的思想方法。《材料与注释》的结构是封闭的,但结论却是开放的,有待于读者参与开掘。

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副教授宋声泉的发言以“文学的《资治通鉴》如何可能”为题。与杨联芬一样,他也引用了傅斯年的观点对于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方式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材料与注释》的核心方法便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是一种对于史学方法的自觉回归。同时,他也指出此书的“材料”与“注释”之间的对话关系还可以继续加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助理研究员李松睿认为,《材料与注释》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范畴,即在学界以往关于“一体化”的论述中,偏重对于“一体化”的进程描述,但对于具体的“人”的处境关注不够。《材料与注释》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他把洪子诚教授的研究方法称为“时间变形记”。他特别强调,与大量研究者利用自己的“后见之明”做出的“时间现形记”式的研究不同,洪子诚教授没有动用自己的时间优势,而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与自我质疑呈现了一幅“变形”的文学史图景。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39.jpg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数位博士生也就《材料与注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岸书指出,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我的阅读史》再到《材料与注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路演进可以称为叙述的“后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邢洋具体分析了《材料与注释》中包含的若干文学史信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静论述了“材料与注释”何以成为一种可能的学术形态。北京大学博士生吴宝林对于书中的具体材料进行了补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秦雅萌认为此书具有摒弃叙述框架、把历史细节放到最为核心的位置上的特点,认为其接近黄子平倡导的“想象的文学博物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曲楠将此书与钱理群的《岁月沧桑》、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放在一起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罗雅琳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的三种“真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孙大坤就这一时期文坛的人事与制度问题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在主持时指出,《材料与注释》自问世以来,先后在上海与北京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这本身就说明了此书具有的学术价值。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考是“常为新的”。他提示大家在评价《材料与注释》时,还应当关注洪子诚教授在同一时期写作的另外一部著作《读作品记》。《读作品记》已经在相关期刊上完成连载,并且将于今年年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能更为完整地把握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最新思考。

 

微信图片_20170317143444.jpg

 

在“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的最后,洪子诚教授进行了总结回应。他首先就若干具体问题做出了说明。一是他认为《材料与注释》中让他最为不满的是关于林默涵的部分。他坦言与其他研究对象相比,他对于林默涵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二是在他看来,如何在充分尊重“材料”的同时充分尊重“材料”背后的“人”,这始终是学术工作的难点所在。三是对于学界称赞他重视历史的叙述性的做法,他强调自己更为重视的还是事实本身。具体到《材料与注释》中,他对于“材料”的选择标准便是取决于“材料”能够提供的事实多寡。四是他认同1950至1970年代文学的最大问题便是“语言的败坏”。他说自己之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之外一直关注新诗,就是基于新诗在语言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判断。在回应了这些问题之后,洪子诚教授又做了五点总结。一是他引用木山英雄的说法,自称是“即将被消灭的一代”,强调代际身份与他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他说尽管学界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多有总结,但无论是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写作《材料与注释》,在具体写作时他并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三是尽管他的研究偏重历史,特别是对于文学制度的考察,但他仍然认为文本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四是在历史的复杂化与简化之间,他主张采取辩证态度,因为复杂化固然重要,但往往抽象更有力量。五是他表示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研究历史,优势与劣势兼具,对于两者都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

在洪子诚教授的总结回应之后,“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圆满结束。洪子诚教授与其他与会代表的发言将在经过本人审阅与修订以后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