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雅集”系列活动第六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著名乐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纪宴教授带来主题为“交响乐的谜语:从贝多芬到马勒”的主题演讲。王纪宴教授出身戏剧世家,从小受到民乐熏陶,后深精西方古典音乐,主要研究音乐组织与阐释,曾于《爱乐》杂志等多家媒体发表过重要乐评文章。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访问学者赵宪章、汲喆等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王纪宴教授首先为我们播放了一段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奏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视频。演奏《告别》第四乐章尾声时,演奏团团员纷纷依次离场,直到仅剩两名小提琴演奏者和一名指挥,而后两名小提琴演奏者也都离场,最后仅留下台上的一名指挥,及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
海顿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创作背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以海顿为首的乐团团员企盼休假而不得,让乐长海顿设法使主人意识到他们“该休假了”而创作;另一种解释则是,主人手头不太宽裕而想要解散乐团,乐团成员不愿失去工作而让乐长海顿创作此曲。何种解释才正确?这便是一种“谜语”。在电影《魂断蓝桥》中,伴随男女主角离别场景的《友谊地久天长》则接近于第二种解释,此处的音乐为他们将来的重逢及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
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则饱含“谜语”的成分。《谜语变奏曲》包含十四段变奏,其中每首变奏曲前都有不同的缩写字母或绰号,而作者埃尔加偏偏不指明它们分别代表谁,让大家来“猜谜”。随后,王纪宴教授为我们播放了《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这段变奏在相当漫长的铺垫之后便是极为辉煌的高潮,非常适合在音乐会上演奏。王纪宴教授指出,事实上我们在欣赏这段音乐时,已经不再关注它的“谜语”的答案如何,而更加关注音乐本身。交响乐本身寓意的难以领悟,也是交响乐作为“谜”一样的存在而面临的最大挑战。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有一段关于交响乐的论述:“没有比用几个声部协调歌唱的规则更伟大和更令人崇敬的奇迹了!古人不通晓此规则,但它终究被人——造物主的模仿者——发现。通过巧妙的多声部交响曲,人应该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凭借想象看到世界在世间中的全部永恒性;而且,就通过音乐——上帝的回声——享受到最美好的幸福而言,人应该几乎达到上帝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所达到的那种满意程度。”王纪宴教授认为,这是非音乐工作者所给出的最杰出的论述,作为科学家的开普勒是在用赞美诗一般的语言,鼓励我们听复杂的多声部音乐。
保罗·格里菲斯在《西方音乐简史》中说:“一首交响乐可以在一小时之内,让人体验它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理解性。”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赞的一段颇具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论述则说:“西方音乐的卓越之处在于,它通过以平均律调整的音阶,通过发展各种复杂的形式和乐器,使音乐的表达力达到了其他文化未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指挥家汤沐海则直接道出了东西方听众的区别:“西方的听众是听结构的,不是像东方的很多听众一样喜欢听一条美好的旋律,一旦有太多的发展,就不想听了。”
王纪宴教授指出,结构感绝非只属于音乐技术层面,而与人的精神隔膜。一个典型而朴素的例证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中《欢乐颂》主题的出现和发展。当这个主题在千呼万唤后终于出现时,它并非“闪亮登场”,而是听起来相当喑哑的低音区。正如萨波奇·本采在《旋律史》中指出的:“(与海顿和莫扎特不同)贝多芬的伟大旋律却大多数都在中提琴和大提琴的阴暗声区内。”在此后的三次重复中,这个主题不断趋向丰满、有力和灿烂,直到鼓号齐鸣的强奏。
旋律在重复、发展、对比、再现中呈现出结构之美,专业音乐家可以从谱面、从技术上了解,而普通听众也能从听觉上直觉地感知——如果他全神贯注地聆听。有结构感的多声部音乐,成就了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直到布鲁克纳和马勒的鸿篇巨制,没有外在情节导引,仅靠音乐自身的变化、对比,就能让听众沉浸于其中,乐而忘返。
王纪宴教授又介绍了常被贴上“左派”标签,实际上则具有相当高音乐价值的《红旗颂》,指出其魅力在于对豪迈之情、壮烈境界的渲染。随后,王纪宴教授为我们播放了汤沐海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其结尾竖琴伴奏下的双簧管演奏,让听众亲临胜利的喜悦与幸福;而音乐也在此刻戛然而止,又使听众想起未解放区的苦难人民。这也是一种“结构之美”。
王纪宴教授指出,贝多芬大大丰富了交响乐的深度而导致后世听众“跟不上”,于是对音乐的阐释应运而生。例如,作家E.T.A.霍夫曼就做了许多阐释贝多芬音乐的工作。但这些对音乐的阐释,必然地将一些音乐本身的可感内容固化到阐释性的文字之中;我们更应稍稍脱离这些文字的束缚,直接与音乐本身对话。
我们谈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时常想及“命运敲门”、“扼住命运咽喉”之类的词汇,有时甚至直接称其为“命运交响曲”。王纪宴教授指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命运敲门”是一种过度的解读。事实上,贝多芬并未对这部交响曲命名为“命运”,并且贝多芬生前谈话录的许多部分是一个叫辛德勒的人伪造的,其中就包括这种“命运”的解读。所谓遭受耳聋折磨、与命运搏斗等诸多联想,很可能都是违背贝多芬本意的。王纪宴教授说,现在提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般不提“命运”二字;现在演奏这首交响乐,则不再为刻意传达“与命运搏斗”而使用气势恢弘的大规模乐团。随后,王纪宴教授分别播放了德国指挥家蒂勒曼和奥地利指挥家哈农库特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并解释了乐章结尾“断开式”的演奏与贝多芬所作乐谱的一致性。
虽然音乐在贝多芬时代脱离宫廷、脱离贵族,但贝多芬也不将音乐作为纯娱乐,同样注重音乐本身的含义。例如,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就加入了合唱队的元素,唱词为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而有些作曲家,甚至试图将音乐作为一个离奇荒诞情节的伴奏,如法国音乐家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每一乐章都各有相应解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就对柏辽兹颇有微词。王纪宴教授说,究竟是音乐必须具有外部的解说,还是音乐本身会说话?这种交响乐的“谜语”,是我们永远都躲不过的。
随后,王纪宴教授提到了作曲家马勒。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曾是弗洛伊德的精神病人之一。王纪宴教授介绍了马勒的生平经历并指出,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水乳交融、完美无缺地表现了死亡。这段音乐同样存在着“谜语”:它被用于电影《魂断威尼斯》的片尾,有人认为是表达爱情,有人认为是表达死亡。但“爱”与“死”,回到音乐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回事?
最后,王纪宴教授用雅克·巴赞在《黎明中的衰落》的一段话结尾:“如果要对这场把艺术与生活脱钩、为了形式而去欣赏音乐的辩论作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的思维并不是纯粹的,它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反应和后天联想,是无法排除或予以忽视的。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统觉。
“很久以前曾进行过一项研究,观察懂行的听众在不知道音乐的标题和作曲家的情况下,对一首乐曲如何‘接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音乐家,他们的感受都受到各种各样所谓外在因素的影响。完全漠然被动的听众等于是精神不正常。”
王纪宴教授最后说,事实上,交响乐的“谜语”的正解便是“无解”,因为不同人、不同时期的感受都可能不同。音乐本身具有多面性与包容性,不同于电影、戏剧等更为明确的艺术形式。正如《魂断威尼斯》的最后一幕——塔奇奥在阿森巴赫面向的大海中渐行渐远,究竟是阿森巴赫的幻觉,还是真实出现的场景?这些都是艺术为我们所留下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