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读书 ｜第16期

2019年4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1月）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毛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李珊出席并参与讨论。

钱锁桥教授作引言

林语堂先生是近代历史上与鲁迅、胡适齐名的著名文学家，有多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他的精神遗产横贯中西，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也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本次研读会的文本为钱锁桥教授所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教授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96年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钱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性、中西跨文化研究等。《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笔路延绵，涉猎广泛，根据林语堂先生的生平追溯其思想轨迹。作者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是作为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角色的林语堂。

《林语堂传》书影

首先，钱锁桥教授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作者1980年代沉迷于西方理论、译介福柯等人的著作，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西方哲学家对“我是谁”的问题都是在西方语境内进行拷问并回答的，东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未得到恰当的阐释。随着在美阅历的增加，钱锁桥教授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需要得到拷问与回答。后来，作者在1980年代偶然读到林语堂先生的《中国人》一书，发现林先生也在书中探讨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便对其展开研究。林语堂先生有多年美国生活的经历，中英文作品皆具，在跨文化领域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文化的重生”问题上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比如，如何使中国文化得到重生以及怎样得到重生等。这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构造具有深远影响，也是这本传记的研究目的所在。

接下来，毛亮教授发言。他认为《林语堂传》对林先生作了最完整的介绍。林语堂先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强烈感知力的人，他能在西方价值观和中国本土价值观中找到交合和接驳点。比如，林语堂散文中倡导的“幽默、性灵、闲适”的观念，本质上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兴起时，当时重要的文化人所构建的、新的市民生活的价值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毛亮教授看来，林语堂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用中国人传统中固有的话语和观念，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引进来，把原本陌生的英美传统与价值观念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并使其能够扎根和成长。林语堂先生所倡导的价值观，符合当时新兴的、现代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左和右的激进革命话语，而这也决定了林语堂先生在当时的局促处境。但是，林先生的著作在文化上让中国人得以容纳西方的文化和理念，他的作品也拓展了中国文字的表达能力。王风教授补充表示，钱锁桥教授和林语堂先生有相似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经历，这为其研究林语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作者为此书的写作投入了巨大精力，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能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林语堂先生的思想。钱锁桥教授回应道，林语堂先生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强大的文化感知力和洞见力。在那个时代，他不仅让中国人了解了西方，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语境里需要林语堂这样的人的。

牛可副教授认为，像《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这样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人物传记是非常少见的，并且指出本书最大的切入点是中国人的“他我之辨”。在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林语堂先生是一个重要且有意思的人。“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被追问。牛可教授表示，林语堂所体现的跨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是逼迫我们在新的情境之下思考两个问题：一，我们由什么构成；二，在与他人的比照下，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

林语堂

牛可副教授指出，除了胡适的自由主义、鲁迅的激进文化批判之外，林语堂可以被看作是在中国成长并不充分的世界主义元素的代表。世界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能够把其他国家的文化拿来充实自己。中国本土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研究外国知识的最终目的经常也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换句话说，即通过讨论别人来服务自己。林语堂先生所承袭的世界主义精神是美国对外研究的文化基础；但是在中国，对外研究却往往有较重的民族主义色彩。牛可教授还表示，虽然林语堂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强大的中国情感，特别是从其后来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充分的世界主义者。钱锁桥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表示林语堂先生确实是中国世界主义的先驱，不过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语境中是对立的，但在中国语境下却可以共存，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冲突是看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还是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

刘文楠副研究员就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间存在张力，而林语堂先生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他想重现文化中国，同时却不断地被政治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所束缚。他希望他用现代语汇构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可以赋予中国新的意义，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中重新站立起来，但是确实也无法摆脱政治中国的局限性。他晚年回到台湾，也是希望能够为文化中国的重生找到立足之处。钱锁桥教授作出回应，他认为林语堂先生对文化的判断是基于政治的，不存在文化与政治的分割。如果政治重生，文化也能重生。

