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9日下午，“文研读书”第30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族群政治与科举社会——《另一种士人》研读会”。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饭山知保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党宝海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正贞、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苗润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锦萍参与讨论。

读书会围绕饭山知保教授的《另一种士人》一书展开讨论。饭山知保教授主要从事10到17世纪中国北方社会史研究，他出版的专著《另一种士人》考察了金元时代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的汉族知识界的整体范围与环境。在宋金元三朝政权的更迭背景下，华北士人群体的仕途变得格外坎坷。一直抱有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要在新的新式下调整心态，重设目标、融入社会。而另一方面，为了稳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以维持政权，异族统治者也面临着将儒生招为己用的艰巨任务。只要统治者没有放弃科举晋升之路，知识分子总会通过科举依附于朝廷，社会也会因此会趋于稳定。本书考察了这个时期华北的科举情况，对北方士人的仕途做出了总结，即在南方士人层在形成社会领导层的同时，北方则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另一种士人层”。

[日]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饭山知保教授首先对本书所使用的地理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书中所提的“北方”更严谨来说应该是山西。之所以使用了北方的概念，是在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将其作为南方的对照对象，并非根据北方的社会现实来严密定义这一地理概念。而如果将北方社会的历史放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北方社会最重要的对照对象应该是伊朗社会而非南方社会。饭山知保教授提出需要根据北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本身来进行北方的研究。

与谈环节

杜正贞老师从华北社会史研究的视角首先指出，饭山知保教授此书的研究意义在于填补了历史学研究对华北社会历史、特别是12到13世纪历史的认知空白，其重要特点即书中所强调的从唐末五代以来非汉族群和政权对华北社会的影响和统治。它揭示了从北宋到金时期，华北社会领导层的转变和延续性。而问题在于，科举制度的长足发展、华北社会主导层的转变给社会层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科举带来了社会构造的变化。饭山知保教授注意到了女真人社会结构变化，而汉人社区在女真人进入后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女真儒士几乎从未参与进当地既有的普通人的士人层中，华北地区的社会构造也没有因为女真儒士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杜正贞老师的问题是这一结论是否为目前金史研究的共识。

从金元之间的变化来看，转折在于元代科举制度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现象，包括出仕途径的多样化和地方精英对蒙元上级权力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金代士人家族的没落，金代与蒙元的士人层之间存在明显断层。针对这一结论，杜正贞老师指出，士人层的连续性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士人家族层面的连续性，二是地方社会层面的连续性，后者可能是更根本的层面。

最后是关于地域的问题。饭山知保教授对北方的研究以南方为参照系，而杜正贞老师指出，我们对南方社会的认识并不是完备的，对于江南社会之外的认识仍然较为有限；同时，现有研究也使得多方社会区域史的比较成为可能。例如，饭山知保教授指出地方精英的活动在蒙元时期并非独立，而是与存在对上层权力和精英的依附关系。而在南方，这种依附其实也是存在的。即便是在明清时代也不存在与上级权力相独立的精英层。至于科举究竟如何形塑地方社会？当家庭中的几代人在乡村中扮演领导层时，哪些权力是由科举所带来的？比如书中提到了在金代有一些有势力的“科举家庭”，但其实这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没有参加科举。总之，不能将南方形成的社会结构视为中国本部历史上的必然形态，这种认知是源于对非士人、非科举社会了解的有限性。

金代 壁画“侍宴图”

王锦萍老师从族群政治和科举社会的角度探讨了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所引发的新议题和学术贡献。从研究背景来看，饭山知保教授的目标是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理解和定位蒙古的统治，为此他将对科举的讨论放在了三个相关因素的动态考察中，即国家、制度、人，是一项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范本，与“日常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饭山知保教授首先为族群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创见。过去学界对北方民族政权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统治上层、皇族贵族，而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则关注到了普通女真人的一般社会情况，其背后有一个具体的语境。从金代到蒙元，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是女真儒士都在积极自主地寻求更有效益的出仕途径。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观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即对非中上层统治精英的个人和家族来说，家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首要的，而要实现家族地位的提升，出仕是最优乃至唯一的选择，为了给家族子弟寻找最优的出仕途径，个人和家族在国家制度、政策变化面前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适应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在蒙元时期尤其明显，普通家族努力适应并利用蒙元政权所设置的多元化出仕路径，建立人脉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族群的壁垒变得模糊，这是蒙元族群政治的重要特色。

第二个独到创见是将金元时期的华北士人群体与更广义的地方精英，与南宋士人群体作比较，特别是关注南北方士人群体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的来源本质与形成机制。对于南宋士人来说，儒学素养决定了其应举能力。江南士人的特权和地位是个体的科举能力。相比之下，金代士人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待遇，虽然科举素养也能影响精英地位，但是参加科举本身不会带来权力，只有国家才能赋予其精英地位。蒙元时代，在特殊的户籍制度框架下，蒙古政权赋予了一批参加选士的人以免除赋役的特权，从而给予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这时候的制度框架从科举制度转化为了户籍制度。而参考南宋士人的特权来源的本质和形成机制，这也为进行南北方比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画墓

