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纪念 ｜第9期

2020年12月5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燕京学派与中国社会学——纪念林耀华、瞿同祖、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林耀华、瞿同祖与费孝通三位先生皆受教于燕京大学，与师长和同学一道，在1930-40年代亲历了燕京社会学矢志于社会学中国化之路的艰苦努力。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人不仅为社会学入中国奠定了根基，他们所树立的学术典范和精神品格，又通过北大社会学的发扬，不绝如缕，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至今仍有待我们充分地尊重、认知和延续。2020年恰逢三位先生诞辰110周年，文研院特此举办此次纪念研讨会，重温燕京学派时期社会学人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兼以探讨和传承中国社会学人的精神使命。

上半场

会议伊始，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首先致辞。周飞舟老师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林耀华、瞿同祖、费孝通三位先生的学术生涯，并着重介绍了三位燕京社会学的杰出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构建、发展和重建作出的巨大贡献。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张静教授老师分别发言。马戎老师从1939年费孝通与顾颉刚等先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出发，提出社会学者认识中国社会要观大势、察民情。张静老师讲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社会学的经验，倡导以社会科学解释中国，要试图从特殊性中发掘普遍性。

马戎教授

张静教授

接下来会议进入第一场的报告和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王利平分别做主题发言。吕文浩老师发言主题为“个性解放与种族职责之间的张力——对潘光旦妇女观形成过程的考察”，以历史性的眼光考察潘光旦妇女观背后的内在紧张。吕文浩老师认为，潘先生一方面强调个性，主张妇女解放，否认对妇女个性的压迫；一方面强调群体性，把优生学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强调妇女的家庭责任。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但背后实则是其社会观的逐渐成型，而一个社会重在维持个性和社会性的平衡。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妇运人士的多场激烈论辩，促使潘先生调整论述策略，以兼顾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两纲六目论”来调和女性的个性解放与种族职责。潘先生的妇女思想较多地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妇女解放的现实条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其局限性在于未能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不断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女性生理条件的限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王利平老师的发言主题为“边政与社会学民族志：吴文藻的边政学说及方法”，从吴文藻先生《边政学发凡》一文中对于边疆和边政概念的重新界定出发，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社会人类学的实践取向。王利平老师提出，吴文藻先生在文中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往的政治边疆、传统地理边疆两种理念，继而提出了文化边疆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以中心统摄边缘的思路而忽视了文化差异，因此有必要引入多民族一体的视角。在理解文化差异方面，将社会人类学运用到边政学研究尤为重要，因其诞生于英国殖民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的转折点，并倡导以普遍原则研究文化作为整体的维持与动态变迁。尤其在马林诺夫斯基的非洲研究计划中，社会人类学呈现了强大的实践能力。因此，边政学有必要特别关注文化接触与边缘人（中间人）在边政中的作用，探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并扩展与同时代欧洲的比较视野。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对报告进行评议。

会议第二场由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丙祥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围绕林耀华先生的研究工作进行发言。赵丙祥老师的发言主题为“融经史会于乡俗：林耀华《义序宗族》发微”，通过林先生的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特别是正文与本书丰富的注释部分的结合，讨论了林先生在田野工作中对接经史两个传统的努力。林耀华先生以社会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考察为起点，对义序的宗族的田野考察中不仅包含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亲属关系，也融入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发展出来的宗法体系。赵丙祥老师认为，虽然宋代以降，宗法制度崩溃，今日宗族实际上成为了以血缘为名组织起来的地域组织，但宗法体系内的礼仪和风俗还在延续，保留在了民间的大家庭中。可见以家族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深入民间，牢不可拔。

田耕老师的发言主题为“非汉族群的社区研究：林耀华的西南边疆调查”。田老师从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讲起，在此争论中呈现的问题是，拥有完整的民族学田野手段和民族识别方法的民族学者们，最后的关注点其实是边疆和边政制度，而不是民族。而呼吁重视研究边疆民族的社会形态的燕京学派学人，其实是用被社区研究改造过的“族团”（即族群社区）的办法来主动地研究边疆民族本身。“非汉族团”的研究思路继承了1938年之前吴文藻的想法，即将民族志研究方法运用于对边疆非汉族群的考察之中，扩展民族志社会学的领域和方法。林耀华《凉山彝家》及其对川康嘉绒地区的研究同样以社区构成与社区之间的运动为核心展开写作。在前者中，林先生特别强调了凉山家支组织功能、内部的身份等级以及彝汉互市；而后者则用社区研究的手段处理权力的问题，可看作是社区研究的扩大。建国后，林先生以社区来写民族的方式体现在民族识别里仍有体现。《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他强调对族群间融合、交界、以及跨族群等现象等关注，仍是以社区写民族的观点的延续。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清媚进行评议，并就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会议现场资料展示