接下来，张丽华副教授发言。就“跨文化”问题而言，钱锁桥教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例，即如何摆脱单一语言和民族国家的界限，为我们呈现和解析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民国知识人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的文化旅程。张丽华副教授表示，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钱锁桥教授对林语堂与赛珍珠、华尔希关系的钩稽以及对其英文著作在美国策划、制作、出版情形的描绘。林语堂的英文著作，中文学界也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仍然是从传统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思路出发，即将这些文本视为林语堂个人的作品或著作。钱锁桥教授利用庄台公司留下的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的来往通信，为我们还原了这些英文著作是如何在华、赛二人的策划下共同制作出来的。钱锁桥教授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林语堂的认知，也向我们提供了社会史、出版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视角。

林语堂纪念馆

林语堂的跨文化书写，可以上溯到陈季同和辜鸿铭。19世纪下半叶，陈季同在法国的情形，与林语堂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情形颇具可比性。他们分别担当起向法国人、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并且都不约而同地翻译和改写了唐传奇。林语堂有一部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是对二十篇中国传奇、志怪小说的翻译和改写。陈季同也有一部改写自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小说《黄衫客传奇》在法国出版。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曾高度评价该书，认为《黄衫客传奇》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然而像陈季同这样的跨文化写作，很难在我们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准确和恰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不是陈季同的问题，而恰恰是我们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需要反思。对此，张丽华副教授指出，《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方法的一个有效契机。

相比于林语堂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他对于语言文字“科学化”的执迷是最打动张丽华副教授的地方。林语堂是语言学博士，他在莱比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音韵学》；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编撰了英文教科书《开明英语读本》；在1940年代，林语堂为探索和发明“明快”打字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致力于《当代汉英词典》的编撰。张丽华副教授表示，林语堂将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化、科学化以及融入世界的冲动和努力，可以说是以科学为津梁来“跨越间隔”。林语堂沟通中西文化的愿景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在其语言文字“科学化”的努力中得到了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体现。

接下来，李珊助理研究员就中国人的英文书写进行讨论。李珊助理研究员表示，钱锁桥教授的这部著作让我们对于林语堂的生命历程有了更多的认知，尤其是对于他在美国期间的经历，以往学术界了解得还比较少。她非常赞同钱锁桥教授对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英文小说的定位，就像钱教授所说的，尽管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地位得到提升，西方的普通民众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且遥远的国度，对中国最大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饥饿和贫困的认知上。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著作打破了当时西方人的固有认知，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与鲜活的中华儿女形象，进而呼吁英美切实地支持中国抗战。李珊指出，读钱教授的著作，让她想到，近代很多中国人的英文著作里面有一个共性现象，即他们都试图向西方展现中国的进步，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他们的对话对象有关，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以后，许多被称为“死硬派”的外国在华记者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歪曲为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煽动的结果，呼吁列强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在这一点上，林语堂和他的批评对象汤良礼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诠释中国，向西方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李珊认为，这也是我们理解林语堂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的民族主义面相时需要考虑的，并且这与近代中国和西方始终处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之下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另外，李珊也谈到了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学术接榫的努力，他试图将中国的传统学问纳入西方科学知识的框架之下，1930年代陈衡哲、江亢虎等人都曾经撰写过这样的英文著作，而通过钱教授的研究，我们看到林语堂也非常有这样的意识。钱锁桥教授对以上评论作出补充，他表示，要研究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首先要清楚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兆正以青年人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徐兆正认为，林语堂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作为自由主义者，林语堂先生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最后落得两边不讨好的境地。作为民族主义者，林语堂先生并不像胡适和鲁迅那样，对传统文明进行激烈批判，反而对再造文明有着同情和理解，他的内心怀着再造中国文明的义务感，充分肯定了在中国文明中融入现代性元素的做法。作为普世主义者，他将目光转移到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中，然而他逐渐发现自己缺少一种话语资源，这可能也是林语堂先生晚年重新转向基督教的原因。

提问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烈，钱锁桥教授和与谈老师就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交流，加深了参会人员对林语堂先生及其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