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西古代统治:制度与观念——马克垚教授著作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围绕马克垚教授的新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展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垚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彭小瑜教授、黄春高教授、叶炜副教授、李隆国副教授、张新刚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方诚峰副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
研讨会现场
论坛开始,李猛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和研讨会的主要内容。马克垚教授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资深学者,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制度、思想、社会提供了一种典范,其新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所探讨的专制制度问题,不论是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还是反思中国历史传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垚教授随后在引言中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在六十余年的世界中古史研究中,他在偏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也涉及到了法律政治问题。本书就是对这种法律政治问题进行探讨,马克垚教授在写作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四点想法:
首先,通常的观念认为,相对于世界中古史上的西欧命题“王在法下”,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王在法上”。而马克垚教授认为,中国也存在“法大于王”的思想和观念,比如皇权受到先王之法、自己制定的法律、礼等规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其次,如果认为皇权受到了限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所谓的专制呢?马克垚教授曾经认为,受到官僚制度、法律限制的中国皇权不能算是一种专制制度。对于这一观点,祝总斌教授认为并不成立,比如官僚制度发达的明代,皇帝依照廷杖制度可以直接将大臣杖毙,因此并不能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专制制度。
再次,如果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这种有限专制的现象?马克垚教授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解决此问题的灵感。他考察了民主与专制二分思想的来源,即西方认为专制是东方文明的专属,而希腊等文明国家则是民主的发源地。若跳出这个二分法所对应的地域边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非东方世界的罗马、俄国(半亚洲式的)、英国、法国、两河流域都发展出了有限的专制制度——这一观点构成了《古代专制制度考察》的主要内容。
马克垚教授
最后,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马克垚教授也产生了两点疑惑。第一点在于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本身就是西方的观念,在著作中使用这一观念来讨论各个地区的文明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够用专制制度进行客观指代?第二点在于制度的客观性与运作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二者很难分清楚。若从史料来考察,所谓专制制度下的大多数皇帝其实都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运作上无法实现完全的专制。马克垚教授认为以上两点是本书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希望在本次研讨会上听取其他学者的意见与批评,得以吸收改进。
李猛教授认为,这本书既体现了世界史的内容,又体现了对中国史的观照。讲座的上半场,他首先邀请了研究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老师对本书进行总体评价。
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结合自己研究中国制度史的经验进行了评论。首先,他认为该著作在知识上对研究者很有启发,许多论点都富有新意,并希望马克垚教授能够进一步将论述拓展到古埃及、拜占庭等古国。其次,阎步克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主要从政府类型等政治学视角出发,而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则以东方主义这样一个文化视角切入,且这本著作并没有出现为了抗衡东方主义而出现的西方主义思维。再次,阎步克教授认为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视角,带有价值判断,没有对政体进行客观实证研究,而中国人习惯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起来。对专制进行实证研究,就是观察政权集权程度的高低,因此不同的定义会生发不同的观察角度,对专制的理解也就不尽相同。
阎步克教授
此外,阎步克教授认为研究历史要有连续的视角,即与现代进行对比。中国古今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中西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在客观上表明了东西方主义视角依然很有价值。历史上中国诸多显赫的帝国与帝王与当下东方文明所存在的各种现象都表明东方专制主义并非完全虚构。更进一步说,专制制度的好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都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历史上,人们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其次是秩序和正义。专制君主制与贵族制、部落制孰优孰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前者同样留下了盛世和灿烂的文明。因此马克垚教授反对一味贬低专制制度是无可非议的。
阎步克教授还认为,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制度发展是社会自然进化的结果,并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一些威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一些民主化的国家反而陷入了衰败的境遇。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深厚的集权主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形塑了当下对制度的选择,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人对制度的自信与日俱增,未来很有可能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形成强大的集权体制。在此背景下,从历史的连续性出发去理解历史上的专制体制会有不同的答案。
侯旭东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也从事中国史研究。他认为马克垚教授的著作破除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学术建构,将罗马、英国、法国等国历史纳入专制政体的分析框架中是一个突出的贡献;其次,他认为著作中所提到专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差异,以及两种制度下的军事、法律、财政间的差异为何,仍有待探讨;再次,如果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学术话语未必客观普遍,那么同样出自西方学术的政体分类学同样值得怀疑,能否建立中国自己的政体论同样是值得探索的话题;另外,用专制来指代中国古代时期的历史其实容易形成理解上的障碍,消解了历史连续性,而改用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来描述似乎更加清晰;最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本书所揭示的专制主义的普遍性意味着历史中有很多不变的存在,如果我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制度创造,还需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能简单贬低敌视。
彭小瑜教授
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当前的研究发表了看法。首先,他认为中国历史往往以故事的方式呈现,而且集中于中央层面,中间与地方治理的内容则在史料中比较缺失,所以他最后选择从事世界史的研究,也是希望从制度方面有所借鉴;其次,如果能够抛开整体的制度研究社会治理,则会有很多突破性的发现,比如在专制制度背景下去考察实际的社会治理的利弊,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等等。再次,他认为评价制度也不能简单化,需要回到当时历史背景下,回到老百姓的幸福感中,当前教科书中对历史事件、历史制度的评价其实是有失客观的。最后,他认为从事制度研究不能大而化之,需要有更多细节的材料作为支撑。比如新近的研究就发现君主集权的埃及、波斯等古代帝国存在大量的社会自治和地方自主性迹象,用集权或者专制的话语来描述往往成为一种不适当的标签,过度概念化障碍了对历史的认识,所以还需要学者做进一步的专门化研究。
