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读书14

2019年1月6日下午，“文研读书”第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母权制到现代新世界——人类历史中的女性、家庭与社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哲学系教授吴飞出席并参与讨论。

《母权论》中文版书影

本次会议的研读对象为瑞士法学家、人类学家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所著《母权论——对古代世界母权制宗教性与法权性的探究》一书。渠敬东教授指出，该书在学理上引出19世纪西方古典学的重大转折，通过注入不同的材料、视角与方法，使我们在观照前文明时代时，获得对西方、自身文明与世界的理解。有关母系、母权的讨论话题源起古典，却观照我们自身的生活，推进、乃至在本质上影响了现代新世界的构造，并对中国百年之前社会文化思想潮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古典为“眼镜”进行溯源考察与反身，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的生成与演进，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中国意义上的新世界。基于此，渠敬东教授认为，讨论巴霍芬《母权制》既要从学理角度梳理，亦应关注其对于现代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影响及对于当代中国、世界的影响。

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

作为这一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者，吴飞教授讲述翻译《母权制》的源起与内容选择的考量，并由此探讨古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人类学可以看作是古典学的一种延伸。尽管“母系社会”在当下社会多被看作学术神话，“是否共同存在过母系社会”依然存疑。《母权论》一书的意义在于充分展示出当时古典学家的问题视域，其中很多说法和理论视角为20世纪女性主义研究提供基础与启发，具有思想史与学术史的重要地位，体现着学术思想脉络中古典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的交融与推进。因此，翻译、了解《母权论》于当今依然十分重要，从中可见古典思想何以通过巴霍芬影响西方现代文化的脉络。

渠敬东教授在回应吴飞教授的发言时指出，古典学在包容诸多理论、不断突破研究边界的同时，产生了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域：一方面，西方于18、19世纪开始整体构建世界历史时代，力图占有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同时也力图拓展自身文明传统，使其成为带有世界普遍性的文明系统。在这一背景下回归古典，实质上是将西方知识与整个世界同构。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内部同样面临时代转折，力图突破基督教理解，形成新的关乎自然的理解思路，这一趋势便要求对构成当下生活的全部形态都进行反思。母权论在西方思想的根基最重要的影响在于直接对抗基督教父权制，探索母亲的地位及女人与大地的关系，构成一套完整的想象系统。有关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意义上，渠敬东教授认为，《母权论》回应着宏观的文化情境，具有向外构建世界历史、向内自我反思检讨的双重意义。

《阿马宗人与斯基泰人》，奥托·凡·韦恩(1556-1629)

王铭铭教授以人类学视角出发解读《母权论》。他指出，巴霍芬区别于德国传统人类学的民族主义与国族情结，将欧洲普遍化视为一体，并将整体原初的文明和世界文明相互关联。用人类学方式进入古典学的研究路径，源起自一战之后的西方人类学。其优点一方面在于对欧洲自身罪恶有深重认识，否定将欧洲看作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在于反对从古纸堆里产生思想，衍生出经验主义人类学的态度。一味反对古纸，会使得人类学发展在历史感层面有所欠缺，而回归古典学，可为人类学研究寻得“根”与“底气”。于这层意义上讲，《母权论》应更多被理解为对于宗教、精神与思想世界的研究。回顾其内容，它以阶段论的界定与书写方式寻找欧洲文明的祖先，认为祖先是我们的“他者”。祖先，在地理上与西方有别，是西方地理意义上的异类。放眼中国，王铭铭教授认为，尽管中国长期生活在父权制之下，但母亲地位同样重要，试举几例：儒教之“孝”蕴含着对母亲的孝，观音入华之后变成了阴性形象，南方地区的救母与妈祖崇拜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母亲与女性地位依然重要、不可忽视，尼采、摩尔根、列维·施特劳斯、弗雷泽均对巴霍芬的思想有所继承与论证。因此，我们要以理解和积极的态度面对《母权论》这一著作。

