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读书 | 第12期
2018年9月27日晚，“文研读书”第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政治的魔力之手——《国王神迹》中的政治表象与心态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绪山作引言；文研院特邀教授者、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春高，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振萍，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这次会议的研读对象为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著《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一书，该书由张绪山教授翻译并于2018年8月付梓出版。论坛开始后，李猛教授指出，《国王神迹》一书是国内新近出版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的法文版于1924年出版，后续影响很大且越来越受重视，是一部值得诸位学者进行讨论的著作。
《国王神迹》中译本书影
随后，张绪山教授发言。他首先介绍了马克·布洛赫的生平与著作。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布洛赫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人物——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并撰写了诸多历史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八本：《法兰西岛》、《国王与农奴》、《封建社会》、《奇怪的战败》、《国王神迹》、《为欧洲社会比较史研究而奋斗》、《历史学家的技艺》和《法国农村史》。这些著作大多已翻译成中文。《封建社会》与《国王神迹》篇幅最长。但和《封建社会》相反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国王神迹》一书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出版半个世纪后，研究者才发现它的价值。
接着，张绪山教授介绍了《国王神迹》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该书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既不熟悉它的研究主题，也不了解布洛赫的写作动机——他想为欧洲政治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当时的政治史学界都在研究行政司法、机构运作等内容，因次。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所研究的“国王的触摸”是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但布洛赫认为，必须要研究围绕着王权滋长起来的信仰和传说。表面上，这本书研究的是奇迹的历史，但这种奇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政治行为，并可从中看出“宽泛而真实意义上的欧洲政治史”。张绪山教授指出，该书研究的时间跨度是11世纪到18世纪，范围是英、法两国。布洛赫实际上研究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王用手触摸为人治瘰疬病这种现象，二是探究人们为何相信触摸即可治病这种奇迹。
《国王神迹》法文版书影
在总述了《国王神迹》一书的两方面内容后，张绪山教授就四个方面对该书的观点作逐一讲解。
第一个方面有关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编者注：即鼠疫）仪式的开端。在墨洛温王朝末期，“矮子”丕平在751年接受了教皇的涂油加冕，从而开始利用神学基督教伦理塑造王位合法性。为了体现王权的神圣性，卡佩王朝的国王需要把自己的权力超自然化，因而想到了触摸治病的方式。而英国的这一观念主要是从法国卡佩王朝习得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英、法两国触摸仪式的共性和特性。仪式的进行时间是在加冕礼或一些重大的宗教节日之后，形式是触摸并在伤口上划十字，国王口中念“国王为你触摸，上帝为你治疗”。在这期间，法国发展出了到科尔贝尼参拜圣马库尔修道院后接受触摸治疗的习惯，这是由于圣马库尔和“坏脖子”谐音；而英国则发展出了在治疗时赠与患者钱币的做法，后来钱币演化为了“治病戒指”，圣化后的戒指即具备了治病的功能。
第三个方面有关两国人民为何会相信这种奇迹。首先，瘰疬病本身具有“在中世纪相当普遍、不至死且容易自行康复”的特性，因此，很多人将自然康复归于国王的触摸——即便没有康复也会归结于信仰不够；其次，中世纪人民在基督教伦理的范围之内，相信国王具有神圣性，这种信仰也使得民众相信这一奇迹。国王的阴谋和民众的心态最终造成民众普遍的信任。第四个方面则关于这一神迹衰落的时间和原因。布洛赫认为，在17、18世纪，英法相继发生革命，通过文艺复兴，人们已经开始对客观的自然性规律有了认识，超自然的东西不太被相信了。在英国，这一仪式结束于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驻开始，在法国则结束于1825年查理十世时期。
15世纪的手抄本中描绘了克洛维一世用手触摸治疗的场景