黄春高教授
北大历史系黄春高教授从学术和文本两个方面评价了这本著作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以往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讨论专制主义时都是在谈东方的国家和文明,西方人看待自己的传统都认为是民主的。而本书则将专制看作东西方都存在过的政体,这在学术史意义上是一大贡献;此外,一般意义上对专制主义的讨论是带有情感色彩的,比如西方学者对英国、法国的集体主义制度多带有赞同意味,而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则进行了去感情化的处理,研究了希腊、罗马等西方历史中的专制传统,这也是学术史上的贡献。其次,是从文本本身引出对专制主义的道德判断问题。虽然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就有政治与道德分离,但现在依然认为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西方往往会带着价值判断的眼光看待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可是历史中的大多数制度在当时都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支持的,因此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到更加中立的专制主义政体。
李猛教授
李猛教授随后进行了回应,首先他认为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尝试着把“专制”这一政治批评概念转换为历史分析概念,并起到去污名化的效果。传统的政体分析是在希腊城邦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有大量的政治现象既不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框架之中,也不在现有的民主分析框架里。专制这一概念不被认为是一种政体,而这本著作却将其作为政体进行尝试。从历史来看,其实存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运作受限制的现象,也存在不绝对的制度运行中权力使用的独裁情形。其次,这本著作对专制制度的定义包括了军队、司法和税收等方面,但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与其他如奴隶制、君主制政体在这三个方面有何区别。早期的专制主义是封建派用来攻击君主制的,因此专制制度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
叶炜副教授
讲座的下半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叶炜首先进行了评论,他主要谈这本著作对他的启发。首先,马克垚教授出于学术自觉打破了传统东方主义的视角,从具体的地区来研究世界各国的制度历史,这种方法值得借鉴。其次,在世界史的研究中要注重存异求同,中日这样相近的文明求同容易,所以关键在于求异;而在各种差异极大的文明之间,更重要的是求同,这种研究侧重值得效仿。最后,叶炜副教授也提到从著作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即不同地区的专制政体是否有发展程度的区别,不同类型的专制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专制政体对不同地区发展有何种影响。
李隆国副教授
作为马克垚教授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李隆国副教授首先对该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而且为世界史学科的后学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其次,他也向中国史的同行表示感谢,因为对于研究世界史、中世纪史的学者来说,要能够作出让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从中国史的研究中吸收概念和方法与西方学者对话,马克垚教授的著作就是吸收中国史创新世界史的一个典范。最后,他用欧盟科学基金会的罗马世界转型研究作为例子,解释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对研究带来的启发,比如从马克垚教授的专制主义政体出发,可以超越传统研究视角所见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并观察君权如何与贵族政治结合得以形成,比如蛮族将领依靠教会获得了立法权。
方诚峰副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从三个方面谈了著作对他的影响和启发。首先,他认为这本著作让他意识到了中国古代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结构的复杂性,将中国的国家制度放在世界历史中去考察,可以发现背后相似的逻辑与机理;这种比较也能发现其实在传统中国史研究中使用的政权、朝廷等概念其实过于简单化了。其次,他认为本书的贡献可能在于古代君主制度研究而非专制制度研究,因为不同学者对古代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定义,马克垚教授笔下的专制其实等同于他人所说的君主集权制。使用专制话语消解了其背后附加的各种意义,很可能无法让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满意,专制在学术界的传播本身就是各种主义作用的结果,抽离了专制背后的主义色彩和愿景是否容易造成混乱。最后,他认为马克垚教授在著作中关于专制制度中军队、官僚、税收的讨论,其实与学术界对国家形成、国家能力的讨论相契合,隐含了现代国家是古代国家完善、能力提高的预设。而这本著作主要与东方主义对话,如果也同国家主义、国家能力等理论对话,又该如何看待古代专制政体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点值得探讨。
田耕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主要结合韦伯的研究展开评论。首先,韦伯在讨论国家时一方面将统治作为即社会行动学的概念进行解释,即统治是一种人身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拒绝了政体类型学的进路,从组织的角度来探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比如军事、政治、司法三种早期的现代组织催生了现代国家。马克垚教授著作的启发在于,这三个组织层面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区域,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其次,韦伯并没有严格建立政体类型学与行动支配类型的关系。以中西封建制为例,他认为对应于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之间的变体,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历史社会学对国家的认识。比如他们将罗马帝国西北部的专制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而在韦伯之前的德意志政治经济学则将这种制度称为可启蒙的专制政体,以此严格地区分了来自古代专制政体中的因素。但是以上的理解都是局限于16世纪后的领土式的国家形态,这些成果在其他地区可能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田耕助理教授认为,历史社会学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与马克垚教授的研究相吻合,就是要跳出狭义的西方视域,在更广的范围内来考察韦伯的学说。
李猛教授随后进行补充。在韦伯研究中,他使用的分析概念恰恰是专制而不是方诚峰副教授所钟意的君主集权,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强调制度化还是人身关系的一面。由此引申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和差别是什么,可能也在于传统的军事和皇帝体制是高度人身化的。
张新刚助理教授
北大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主要结合对希腊史的研究发表了评论。首先,他认为这本著作对他的启发在于研究既要做细,也要照顾到大方面的考察,努力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其次,他认为这本著作重新定义了专制制度,赋予其中性评价,超越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将问题带回到了政治本身;再次,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暗含了公民的积极参与,并不把专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而这本著作的意义在于破除了直接民主的神话,将民主制度还原到城邦内部权利的组织和权利的斗争;最后,张新刚助理教授也表达了一点疑惑,希腊雅典的政治被本书排除在专制制度的分析之外,是否预设了早期希腊的城邦制度达不到后来专制制度对军事、税收、官僚的要求;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混合政体的追求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本身就非常排斥专制。他认为,除了传统的西方与东方这一对视角,还存在希腊与希腊之后这一新的研究进路。
最后,马克垚教授对各位教授的热烈评论和建议表示感谢,希望在吸收大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