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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读书15】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

发布时间:201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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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书 |第15期

2019年3月16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瑞、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邹建林、启真馆第二策划部主任叶敏、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出席并参与讨论,启真馆王志毅担任主持。

 

本次会议的研读文本为英国著名传记作家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所著的《毕加索传》。启真馆编辑叶敏简要介绍了作者与该书的翻译出版情况。编写《毕加索传》是理查德森毕生最重要的工作——他为此贡献了大半生的时光。而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也与毕加索本人、亲属及其工作室工作伙伴有着密切互动,可被视作“最了解毕加索的人”。纪念理查德森,研读《毕加索传》,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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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研究员

 

王端廷研究员首先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做出解读。从专业角度来看,“立体主义”(Cubism)被译为“立方体主义”更为确切,即力图将自然界的人、物几何形体化,在一个平面上呈现上下、左右、前后六个面的空间态。立体主义是对传统焦点主义绘画的彻底颠覆,经历了从早期发展、分解、再至综合的演变过程,而毕加索可被视作立体主义代言人。谈及立体主义与非洲艺术、原始与现代艺术之联系时,王端廷研究员进一步分析道,“非洲艺术产生立体主义”、“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的”等论点放之于艺术史具有一定的史学含义。西方历史按照螺旋形轨迹发展,在毕加索所处的时代,侧重于关注人与自然,使得不同时期的艺术有了沟通的可能。但立方体主义并非原始艺术的翻版。没有非洲艺术,立方体主义艺术依然会生存发展。二者相遇实为巧合,恰是在立方体主义产生之际,非洲文化的价值才被呈现。立方体主义代表人类的不同生命状态,原始艺术是人类童年的艺术,但艺术不会完全回到童年,而是带着对童年的回忆迎向艺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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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弹曼陀铃的少女》,1910年,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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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瑞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有关具体文本,汪瑞副研究员分享翻译《毕加索传》一书的心得体会,并主要以雕塑为眼分享系列作品,呈现毕加索作为雕塑家的种种。1917年至1932年是毕加索多种艺术风格集中爆发的时期,正如他本人所言,“雕塑是一个画家能为绘画做出的最佳注解”。这一时期的毕加索既在平面绘画中尽力表现雕塑感,亦在雕塑中对安格尔等人的风格有所吸收,探索抽象雕塑与面具雕塑等新面向。通过作品的分析与比较,汪瑞研究员解释认为,毕加索在这一时期与诸位艺术家互动密切、深受影响,并在雕塑风格、材质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成就并非一本书可以写尽。而由毕加索审视现代与古典之联系,现代艺术必须借着凌驾古典艺术,迫使古典主义为现代艺术开放,方能完成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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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语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

 

沈语冰教授聚焦毕加索后立体派作品的原创性,具体解读立体派相较于西方绘画传统的联系与突破。毕加索后立体派突出特点在于轮廓更加清晰,在保留原创突破性的同时维系着与西方传统绘画的关联。沈语冰教授进一步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画家在平面上全方位呈现人物形象,运用了连续的正反面与侧面、镜中形象、反弹的观众视野以及蛇行人物这四种手段,呈现出相较以往的独特性与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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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文

台湾资深出版人

 

吴兴文老师跳出绘画、雕塑的视角另辟蹊径,以版画、藏书票和插图本分析,梳理毕加索的伟大之处。他认为,“创意是通过原创的感受呈现出来的”,创意的钥匙,将诸多经验合成,将零散的想法联结映之于物。毕加索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作了诸多版画,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其特点,他强调,版画是毕加索诸多成就中被忽视的一环,通过研究其版画,我们同样可以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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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所著《毕加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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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林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教授

 

邹建林教授以毕加索作品中的窥视母题为切口,兼谈毕加索著名作品《亚维农少女》的图像渊源,解读分析在神话衰落之后,裸体画的存在理由与意义。结合具体作品,邹建林教授认为,毕加索的女性裸体有双重含义,一是男性观看和欲望的对象,二是美和艺术的化身。在神话衰落的背景下,艺术家需要向“现代生活”寻找裸体女性的出场理由,由此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裸体画(妓女、浴女、女模特)。在瓦尔堡的意义上,她们都属于古典女神形象的“孑遗”。毕加索作品中的窥视母题,可谓对现代目光的反思,涉及到观看的伦理问题——既要满足观看的欲望,又不可冒犯道德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