在讲解完布洛赫的研究成果之后，张绪山教授对该书有关政治史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概括。他指出，该书的第一个贡献是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范畴，改变了过去研究国王历史时仅考虑制度运作的局面，把国王神迹这类有趣的东西纳入了历史研究之中。第二是对民众的心态、心理作研究，这改变了东西方历史上无人研究民众所思所想和情感世界的局面。第三是扩大历史学材料的范围，该书的材料不仅局限在官方档案，还扩大至行政材料、经济材料、肖像、绘画、政治学、小册子、诗文、律师信件以及民众的谈话。此外，张绪山教授还指出，该书推动了很多新研究法的创立。宗教心理学、人类学、长时段研究以及英法两国的比较等都是布洛赫做出的贡献。
最后，张绪山教授总结道，所谓的国王神迹就是把国王的神圣性纳入基督教伦理之后展现出来的行为。国王创造奇迹意味着上帝的拣选，意味着政权的合理性由天命所归。张绪山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也存有这种神命，中国的崇拜从夏商周到民国都是一以贯之的自然崇拜；刘邦、萧衍、朱元璋等古代皇帝乃至民国时期的袁世凯都利用诸如“天赋异象”、“神人托梦”等神迹来证明自己的神圣性。中国的自然崇拜没有经历过西欧基督教那样的改造过程，但神迹却具有类似的特征。因此，张绪山教授期待有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对中国的“皇帝神迹”进行研究，对东西方的神迹作比较，由此打通中外历史的藩篱。
张绪山教授引言完毕后，其他与会学者纷纷参与到讨论之中。
黄春高教授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和《法国农村史》的架构而言，《国王神迹》是一本完全按照历史著作的写法而创作的书——该书中罗列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材料。同时，这也是一本非传统的政治史著作，它不尊崇兰克以来从官方档案中获得材料的传统，而是“从垃圾堆里”找材料。黄春高教授对布洛赫本人和该书的关系也作了新的思考，他认为，布洛赫是一位无神论者，而《国王神迹》是一本讨论神的著作；布洛赫是一位犹太人，而《国王神迹》在讨论基督教问题。因此，该书在行文中表现出了一种对奇迹的批判，对上层愚弄下层、下层被上层愚弄的讽刺。这种态度可能也是该书在基督教世界不受关注的一个原因。而之所以后来又被主流学界接受，则是出于年鉴学派掌握了话语权的缘故。
文研读书现场
随后，黄春高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神迹为什么在近代早期（而非中世纪）被特别推崇呢？他认为，这是由于在中世纪，神迹由教会掌控，而在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一直处在对抗状态——教会的“双剑理论”就是一个重要表现。而到了近代早期，绝对君主制时代到来，人民不断地加强国王的权力，把神迹加于国王身上。其次，在中世纪，大众从来都是被忽视的，并不会被放在政治博弈的力量之中——中世纪国王的权力仅来源于上帝和贵族，对于民众的心态和服从在政治中的地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结合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为《国王神迹》作的序言，黄春高教授进一步提出，在新政治史的观念中，用“政治史”这一概念去研究中世纪可能是不妥的，用“权力史”来表达更为适合。
随后，黄振萍副教授从中国史学者的角度提出了几点看法。他认为，《国王神迹》一书的政治史与普遍熟知的中国政治史研究是迥异的，既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制度史，也没有集团或内部、自上而下的政治操作，而是研究了神圣化王权的表现形式、集体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但是中国在韦伯所谓“祛魅之前”的时代，也和西方一样弥漫着神圣性的东西。作为中国史的学者，他认为，这很有趣味，能够给中国史学习者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神迹之事的文人有一定的理性和知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神迹”，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支持他们这么做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振萍副教授继而指出，不应当仅仅以这本书作为载体对中国史进行直接比较，而是可以迂回地进入，激发我们作为“他者”的思考。在中国存在“人文性的早熟”问题，存在一种和宗教关系不大的文治体系，但在这一体系之中又有各种神怪的东西——这可能与中国存在“治统”与“道统”的兼并有关。布洛赫的书恰好在这方面启发了对中国这种权力形式的探索。中国皇帝“御制”和“钦定”的书籍使得本来是人文性的作品具有了神圣性，这种皇权对知识的操作，使得中国的知识有了界限和禁区，也导致了各种文字狱等使自由缺失的现象，形成了一种超自然的神圣性操作系统。这能为解释传统中国缺乏知识自由提供一条思考的渠道。
田耕助理教授
田耕老师随后发言。他指出，布洛赫的这本书是受益于德国思维的。德国学者对欧洲传统旧制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早：有关国王权力的研究，从1924年的《国王神迹》到施拉姆在1939年对加冕礼进行系统研究再到1957年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研究，这条线结合得特别紧密。关于比较史学，田耕老师指出，布洛赫的《为欧洲社会的比较是研究而奋斗》主要针对的是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和迈内克等人——这也是其与德国思维互动的结果。
