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纪念 ｜第8期

2020年11月2日上午，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陈岱孙与中国经济学人的精神使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陈岱孙先生研究生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陈岱孙先生研究生王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丁国香，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黄淳，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吴敏超出席并致辞。

陈岱孙是20世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理论家，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科发展和经济学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经济学的“一代宗师”。2020年适逢陈岱孙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继承陈岱孙先生丰厚的思想遗产，缅怀先生对后辈学人的提携与爱护，弘扬先生高山仰止的学术风骨和崇高人格，文研院特举办此次纪念研讨会，重温先生的所思、所言、所行，兼以探讨和传承中国经济学人的精神使命。

会议伊始，邓小南老师首先致欢迎辞。她表示，陈岱孙先生是我们永远尊敬的长者，他不仅是北大学人、北大精神的代表，更凝聚了北大、清华两所高等学府的思想结晶。回忆起陈岱老（晚辈避其名讳的尊称），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先生始终挺直的身板，直至其年届耄耋也从未改变。这种儒雅气质与高洁风度，决不是刻意的习惯，而是其内在精神的自然流露。岱老曾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学校里教书。”这句话看似平平淡淡，实则醇厚深邃，它代表着先生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更寄托着对后辈学人的深切嘱托——教书不仅是学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传承。中国经济学人乃至当代学人都应牢记先生的殷切教诲，以实际行动践行先生的嘱托。她还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以文研院为纪念研讨的平台表示感谢，并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周建波老师在致辞中指出，陈岱老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无论世事变迁，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学术。1927年，陈岱孙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毕业后毅然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等职务；自1953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直至1984年，对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陈岱老不仅将毕生心血投入到经济学教育中，还勉励后辈在学术研究领域发光发热。上世纪90年代，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许多经济学人进入政界、商界，陈先生的一位学生也有心下海经商。陈先生得知后，严肃地说：“如果你这样做，和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这位学生即刻决定继续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工作。

陈岱老的高尚品格和风骨，与其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他出身于诗书簪缨之家，自小耳濡目染，具有了同龄人所不具备的修养和见识；后时代巨变、家道中落，他又早早领会到了世事沧桑、命运跌宕的意涵。另外，他的家乡福州是近代最早开辟的一批通商口岸，受到了欧风美雨的直接影响，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童年时生活的三坊七巷，是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先后诞生了林则徐、严复、冰心等人物。凡此种种，都锻造了陈岱孙先生卓尔不群的贵族气质和不役于外物的高尚品质。

随后，晏智杰老师致辞。他详细回溯了自己在陈岱老身边学习、工作、生活的30余年时光，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展现出一代经济学宗师的底蕴和风貌，令在场师生无不动容。在晏智杰老师看来，陈岱老的精神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深厚的爱国情怀。陈先生出身名门，又获得了顶尖的学历，但从不忘为国效力。他整整70年都在高等学府中度过，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和管理者。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找到陈岱孙说：“蒋介石让你和我们一起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但陈岱老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便谢绝了梅贻琦的邀请，坚定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亲友劝陈岱老到美国做学问，甚至有许多在美国的同学直接寄来美元，让他早做准备。但陈岱老依然拒绝了。在他看来，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领域还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他的爱国情怀，从来不是口头上的呼告，而是用教学、研究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的。

第二，爱教育、爱青年。一方面，陈岱老具有高超的教学能力。其观点之精到、表述之流畅、时间控制之精准，获得了一代代学生的称赞和认可。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就准时响起。这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必须要具备对学术理论的深刻把握和教学研究的长期实践。另一方面，陈岱老长期密切关心、爱护青年，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位同学被打成了“右派”，一家老小生活无着，绝望之际向陈先生求助。陈岱老毫不犹豫地给他寄去了5元钱，一直坚持了整整八年。还有一位年轻老师，被派遣到农村劳动。陈岱老也为他及时寄去了御寒的衣被。这位老师这样形容陈先生的帮助：“当时我谁都不敢提起，只有到了晚上盖起被子大哭一场。这是在极端严寒的情况下我唯一的温暖。”陈岱老对青年的奖掖和提携，不可一一枚举，然而他从不对别人说起，即使被问及，也只是三言两语带过。这愈发显现出其品格之高尚。

第三，醉心学术、学无止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环境发生巨变，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遭到限制，在此期间，陈岱老整整20年未发表一篇文章，留下了一段引人瞩目的空白期。改革开放之后，他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重新焕发了科学的青春，其代表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即为这一时期的成果。书稿写成后，陈先生给学生和同事们每人发去一份，谦虚地请他们共同审阅、提出意见。此外，陈岱老还创作了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政策、与改革开放进程密切联系的学术文章，包括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后的新政策和新事物、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正确对待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等观点，对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初期，“左”倾思想较为强烈，许多高校停开了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还有部分研究西方经济学学说史的学者中途转行。但陈岱老却不为世事所左右。1983年，他写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阐明了西方经济学对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该文经《北京大学学报》刊发，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政策界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起到了统一思想、指引方向的关键意义。

