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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读书29】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

发布时间:2021-11-20

2021年6月5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制度·文献·历史的官修史——《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研读会”。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聂溦萌作引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顾江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郭津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冲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聂溦萌老师的新著《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展开。活动伊始,聂溦萌老师简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思路与基本内容。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

聂溦萌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她首先谈到,本书的选题主要缘起于她长期参与的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相比之前的点校本更关注异文的正误,致力于提供一个通畅、正确的文本,此次修订本各史在校勘中进一步关注文本的形成过程,关心每条材料背后的史源,以及史书作者对史源材料所做的调整与改动。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本源流问题往往缺乏直接性的证据,本书常常采取“文献法医学”的方法“曲线救国”,即通过解剖某一文本本身,来追究其形成过程。在她看来,史书一定是史家将不同材料拼接组合而形成的叙述,拼接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性、矛盾性终归是有迹可循的。从而,如果我们对当时文献的总体规律,以及那些经常被作为史源的文本的体例特征有基本的把握,就可以根据史书的结构脉络,把文本拆分成不同的单元,然后分别思考每个单元可能来自什么样的原始材料。


但是,通过“文献法医学”的方法对史源的判断往往只是大体上的定性判断,只有在合适的问题意识下才能有效。从博士论文开始,再到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聂溦萌老师逐渐明确了将文献形成与修史制度运作联系起来的问题意识。在此思路下,本书总体上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以纪传史的不同板块为单位讨论官修史体制如何将政务文书与史书对接,提供史源的保障,下半部分以不同王朝史为单位讨论史书被反复编纂的历程。但她也表示,由于选题比较困难,本书最终只能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而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与刺激也是她的理想。一来,她希望强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研究有时不得不实事求是地保持模糊感,过于具体的结论有时反而不可靠。二来,本书也尝试对正史在文献中的地位做出回应,一旦开始解构、分析正史的形成过程,事实上就已经把它拉下了神坛。三是作为本书的延续,想要开拓从文书收藏、档案整理到官方编纂的研究思路。考虑到文书行政的重要一面是对文本进行处理,因此文献学的视角有可能对文书行政这一传统制度史课题有所补充。


魏晋 楼兰文书残纸


聂溦萌老师的介绍过后,叶炜老师补充道,本书相当不同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对相关问题思考的独到与深入离不开聂溦萌老师在《晋书》修订、《十六国春秋》校补等研究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同时,本书也是“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


《十六国春秋辑补》

[北魏]崔鸿 撰 / [清]汤球 辑补

聂溦萌 罗新 华喆 点校

中华书局,2020年



与谈环节


研读会现场


接下来,与会学者围绕本书各抒己见。陈爽老师首先发言。作为“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他高度肯定了聂溦萌老师所做出的贡献,指出这一项目从立项到结项,也见证了她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子到一个朝气蓬勃的研究学人的成长过程。在他看来,本书有着深厚的文献学根基,而聂溦萌老师在博士毕业后能够顶着压力,沉下心来、精心锤炼,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系统性、条理性非常强的著作,也可谓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此外,本书具有强烈的历史学意识,并且不乏眼光独到之处,比如第四章对碑志和列传的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十分巧妙的切入点。


除了闪光点,陈爽老师也谈到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结构安排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过度稍显突兀。一方面,“列国传”的史源较为特殊,它往往取决于当时整体的外交格局与政治军事形势,沿袭前代正史的情况比较常见;另一方面,书中缺乏集中探讨帝纪的章节,起居注的性质以及它与纪传体形成的关系尚待讨论。最后,陈爽老师表示,近年来青年学者所做的历史书写、史源学、官修史书编纂等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考据研究,而是包含了明确的历史学意识,体现了新一辈魏晋南北朝史学人的一种风气。他们不再只在老先生的旧题目、旧思路中拾遗补缺,而完完全全地提出了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命题,为中古史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范式与取径。