方诚峰老师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通过阅读此书对金代科举的重新认识。首先，饭山知保教授强调华北科举的渗透是在金代完成的，并作出了数据上的梳理。原本在宋代，河东地区的科举制较为落后，并且衰落程度不断加深；而对比饭山知保教授所提供的数据，可以明显考察到金代科举对于落后地区的渗透进展。第二，饭山知保教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尤其是对于宋金鼎革之际的考察是更有吸引力的。饭山知保教授更强调“为得汉室”而建立统治的需要。金代比北宋时期更重视科举，可以说是北方科举的黄金时代，例如耶律楚材与戊戌之试，这与宋代科举的定位不太一样，它是北方征服者迅速建立统治时进行的人才选拔，这种政治性因素的差别可能是比南北方竞争更加有效的解释。第三，饭山知保教授所强调的是“另一种士人”，即北方作为另一种道路的异质性，而这反而提供了理解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性与凝固性的可能角度。女真的统治不是代理了东北的特色，而是利用科举等制度来加强统治，使科举在河东地区变得非常重要，南北社会的趋同性可能比北宋时期更强。在历史早期，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内部差异要更大，而不同王朝所采用的历史制度的差异，则主要是组合轻重不同，而非道路的不同，1990年《中国地方精英和支配模式》中对地方精英的讨论是一个例子。

同时，方诚峰老师还提出了本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士人是否有特权和优待，方诚峰老师指出，“假儒衣冠”是一个常见的对士大夫的代称，而从宋代法律来看士人几乎没有什么特权。此外，书中一方面提到华北从来没有出现过南方这样优待士人的状况，又说蒙元时期没有出现过金代那样优待。对于金代是否存在特权的问题存在一些前后矛盾之处，对于士人的特殊性问题还需再作斟酌。第二个问题是，在将“地方精英”这一概念应用于宋史研究时，其实已经附着了一些先定的内涵，即一种与国家相疏离的意象。饭山知保教授认为另一种士人的内涵是“处于更为强硬中原政府控制之下”，而唐宋变革论中则提到了宋代的士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依附性。这也体现了两种不同学术路径在书中的交融，一种是以内藤和宫崎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路数，另一种是英语世界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最后，方诚峰老师还建议如果本书能够列出完善的参考书目，将会给学界带来更大助力。

苗润博老师从金史研究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从学术脉络中观察，在10-13世纪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中，北方研究要弱于南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否牵动整体的历史图景。饭山知保教授的研究就是从区域社会史出发，提出了对整体史具有牵动性的议题，他提出要走出南北对比，在南北关系中，从东汉到唐前期的700年历史其实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研究。而从安史之乱到明朝中期，南北关系再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冲，但这在既往研究中往往没有得到体现。因此，饭山知保教授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

第二，饭山知保教授在叙述中并不是在讨论较为宏大的文化融合层面的儒化和汉化现象，而是更多将其作为一种实用主义考虑和现实主义的策略。例如，女真儒士进入科举的举动，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之中，华北社会结构的也没有因为女真儒士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苗润博老师认为金朝对汉地的渗透是未完成的，表现为华北地区的社会构造很难说因为女真的出现而产生显著改变。同时，金代统治策略的内外之别非常明显，大河以北为其腹地，大河以南为其边陲。北宋疆域进入金朝之后，本来应该出现科举兴盛的地方，由于人口基数不足，没法和河东地区进行对比，这构成了金代科举在河东地区的渗透的背景。第三，从材料上看，目前研究界对金代碑刻的整理最令人堪忧，饭山知保教授对金元石刻的整理是需要我们致敬和学习的。

讨论环节，饭山知保教授回应了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问题。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希望在未来加强对南宋与金元地方士人之间在特权问题上关系的研究。关于儒学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饭山知保教授提到了井黑忍对金元时期山西水利的研究，其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其书中所探讨的人群，饭山知保教授表示其作品主要关注那些想要出仕的人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地方社会中各岗位在帮助家族获取资源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则较少涉及。关于女真士人没有融入汉人士人的根据，主要来源是金元时代有关地方士人的墓志铭中很少涉及到女真人，从碑刻材料来看难以想象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刘未老师从对石刻史料的运用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感想。在饭山知保教授的书中，《定襄金石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集，其中全面收录了金元时期的碑刻。但是，饭山知保教授在运用史料的时候已经警醒地注意到，山西的案例可能与河北、山东等地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定襄金石考》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地方家族与另外一些华北家族相比，其实际活动和控制范围是较小的。因此，即便所得资料非常系统详尽，但其在探讨地方社会这一具体问题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或许仍然需要回归其本身的田野环境。

王锦萍老师针对如何用地方史料沟通宏大历史问题，以及如何充分使用碑刻资料、而非仅将其作为文本材料的问题作出了回应。王锦萍老师认为可以从地方史料、特别是史料相对丰富的个案研究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问题，将自下而上探讨社会组织方式在不同区域中所呈现的模式与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政策制度演变所带来的社会层面影响相勾连。关于如何使用碑刻资料，王锦萍老师此前讨论了在华北研究过去二十年利用碑刻进行讨论的现状和前景。与纯文本材料不同，碑刻还具备物质性与视觉性，是一种公共的纪念物。未来，我们对碑刻的理解还需要与考古和艺术史学界进行更多的交流。

互动环节

观众互动环节，饭山知保教授针对如何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具体的区域文化史进行了补充。饭山知保教授提出可以按照南方的研究成果进行北方社会研究，但还要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需要找到北方的特色。例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关于水利机构变迁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杜正贞老师进一步指出，研究方法其实没有南北之分，虽然南方与北方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和留下的资料类型存在差别，但就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而言，我们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例如我们在追溯石碑原本所处的环境、空间、人群时，其实就是在追溯这种史料的生产过程及其生命周期。我们需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更新对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