晏智杰老师还着重讲述了陈岱孙先生对其本人的谆谆教导和帮助。第一，引进著作之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教材奇缺，晏智杰老师也作为编委参与到教材写作中。但他对所承担的部分不甚熟悉。陈先生得知他的困难，马上主动前往他家中，送去此前编写教材的手稿，帮助他迅速建立起教材的框架和基本内容。第二，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晏智杰老师的著作《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前后写作三稿，每稿长达数十万字。陈岱老对其书稿先后提出了8次修改意见，大到结构、层次，小到表述、拼写，累计几十页之多，且均为岱老亲笔写成。第三，开辟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新模式、新方法。继《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后，晏智杰老师又编写了系列著作，希望在经济学说史研究上打破旧模式、开辟新模式。陈岱老对此也表示赞成，并多次毫不吝啬地为书作题写序言。在序言中，陈先生郑重地写道：“对于作者的观点，读者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学术问题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讨论意见。”这不仅反映了陈先生坚持真理、谦和包容的学术品格，更展现出他对学生、对后辈学人开展创新性研究的支持和爱护。

王志伟老师则用“泰斗”二字概括陈岱孙先生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他指出，这两个字可以分开理解，一是做人的“北斗”，二是做学问的“泰山”。在为人方面，他谦逊平和、不卑不亢，既不因高官而谄媚逢迎，也不因晚辈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许多后辈学人到他家拜访请教，离开时他总要起身送别。“文革”期间，岱老受到一些冲击，后来有一位参与其中的人向他承认错误，岱老却说：“有这件事吗？”一句反问自然地消除了他的顾虑。岱老过世后，北京大学的校车司机们结队来悼念他，问及渊源，他们回答说：“因为岱老把我们当人看！”岱老待人的宽厚、包容可窥见一斑。

在处事方面，陈岱孙先生是一位“有很强办事能力的知识分子”。少年求学时，他偶然看到了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屈辱之情难以言表，自那时起，他就对自己如何为国、为民效力形成了设想。1927年回国后，有人邀请他去财政部工作，但因时局动荡，最终未能成行，他便接受了梅贻琦的邀请留在了清华。这也是岱老一以贯之的变通与坚守——既时刻惦念着为国家做事，又与时俱进，在政界之外也能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西南联大的建立、清华园的复校，无不蕴含着岱老的辛勤付出与努力，他以学者的身份于众多繁杂事务中游刃有余、井井有条，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慨。

在做学问方面，陈岱孙先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一本书即《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改革开放后，岱老的研究重心从财政税收转向了经济学说史领域，不仅从政治立场上、更从学术立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一个接受了西方正统经济学教育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购入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经典著作，仔仔细细地研读和批注了《资本论》三卷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愈发深刻的认识，为著作的出版奠定了扎实的学理基础。《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至今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经典范本。一篇文章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该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的借鉴价值，代表着陈岱老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转变与深化。

王志伟老师总结说，陈岱老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对于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机融合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启示和建议。后辈学人理应将陈岱老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是对陈岱老的最好纪念。

丁国香老师在致辞中着重讲述了与陈岱孙先生的共事经历。丁教授回忆说，他1964年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清理档案。档案室紧邻陈先生的办公室，每周一上午，陈先生都会雷打不动地到办公室处理事务。每每遇到整理档案的困难，他就去请教陈先生。在陈先生的帮助下，他很快将档案整理为长期保管、立即销毁、暂时保存等三类。

丁国香老师认为，陈岱孙先生的精神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院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教学科研能力强。陈先生授课条理清晰、节奏把控精准，将他的课程内容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绝佳的文章。第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无论时局动荡起伏，陈先生都坚守本心、服务国家，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也圆满完成了学校的各项管理和教学事务。第三，高尚的人格。陈先生的人格情操得到了校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可和尊敬，也深刻影响和感召了他的弟子、同事和身边的许多人。第四，伟岸的风度。陈先生走路很快、腰杆很直，处处彰显着学者的儒雅风度。

武康平老师在致辞中谈到，陈岱孙先生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人，更是清华经济学系的奠基人，这是清华人永远不忘的历史印记。陈岱老一生从事经济学教育，将“教书”一事做到了极致。反观当前学界，有些学者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治学肤浅、浮躁，到处演讲、宣传，他们正是缺乏像陈岱老这样“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治学精神。武康平老师还介绍说，目前清华经济学系有30多位老师，但更新换代很快，且多为“海归”学者，对院史、对陈岱老的故事了解不足。他邀请晏智杰老师等熟谙陈岱老生平经历的学者到访清华经济学系，为年青一代讲述陈岱老的动人故事，传承陈岱老教书育人的宝贵精神。