徐冲老师致力于历史书写研究,但由于关心的问题很不相同,他在读本书时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并得到了很大的刺激与收获。在他看来,本书所提出的最有冲击性的一个概念就是“官修史体制”,或者说“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在此概念下,本书明显可以分为官修史体制如何保障纪传史取材,东晋、十六国、南朝、北魏的修史过程两部分,恰好与刘知幾《史通》外篇中的《史官建置》与《古今正史》两篇形成呼应。此外,聂溦萌老师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对传统中古史学史的思路及学科定位构成冲击。长期以来,史学史把官修与私撰当作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构建从魏晋到隋唐的史学发展历程,相伴而生的还有魏晋南朝个性解放、私撰发达、分权分化的经典图景。而聂溦萌老师对此发起正面挑战,所提出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概念不仅从制度史的角度消解了官修与私撰这一经典命题的相关认识,而且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文学史、哲学史等其他层面的认识带来了思路上的更新。


但是,本书前后两部分对这一概念的贯彻程度明显不同,前半部分的“史官建置”着力于探讨官修史体制的运作,后半部分则又相对接近于传统史学史的思路,对联动机制、文书行政传统的回应不够强烈。制度性的因素在建构历史中的“常”以外,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历史中的“变”,可能需要进一步回答。徐冲老师也指出,本书非常克制地将话题局限于史学内部,但如果将视野从狭义的史学扩展到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务,就会发现政务其实只是王朝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讨论时,或需要引入其他更为丰富的要素。


胡鸿老师称聂溦萌老师的研究为“历史书写研究的技术流”,重点分析了本书在学术史源流中的特殊位置。首先,他回顾了近代以来二十四史的地位几经起落的过程。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开始,正史不再享有与六经并齐的权威地位,甚至一度矫枉过正,直到20世纪中叶,正史才又重新获得史学研究中最重要材料之一的地位。这一时期,研究者虽然抛弃了微言大义式的经学式读史方法,但对二十四史依然以信从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把正史当作一个中立的资料库来使用。真正对正史的纪实性构成冲击的是21世纪才蔚然成风的史料批判与历史书写研究。或通过比较关联文献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异同,来使正史的记载相对化;或通过排比类似对象的叙述模式、议论模式的义例,来寻找史料背后的叙事策略,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古史研究法门。但有时,正史记载相对性的讨论也会非常轻率地跳跃到对叙述策略和撰述意图的解释。在他看来,这一弊端的解药在于充分认识正史存在着漫长的文本生成链条,即所谓史源学方法的复活。


然而,理想中的史源追溯受限于史料的残缺性,往往只能追到半途,聂溦萌老师的研究则在这种困境下走出了新路。胡鸿老师指出,聂溦萌老师所强调的史书生成过程不止是在撰述之史、纂修之史的范围内陈陈相因,而且具有更为靠前的源头——原始行政文书,即所谓记注之史。从而,本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通过提出“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厘清了从官方档案变成史书的细致运作过程,尤其是史学撰述如何要求政务运作为其服务的反向联动。从微言大义式的书写分析过渡到对资料来源和性质的技术分析,是本书的明显特色。这也启发了胡鸿老师对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的根本区别产生新的认识——历史书写必须以为实际行政需要而制作的实用性文书为最前端的文本。他进而指出,史学的精髓是关注过程,而本书同时关注了正史体例的演进过程与每部正史的生成过程,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最后,胡鸿老师也对未来的史料研究将要解答的问题做出了展望,即在史书编纂的技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史家能动性并存的前提下,来回答史家如何在重重技术限制之下,编织出一个发挥意识形态装置作用的正史的问题。



