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下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系列研读会、“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研读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青年报》等高校及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本次研读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
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洪子诚先生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的精深考察,为相关研究奠立了很高的学术与思想起点。新近出版的《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收录了洪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27篇,是其学术精华的一次集中呈现。诚如编者贺桂梅教授所言,洪先生“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完成的研究著作”,“都代表了那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所以,研读洪先生的著作既是领略与汲取其学术经验的机会,也可以对于当代文学的展开进程,甚至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多一分理解与澄明。而洪先生的研究,还以其坚实的质地与通达的品格,影响及于当代史与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凡此,都是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
研读会首先由主持人戴锦华教授致开场白。她认为,洪子诚教授始终坚持生命经验式的阅读与文学性阅读,始终记忆着、坚持着自己历史的生命经验。这两点也塑造了洪子诚教授的学术风格,是他能够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化、寻找到把握50-70年代历史方式的重要原因,具有独特的示范作用。
随后,洪子诚教授主讲发言。他首先介绍了这本精选集的编选过程。另外,他认为在处理50-70年代文学时,自己的特点是在历史过程中“转身比较慢”,因而能够看到历史的不同方面。
接下来,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首先梳理了自80年代以来洪子诚教授所形成的学术成果及其呈现的学术风格,尤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文学的转折写起,显示了其独到的学术眼光与对史实的辨析能力。他也对“一体化”概念有所商榷,比如“非主流文学”的存在已经说明“一体化”存在可疑之处。最后,他谈到洪子诚教授是“不那么淡漠的观察者”,更倾向将不同陈述声音收集呈现。而作为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史家,需要不仅基于本土文学生产状况,也要注重国际语境。洪子诚教授近期的史料研究,钩沉出西方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颇具示范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洪子诚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有三点,分别是: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对于五、六十年代个人经验的梳理,以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史研究主要有两种脉络:传统研究侧重考据与史料批评,以及阐释性批评。洪子诚教授更偏向于后者,即通过材料进行阐发和延伸。对于相同的材料,他的处理细致、耐读、具有新意,背后是综合性的眼光。对于“一体化”概念,程光炜教授也认为稍显简单。他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下一步可以更多去做材料的发掘和阐释。
读书会现场
《北京青年报》编辑陈徒手谈到自己从90年代中期开始做史料收集,洪子诚教授的著作帮助他理清了文坛政治运动走向,对文坛领导人物与理论家进行面目辨析。洪子诚教授较早地将作协等制度性因素引入文学史研究,后来的《材料与注释》则是开拓性的全新史料解读著作。他特别谈到了精选集中触动自己的两篇文章,并联想到曾经读过的大连会议记录本。就个人而言,他阅读时倾向于寻找洪子诚教授谈个人心路历程的部分,以获得整理口述史的勇气与帮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洪子诚教授建立了一种文学史的叙事性,“事”即“制度”与“人”。对于“一体化”,他是带着感情和痛楚来命名的,也知道这一概念的有限性,“一体化”之下是丰富的档案史。洪子诚教授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档案馆,其研究具有层次感:制度之下有人,人之上再对制度进行命名。尽管有争议,“一体化”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去细读。另外,洪子诚教授所采用的大历史叙述之下进行知识辨析的方式非常可贵,可谓陈平原教授所称的“寸铁杀人”,具有“洪子诚式”的纯度。
上半场结束之前,主持人戴锦华教授进行了回应。她强调,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史是特殊的,具有奠基性质的,他的独特贡献是使50-70年代文学成为史。这段特定历史试图建立新制度、新文化并召唤新人,文学直接地被赋予了实践性的使命。在作家作品论方面,洪子诚教授是从50-70年代文学自身的艺术标准内部向外部延展,在“一体化”的年代去发现与体认人。当代文学史也是当代史,这种当代史写作本身及其特定历史时刻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对于“一体化”的批评多源于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不同的历史判断,可能忽视了洪子诚教授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进行写作,而我们应该通过他的写作方式找到一种进入历史和体验历史的方式。
会议下半场,艺术家刘鼎首先发言。他谈到自己初读《材料与注释》时联想到巴赫的作品,并强烈感受到了其中人的存在。回看历史时,制度与人的彷徨和迷茫应同样出现。随后他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谈到了历史进程及文艺创作的复杂性。他采用了“底色”的说法来回应“一体化”的争议,“一体化”作为50-70年代的底色是不可忽视的,底色可以与复杂性共存。洪子诚教授的论述在描述历史问题、如何重回现场、采用何种视野和角度方面,为我们当下提供了方法。对于缺乏历史经验的年轻一代,《材料与注释》提醒了我们历史中的有限性与边界。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冷霜指出,《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洪子诚教授退休后写成,作品风貌也与之前有所差异,显现出了独特的思想关切与学术品格。洪子诚教授的文学史叙述不仅是冷静、困难和微弱的叙述,他对历史事实与文本细节始终具有复杂、审慎的思考,也保持着对道德问题的关切,尤其关注历史中的个体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选择。洪子诚教授近年来的文章纳入了反思性的个人经验,呈现了在其文学史家的面貌里,内含着一个有生命热度、同时保持着对自我认识价值的限度的批评家的声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罗雅琳的发言中,她关注了洪子诚教授对于造就文学品质的核心因素这一问题的“修改答案”,从2000年左右更强调文学生产体制,到2012年前后认为作家精神境界和艺术技巧才是影响文学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洪子诚教授的研究都是在探求作家的个体精神如何在“一体化”秩序中制造出差异性的问题。她认为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从“制度”回到了“制度中的人”。在文学生产体制的清理基础之上,发现个体的艺术创造力和精神强度如何在与政治的周旋中诞生。
与会人员在静园二院合影
洪子诚教授对上述主题发言进行了总结回应。观念的变化与当时的形势和个人心理有关,比如他不同意90年代对于“纯文学”的激烈批判、抹杀其独特意义。关于“一体化”的争议,他认为,“一体化”概念虽然可以是普遍的,但不能将50-70年代的“一体化”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情况混淆。他仍然坚持“一体化”概念,但在后来的文章中已经强调“一体化”不仅是结果,同时也是不同力量纠缠搏斗的过程。《材料与注释》等研究也是关注这一过程。洪子诚教授肯定了“‘制度’与‘人’”的主题,强调自己确实关注人的问题。他同时提醒道,历史具有非常不稳定的一面,我们常以为已经接近了历史现场,其实仍有很多不知道的面向。
最后,洪子诚教授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