渠敬东教授对这一观点进行点评。他认为，巴霍芬的《母权论》既是一部材料学大成之作，亦是一种理论与思维图式的构建——中国与西方均受其影响。因此，应将巴霍芬与《母权论》理解为西方文明发展阶段中，对自身文化社会进行再理解与反思的环节。同时，渠敬东教授也对吴飞教授在文本导言中的焦虑做出回应，认为应通过《母权论》的论述，进行反思性思维图式的建构。在如今语境下讨论母权制，并非动摇其位置，而是要为其寻找位置，勾连古代、现代与当代，思考其学术位置与对现代新世界构成的影响，亦要从中检讨其对于自身文明的意义。

公元前4世纪德墨忒尔女神像，罗马国家博物馆藏

戴锦华教授在前述学者立足学科史、兼顾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基础上，认为母权制在某种程度上被“证伪”，但其也可被视为是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一次有效假设，应放于人类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讨论。而将其拿回今天的中国补译，亦会产生强烈而真切的现实焦虑感并引发如下思考：如何认知今日的中国？如何站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理解和建构中国的历史？如何与西方真切平等对话并发现中国文化的普世性的思考？如何反思文化虚无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结合自身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戴锦华教授进一步反思中西文化差异，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差序特质，并认为女性之创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新文化革命中的重大发明。《母权论》与母权制不能简单直接成为中国的镜子，阅读这一著作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理解《母权论》的想象与发明引导发明“我们自己的镜子”，以便认知当下，重新、有效讲述中国历史。

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母权论》文本与现实意义的热点议题展开深入讨论。观照母系与母权，戴锦华教授举出《圣杯与剑》的例子，认为其诠释出女性代表另一种文明、可能与生存想象。吴飞教授认为，尽管母权论在人类学界基本被否定，但仍不断有重新回溯母亲、母系的声音，母系与母权概念间有所差异、不能等同而论，其观点并非否认母系，而是认为母权制并非是人类历史必然经过的、明确的逻辑阶段。而渠敬东教授顺承戴锦华教授的发言，强调母权、性别的讲法与观念实质上是一个新植入的状态。百年前的中国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对于研究范式与基本概念缺乏系统、充分的讨论，将西方兴起的前沿概念直接注入中国传统来观察自身。而概念、语言、用法表达着其内在世界观与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两位教授均认为，应当追迹那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输入的、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名词术语，融合中西历史，关注其在何种语境下、由于何种历史目的被发明出来。

公元前5世纪希腊陶瓶上的萨福（Sappho）形象

谈及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之热与文化复归的议题，吴飞教授认为，这很可能与结构主义有关。戴锦华教授对此存疑，指出结构主义在中国本土并未真正落地，而文化复归中更重要的，是集体政治无意识或潜意识借由文化、文明与生活方式，拔离政治统一性，寻找他者与自我。80年代之于中国文明，是再度自我他者化与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人类学成为一种范式。进一步回归20世纪中西语境下的亲属制度讨论，吴飞教授回溯民国时期对于母权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讨论。思考中西之间思想的联通，王铭铭教授认为，康有为从霍布斯处寻得与巴霍芬相似的思想，进而关注20世纪前期的职业人类学与非职业人类学。渠敬东教授对两位教授的观点做出补充和延伸。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为例，他强调，家庭所有制对于国家的起源作用重大，中国人对氏族、家庭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中国要变革，必在亲属关系上进行变革——在此维度上，母权制与中国社会革命形成紧密关联。

最后，渠敬东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肯定巴霍芬《母权论》的经典地位，但仍需追查其经典化过程，且需特别关注其在中国学术界经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指西方经典化过程，而更多指向我们如何用之以理解、反观自身的过程。从母权制到现代新世界，中西在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相互交汇，对于交融间产生的新概念，在日常使用之外，亦需在学术上做出反向的溯源性探索，以获取真正的理解。“学术神话”抑或现实，对于母权制及其意义的讨论，一定要回到当代的问题里，在具体的感悟中反思，将关注点放在生活核心最重要的方面。这才是不断探讨学术的永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