下半场

会议第三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和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吴景键先后发言。凌鹏老师发言主题为“礼法“协调”的多重含义——基于瞿同祖研究的再探”，着重分析了瞿同祖先生法律研究中关于礼法“协调”的含义。凌鹏老师认为，礼治强调差异化治理，这与法治原则构成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清代律、例的“协调”中，有时，例文更体现了差异化的原则，并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凌鹏老师重新讨论“以礼入法”的可能性，通过回顾《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著作对礼治、德治与法治等概念进行阐释。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吴景键的发言主题为“瞿同祖与阶级理论：一个学术史考察”，通过对新史料的梳理，对瞿同祖先生的早期学术生涯进行了还原，梳理了政治社会学下功能理论视角中的瞿同祖先生的研究。吴景键博士指出，瞿同祖先生早年的研究取向深受陶希圣、魏特夫（Karl Wittfogel）、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学者影响，致力于对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对阶级的讨论正源于此学术脉络。随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教授应星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波对发言进行点评。

随后，会议进入第四场发言讨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杨清媚的发言主题为“乡土社会转型中的土地金融化问题：论费孝通的乡村经济研究”。杨清媚老师首先对费孝通先生乡村经济研究中的土地金融化问题进行了梳理，她指出，在江村、禄村的土地、市场、资金条件下，民国的土地金融化政策难以落实。这一背景深刻影响了费先生对中国乡村工业化的设想。费先生认为土地市场化目的是为工业化生产做积累，这与国民党主张的土地政策有很大不同。此外，费先生还认为乡土工业的引入，可能是解决农村土地金融困境的唯一途径。之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侯俊丹带来主题为“从清河调查到禄村调查——费孝通对早期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回应”的发言。侯俊丹老师以清河调查与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之间的断裂和延续为视角进行切入，然后梳理了早期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发展脉络。侯俊丹老师指出，清河调查的问题起源基于杨开道先生对美国农业经济学的引入，后来燕京学派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清河的做法；另一方面抛弃了农业进化的假设，试图将社区作为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检讨。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狄金华对发言进行点评。

接下来，会议进行第五场发言讨论，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狄金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波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傅春晖做主题发言。狄金华老师发言主题为“化民成俗与社会再造——论杨开道的乡约研究”，对杨开道先生的“乡约-地方自治”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狄金华老师指出，杨开道先生的乡约研究有两重内涵，形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乡约制度及其实践，实质关心的是现实中的民国地方实践，这构成了杨先生乡约研究“表”与“里”的关系。乡约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地方自治单位的划定，杨开道先生认为“约”的范围应该与行政资源匹配，设定在区一级进行自治。杨先生希望用约化民，恢复民治精神，从而培养现代意义的公民。随后陈波老师带来主题为“李安宅与燕京社会学的边疆-宗教研究传统”的发言，主要围绕李安宅先生对边疆和宗教的认识展开论述。陈波老师指出，《侨居偶记》是理解李安宅先生的重要文本，其中记录了李先生对儒学及各种宗教的认识，还呈现了学者学术外非常不同的一面。基督教背景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对话，深刻影响了李安宅先生对边疆的理解。傅春晖老师的发言主题为“早期燕京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研究——以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为例”，从杨庆堃先生的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出发，探讨了燕京学派早期人文区位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傅春晖老师认为，在派克（Robert Park）来华以前，许仕廉、杨开道等先生的学术取向中已有区位意识。而且是基于区位思想，探讨社区自然基础、社会力的互动与变迁的初步尝试。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对上述发言进行点评。

在会议的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渠敬东做总结发言。王铭铭老师指出，燕京学派是后人的称呼，吴文藻先生自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吴文藻先生希望中国社会学接续古今之变的脉络，同时注重西方现代社会理论思想的学习，于是一方面培养学生社会学本土化，另一方面积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燕京学派前辈们的写作能力与学术视野的综合性、对历史感悟的超越性非都值得后人学习。我们现在的学者对作品态度应该是双重的，一方面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另一方面需要反思其中的局限，尤其是恢复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渠敬东老师也认为，对燕京学派需要继承和重新认识。燕京学派有两点要害，其一是吸收外来知识，其二是“本能”的守住民族地位。燕京学派学问的基础，是从家乡社会学开始做起，从这个起点了解自身与社会、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中国的文化所致，也是燕京学派前辈们本能对家乡的情感所致。燕京学派时期，人与学问，情理并进，值得敬佩。不过，也需要注意，燕京学派整体上缺少对中国文明的讨论。而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等人、潘光旦先生与费孝通先生晚年对文明自觉的思考和整体文明的讨论更有启发意义。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