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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读书08】休谟与启蒙运动

发布时间:2018-03-17

2018年3月17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休谟与启蒙运动——《大卫·休谟传》读书研讨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周保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张正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杨璐作主题发言。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吴红列、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出席本次会议并担任评议。

 

 

本次研讨会围绕由北京启真馆出版的《大卫·休谟传》一书展开。会议伊始,李宏图教授表示,举办本次研讨会是为了讨论研究大卫·休谟对当下的意义。三位评议人随后发言。

 

吴红列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

 

吴红列教授首先发言。他首先肯定了《休谟传》的可读性及中文译文的流畅性,继而指出,休谟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书籍在国外如同恒河沙数——也正因如此,以他为传主的传记书写难度极大。莫斯纳(Earnest C. Messner)的这本《休谟传》却摆脱了人们一直以来贴在休谟身上的“哲学家”“思想家”标签,以“文人”这一新颖独到的定位书写大卫·休谟的人生。此举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更还原了其作为一名18世纪文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吴红列教授指出,今日我们在做思想史研究时,不能单看研究对象的著作,还要考虑其写下文句时身处的环境和想法——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思路发展。人物传记写得再好,终究还是第二手资料。我们都盼望着由周保巍老师译著的《休谟通信集》能早日完成。

 

康子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康子兴副教授以一篇题为《凡人休谟》的文章开始了评议。该文将莫斯纳《休谟传》的贡献总结为:将休谟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凡夫。康子兴副教授表示,自己起初对这一评价并不赞同,传记书写中过多的生活细节、时代背景描写无益于理解传主思想。但在完成阅读之后,他转变了看法:书中对休谟个人生活的描写虽篇幅巨大,但首次面世的新材料众多,且作者在评述休谟的生活、思想时行文非常克制。

康子兴副教授特别就本书最后的章节,亦是休谟一生中最后的著作——自传《我的一生》展开了探讨。他指出,休谟特意为自己的死亡而写作这一行为,具有很强的哲学上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这部自传,让他的死成为“再生”的契机——自己虽然死去,但后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著作的讨论会让另一个精神性的休谟在众人的评议中永存。这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思考方式。

 

张正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张正萍老师继续探讨哲人之死。她认为,休谟在墓碑上不留一字的做法,意在将自己的怀疑主义思想留给世人评判。她强调,休谟不仅是“文人”,更是“启蒙文人”。他对宗教的观点引发了18世纪主流社会人士的强烈抨击,也被同时代学者指控为“异端学说”。但现在看来,休谟的怀疑主义时期正是他作为启蒙哲学家留给世人最宝贵的遗产。

《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道德的判断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道德感”等观点。这些观点为何触动了同时代学者的敏感神经?又为休谟招来了哈奇森等人怎样的批评?对此,张正萍老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她最后总结道,尽管莫斯纳在《休谟传》中并未过多着墨于评判休谟的思想,但从篇幅安排以及全书洋溢的启蒙色彩中可以感受到,莫斯纳在试图突出休谟的“启蒙哲人”身份。

 

周保巍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在听取评议人意见后,《休谟传》译者周保巍副教授对其中一些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赞同“休谟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公正评价”的看法,又同张正萍就“休谟是否是怀疑主义者”这一观点交换了看法。他指出,哈奇森对休谟的反感并非因为他视休谟为怀疑主义者,而在于二者从事道德事业时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画家路径,哈奇森通过描述道德本身的美好驱动众人做善事;另一种是休谟式的解构学家路径,即以全然理性的态度对待道德。哈奇森认为,休谟在对待道德事业时缺少温暖,他重视的是道德判断背后的运作机制——二者的隔阂正在于此。

周保巍副教授还表示,休谟对18世纪宗教信仰的真正威胁在于,他抽离了宗教的前提,转而从人类的知、情、意中推断出道德的法则。此外,他还从逻辑上驳斥了对有限世界背后有一位无限的全知全善全能神的推导。

 

张正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张正萍老师在后半阶段的主题发言,首先介绍了对自己的论文(《激情的自然史与休谟的商业社会观》)起到了铺垫作用的三种前人研究,而后重点阐述了“文明(市民)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区别。张正萍认为,我们讨论“文明(市民)社会”一词时虽然也会涉及历史,但总体偏向于在共识性的维度上讨论它的政治含义;“商业社会”则不同,这一概念本就源于人类发展四阶段论,是典型的历史观。张正萍表示,由此处开展研究,可以对休谟是否将18世纪的人性研究普遍适用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这一问题进行论证。她坦言,这正是自己选题的初衷,即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对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中针对休谟的一些批判观点进行反驳。随后,张正萍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框架。王楠副教授赞扬了她的研究方向和设想,建议她深入挖掘同为休谟著作的《英国史》,并将其与《人性论》结合,进一步还原休谟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

 

杨璐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之后的讨论围绕杨璐老师《同情与效用:大卫·休谟的道德科学》这一论文展开。该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休谟放在道德科学兴起的传统里考察其方法论转变、问题意识和基本任务,并揭示出社会学自身的精神性面相。杨璐介绍道,论文事实上的主体是“观念论的改造”。这一章节处理了休谟是如何突破现代哲学观念论的困境,将规范秩序重新奠基在对人的观念、想象、激情、动机、行动等社会性机制的理解之上等问题。

此外,杨璐也谈到了休谟的墓碑。她认为,正如无字的墓碑一般,休谟的《人性论》也没有独断式的结论。他的理论至今仍是敞开的,留给后人不断修正、丰富的空间。在研究过程中,这一点带给了她很多感动。

 

吴红列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法学院

 

吴红列教授表示,在阅读苏格兰思想家的著作时一定要考虑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即自成一套的法律体系。自然法的引进冲击了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此后,我们在哈奇森、休谟、斯密、亚当·福格森、约翰·米勒等思想家的著作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条影响脉络。从依靠外界约束力转向从情感出发,并以审慎、自律的态度追求道德——这一变化体现了苏格兰历代思想家的努力。

吴红列教授还谈到,亚当·斯密和休谟私交甚密,二人对商业社会等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唯独在道德情感的问题上,亚当·斯密引《道德情操论》第四卷对休谟的效用论进行了批判。吴红列教授认为,要理解休谟的效用论,一定要熟悉亚当·斯密的批判。他还指出,二人的分歧归根究底在于同情理论的不同。

研讨会临近尾声,与会学者围绕休谟思想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李宏图教授将整场讨论归纳为简单的两点,即“凡人休谟”与“文人休谟”。“凡人休谟”研究的意义在于挖掘其生活经历同个人情感与思想之间的关联;“文人休谟”则直接点明其作为启蒙者的身份。李宏图教授表示,在当下,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18世纪的苏格兰有很多相似之处。李宏图教授还希望借由对休谟的研究提醒中国学者,可以为剧烈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做一些启蒙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