田耕老师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该书，他认为，对古王权在神学和法学层面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衍生出了社会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集体心态和“Magic Power”——类似韦伯的克里斯马的说法，即将神迹、魔力等概念进行了政治化。这两个概念的线路正好对应了《国王神迹》结构的两个层面。布洛赫的做法就是从克里斯马的这一高度个人性的概念中走出来，用集体心态来论证其实不堪维系的王权。这两个概念在进入社会科学的同时瓦解了布洛赫写作的基本历史情境，即中世纪后的王权主要是神权和法学上的合法性，而这在近代社会科学中是很难见到的其痕迹的。田耕老师认为，这是今天重读此书的重要意义。田耕老师在发言中还提出了神迹的存在对王朝延续的作用，对此，他指出，这是理解国王权力中神权和法权关系的核心问题。
查理二世在用手触摸治疗的场景
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17世纪，版画
李猛教授随后就田耕老师的论点展开深入讨论。他认为，要精确地界定《国王神迹》所指的现象，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点是关于这一现象的起源问题。李猛教授认为，它主要还是起源于基督教的理论而不是古日耳曼人的原始宗教色彩的东西。他的基督教性质使得这一过程更像是王权僭夺教会这一特权的过程，使国王成为兼具神圣性和奇迹的国王，直到近代法理重新定义国王。第二点是国王的神圣性面向的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问题。李猛教授指出，国王的神圣性并不只是落在涂油和加冕礼上——神圣仪式并不是核心焦点。若要理解国王的神圣性，应分清面向群体和面向个体两个不同层次，大多数神圣仪式（包括中国古代的）都是面向群体的。而在英法两国发展出了直接面向个体的治病仪式，为何会是这种情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李猛教授进一步指出，国王长期延续的神迹实际上是和韦伯的克里斯马理论高度不相容的。韦伯所缺少的就是对前现代社会一些长期稳定观念的研究，而布洛赫在该书中的研究解释了如果仅仅研究王权的法理性的话，是无法解释对王权忠诚感的长期稳定性的。对此，李猛教授认为，这是布洛赫打开的一扇超越马克斯·韦伯的对合法性权威的传统理解的大门。布洛赫对英法出现而其他国家没出现神迹的偶然性研究是一个高度历史学的解释，而非社会学研究的解释，这证明了个人意志的作用能够对制度形成惯制发挥作用。个人的努力怎么使制度发生变化，制度的变迁和长期演进是如何完成的……李猛教授认为，在这方面，布洛赫的论述相当有启发性。
赖建诚教授
赖建诚教授在讨论中分享了他与《国王神迹》一书四十年来的“恩怨”，他用个人的经历讲述了关于该书的种种。赖建诚教授谈到，在上世纪70年代去法国留学的历程中。他到达了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这一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74年创办的年鉴学派大本营，并在该学校读了很多年鉴学派的作品。其中，赖建诚教授比较青睐的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就是马克·布洛赫，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国王神迹》。直到2010年接近退休时，他重新涌现了彻底搞懂这本书并写一本升级版的热情。他认真研读了能找到的所有相关文献以补充80年前的《国王神迹》一书。但最终，因没有中世纪史的学术背景而没能做出超出布洛赫的结论。后来，他又以《王权与神权》为题整理了很多资料，整理了包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地治疗瘰疬病的“前医疗”方法以及布洛赫未能发掘到的图片手稿等资料以补充布洛赫的研究。在会上，赖建诚教授慷慨地分享了收集到的丰富材料。
赖建诚教授在会上还提出了按照犹太姓，布洛赫应被译为布洛克的翻译问题。此外，他也提出了将完成《国王神迹》2.0版的希望托付给年轻一代学者的想法。他指出，现在我国的学科架构相比布洛赫的时代开阔很多，史料也更加丰富，能够解读多种语言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不局限于《国王神迹》课题的话，中国学者能在更多欧洲史课题中超越欧洲学者。
张绪山教授随后表达了和赖建诚教授相同的理想和信心，接着分享了翻译《国王神迹》时的经历和感受。就李猛教授关于国王神圣性起源的观点，张绪山教授补充了一些看法。他指出，无论是日耳曼传统还是罗马帝国，国王的神圣性都是存在的——国王本身处于神圣家族，中世纪的其余诸国都具备这种神圣性。而之所以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触摸神迹是因为神圣性仅仅是这种现象的必要条件，必须有其他偶然性质的支持才行。我们需要把普遍的神圣性纳入基督教特殊的推动力当中，把这种行为转变成一种基督教行为。而法国卡佩王朝的特殊性就是具备了这些偶然条件，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做到了这一转变。这是历史学研究以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实作为研究目标才能得出的结论。
黄春高教授和张绪山教授继续就国王神圣性进行了补充。黄春高教授指出，国王的神圣性并非从能治病而来，中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和地区都没有国王治病，但是神圣性仍以涂油礼和加冕礼为核心而存在——治病只是一个延伸花絮式的东西。在这方面，布洛赫把它们放一起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作“偷换概念”。张绪山教授指出，虽然后来国王的神圣性已成既定事实，但国王神圣性的认同与否是同与教权相斗争并行的，教权始终试图将国王的神圣性限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