兰日旭老师在致辞中强调了陈岱孙先生与中央财经大学的历史渊源，着重分析了陈先生精神品格与其教育、工作经历的关系。兰教授认为，陈岱老的精神品格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并包。陈岱老幼年时接受了8年的封建私塾教育，15岁起接受西式教育，深刻领悟了二者的优劣，也融汇吸收了二者的思想精华。教育界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大师？”这涉及到教育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教育的问题，陈岱老的经历或许可为后人提供一定的借鉴。第二是教学实践与社会环境的有机结合。陈岱老一生经历了数次重大转折，且都与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但无论时局如何，他始终坚守本心、坚守教育事业。现今的高等学府也应继承这种“坚守”传统，并将其贯穿于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全过程中。

魏众老师则在致辞中生动展现了陈岱孙先生为人、为学的另一侧面。后人对陈岱老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不苟言笑、高山仰止的宗师形象，但魏众老师介绍说，陈岱老实际上是一个爱玩、又会玩的人，课余闲暇时，他常和师生们踢足球、打网球、打高尔夫球，还会骑马、打桥牌，兴趣爱好非常丰富。这也是岱老的长寿秘诀之一。此外，陈岱老还非常重视通过各种形式提携、奖掖后辈。上世纪60年代初，他曾在家中举办读书会，把经济系的老师们请来共同研讨。许多学者对此印象深刻，认为这一读书会对其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经济学界教学和研究的中坚力量，大多受惠于陈岱老的帮扶。他们有些是陈岱老的学生，如晏智杰、王志伟老师等；有些是他的同事，如厉以宁、胡代光教授等。但引人注意的是，他们都将陈岱老称作自己的老师。这更体现出岱老对后辈学人无私、热情的帮助。

黄淳老师在致辞中提出，纪念陈岱孙先生，就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中国经济学人的精神使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对于社会而言，学校一方面决定了社会的底线，对于学者和教师而言，底线是不说错话、不说假话，尤其不能不懂装懂；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的高度，在人才培养、成果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引领和开拓作用。第二，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学高等教育偏重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推广，但仅仅教授西方经济学显然是有问题的。经济学教育应倡导建立“两史两论”的学科基础，即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陈岱孙先生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就从“两史两论”的角度清晰阐明了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结构。第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理论总结和提炼问题。以陈岱孙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人提出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思想观点，对今人仍有很大启发意义，今后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应通力合作，加强对这些理论精华的总结和研究工作。

纪念会现场

吴敏超老师在致辞中着重阐述了陈岱孙先生与民国经济学发展的关系。她介绍说，上世纪20年代，一大批留洋经济学者回到祖国，在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相继开设了多门经济学课程，创办了一系列与时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刊物，推动了全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蓬勃发展。陈岱孙先生就是这一潮流中的杰出代表。因此，要认识以陈岱孙为代表的民国经济学人的意义，应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落地、民国时期经济学的发展、民国新政策和新事物的出现等角度展开研究。

另一方面，陈岱孙先生也敏锐观察到了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注重将经济学理论与实际需求相结合。陈先生曾与胡适、蒋廷黻等人说：“我们要做政府的‘诤友’。”所谓“诤友”，就是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确政策，也要勇于批判其错误主张。20世纪30年代，陈先生详细分析了国民政府财政支出情况，指出开征盐税将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战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从学理角度系统阐述了战时配置人、财、物等资源的原则和方法。他清醒地指出，虽然抗战形势愈发紧张，但仍要充分考虑到西部的资源约束，不能一味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大后方。陈岱孙先生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动向，因此他虽一生未曾做官，但仍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张亚光老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活动的海报封面和主题有其特殊的意义。海报封面上特意没有选取陈岱老年轻时风度翩翩的照片，而是选取了他在“文革”时期的照片。照片上的陈岱老面容沧桑，神情默然，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共同经历的苦闷、悲凉的反思。而之所以把“中国经济学人的精神使命”作为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因为陈岱老的贡献之伟大、广博，不可置于任何一个具体领域，唯有上升到学人的精神使命境界，方能对岱老产生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陈岱老一生躬耕于经济学研究和事业，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对当今经济学的研究、教育和评价体系仍具有借鉴意义，也留给当代学人广阔的思考空间。

展览时间

2020年10月20日—2021年1月20日

展览地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层大厅

注：本次展览免费开放，按疫情防控要求，仅限北京大学校本部在校师生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