接下来,线上的苗润博老师沿着胡鸿老师的发言就有关文本、史料的学术方法展开讨论。他首先指出,在史书形成的链条中,除了政务文书这种前端文本以外,还有一种前端文本是私家撰述,虽然后者会被官修体制改造,但通过一定方法可以进行还原。私家撰述有作者,因此苗润博老师强调我们对文本的处理不能真的像“法医学”一样只是处理已故的东西,还要去与前端文本的作者进行对话。我们采用技术性的文本分析路径,其实是要还原前端文本创作者的历史语境,我们是参与到历史创作过程之中的。因此,对制度规范性与个人能动性的分析也是有先后的。文本作为文献本身,牵涉到具体的历史情景,只有将制约这一文本产生的脉络与制度环境,以及其进入史学编纂的流程与路径梳理清楚,首先建立一个文本内部与制度制约的分析框架,才能区分出文本形成过程中哪些是能动的,哪些是受限的。此外,苗润博老师表示,分析文本源流一般包括两个角度,一是具体的文本比对、体例特征,二是整体的文献源流。他强调,宏观、长时段的文献演变脉络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生成过程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将个别的碎片还原为一个更大的图景的前提。这一脉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牵涉到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从而在文本研究中生发出历史学的意义。


接着,李霖老师在线上发言。他结合自己对《史记》列传排列次序的研究与思考,与聂溦萌老师的观点进行对话。对于《史记》部分篇章的排列次序比较混乱的现象,一些前人如赵翼认为《史记》最后部分的列传可能是随写随编,并没有什么深意,但逯耀东先生则将列传分别对应《今上本纪》小序中提到的“外攘夷狄”和“内修法度”,提供了另一种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又如平津侯公孙弘与主父偃两人官职不匹配,却被置于同一列传当中,很可能是因为元朔二年设朔方郡一事把两人联结在了一起。在逯耀东先生的基础上,李霖老师进一步展开思考,认为南越、东越、朝鲜同为内诸侯,故而被排在一起,《西南夷列传》与《司马相如列传》相邻排列则是因为司马相如就是通西南夷的使者。


从而,李霖老师表示聂溦萌老师在书中所持的观点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即《史记》列传的总体编排,一是按照时间顺序,一是以事件为主题。比如《史记》没有像《汉书》那样,把《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放在一起,而是在中间穿插了《儒林列传》、《大宛列传》等等,就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围绕对法的讨论而展开,都可以归入同一主题之下。此外,李霖老师基于对《史记》与汉代经学家、思想家的了解,提出文献的形式往往是要为内容服务;就史学而言,史书所采用的体裁要为撰述者的个人意图、个人主张服务。虽然官修和私修的史家都极大地受限于史源,但《史记》仍然是一部有思想主张的作品,官修史书是否真的如本书所说的那样,在史源和一系列运作机制的影响下,论述者的个人意图被极其淡化,可能也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周公辅成王

汉代画像石拓片 山东嘉祥


孔子见老子图

汉代画像石拓片 山东嘉祥


其后,顾江龙老师对书中比较关注的地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提到,给他最大冲击的也是书中所贯穿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这一分析框架,尤其是政务运作在其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他的理解下,这一机制实际已经超出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对官僚体制的运作、帝国统治方式等的研究都能形成补充与启发。他由此联想到南朝后期杂传衰落、编年体复兴的现象,认为可能是政务-修撰联动机制的逐步建立消解、吞噬了史学撰述的个性化与自由化,这就相比前人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也更为具体的解释。比如《宋书》的《孝义传》大部分都是“一事一行”,呈现了典型的文书风格,显然改编自官方的旌表类文书。他进而指出,魏晋南北朝的皇权振兴是相对的,官修史机制对史书个性化、自由化的消解和吞噬并不是凭借王朝的权威,而可能是在日常化、规范化的文书行政流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


此外,书中所归纳的君王臣僚列传与赐谥、丧葬事务的联动机制也引起了顾江龙老师的注意。但本书在强调行状在史源中的重要地位以外,对起居注以及东汉到魏晋的行状探讨不够。从《东观汉记》的记载来看,东汉早期就已经产生了与列传修撰有紧密关系的行状或类似文件。比如《先贤行状》可能就是在魏明帝时期《旌表状》的基础上,经史官加工而形成;后来又出现《海内先贤传》,似乎说明当时的行状不仅是传的基础,甚至可能就是传的一种别称。另外,除了朝廷以赐谥为目的征收行状,家人弟子也会自发纂辑言行形成别传,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讨。最后,顾江龙老师谈到,历史书写与史料批判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其实都比较取巧,但聂溦萌老师的著作从正面入手,整体上非常厚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


从事史料批判研究的孙正军老师此次也来到会议现场。对他而言,本书最大的触动,一是充分厘清了唐以前官修史体制的运作细节;二是揭示了唐以前与个人关联比较密切的纪传体史书背后也有官修史体制的支撑,甚至其主体内容就来自政务文书;三是启发学人今后在考察每一个史书文本的形成时,都应该将体制、机制考虑在内。孙正军老师也指出,本书存在的主要不足是前、后两部分之间有些割裂感,有关帝纪、志书的讨论还需要充实,来更好地体现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另外,文本分析主要侧重史源学与史著两个层面,但无论是从哪个视角出发,都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论述得更周全一些。比如事实上也有相当多的史源不是来自文书档案,史书里的大量官员并不在赐谥的范围内,这些都需要纳入讨论。


接下来,郭津嵩老师联系自己对正史《天文志》编纂的研究,分享了读书的感悟与思考。学界已经发现,过去我们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拥有的世界上最悠久的天象记录传统,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实际的观测,而可能是计算或根据经验推演所得。但是,聂溦萌老师的著作告诉我们,这些天象记录仍然存在制度设计的基础,这种悠久的天象记录传统恰恰是被官僚体制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知识的历史、天象记录的历史或许为虚,其背后的形式与制度逻辑则是真实的。文献背后的制度基础,逐渐演化为一种长期延续的习惯性实践,甚至比王朝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连续、稳定的性质。然后,郭津嵩老师回到史学史的范畴,以西方教会史为例,指出聂溦萌老师的研究在中西史学传统的比较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阳乌、星宿

汉代 南阳画像石拓片


西汉晚期 西安交通大学墓壁画


陈志远老师对胡鸿老师描述的历史书写学派兴衰史很有感触,并进一步谈到这一过程中视角转向的问题。在他看来,对史书撰述者意图的关注,或对史书内部书写格套、编撰的制度性框架等的关注,近似经学中争论是否所有文本都贯彻着圣人的意图。史学研究相对容易打破这种神圣性,承认史书撰述者的意图不会灌注在文本的每一个细节中,文本有不同层次。我们现在对佛经的文本研究也是如此,一旦将文本区分出不同层次,就取消了它经的地位,它也变成了史学。因此,陈志远老师也在考虑史学文本中多个声部角力的问题。他指出,史学除了告诉后人曾经发生过什么的朴素需求,也存在撰述者能动性与材料惰性并存的问题。宗教史学也是一样,在国家控制力放松的时期,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可能参与其中。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撰述者意图的精明之处,也应该重视那些混乱、昏聩、失败之处的价值。


随后,叶炜老师也简要分享了自己的读后感。他表示,本书所谈论的制度对史书呈现面貌的影响开辟了一块新的史学史研究领域,很有价值与启发。但是,如果把修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本书所探讨的机制似乎还不够完整。比如墓志中许多身世、地位达到入传标准的人事实上都没有入传,那么人物入传背后存在什么样的机制?此外,史官履历由谁提供、履历的具体形式、通过制度呈现的底色到底有何特点等更细致的问题可能也还有深入的空间。


研读会最后,罗新老师作总结发言。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支配与抵抗艺术》中提出了“公开剧本”与“潜隐剧本”这一对新概念,并重点关注如何发掘所谓从属群体、从属个人的潜隐剧本问题。罗新老师以此来对史书进行解读,认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书绝大部分都是公开剧本,公开剧本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何寻找潜隐剧本才是今天的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徐冲、孙正军、苗润博、聂溦萌等学者将过去对史料、史书的认识变成了兼具理论与实践,又各有侧重的学术潮流,很大意义上就是通过我们所能够拥有的这一套公开剧本来寻觅背后的隐藏剧本。这一工作很有意思,但也特别艰难,不仅需要观念上、认识上的提高,也需要付出大量技术上、细节上的努力,有时恰恰是细节能够为我们揭开过去想象不到的历史面貌。最后,罗新老师高度肯定了聂溦萌老师的研究,并热切地期望着将来更重要的成果的出现。


聂溦萌老师在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