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七期活动在北大文研院举行，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带来题为“清代版本琐谈”的讲座。韦力先生数十年致力于藏书史及目录版本学的收藏与研究工作，有“民间第一收藏家”之称，其相关著作有《古书收藏》、《古书之美》、《古书之爱》、《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书楼寻踪》、《书魂寻踪》、《觅宗记》等二十余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担任评议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潘建国、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哲学系教授吴飞等参加活动。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韦力

一般而言，“古籍”的概念止于1912年，即清末。清为古籍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影响也极为巨大。书的主要功能便是“读”，因此，书与学术史关联紧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三大顶峰为两汉、两宋和清学，其中清代学术最近乎西方之所谓“科学”，学术著作数量多，且流失概率较低，许多流传至今。

一、藏书之着眼点：学术价值、外在形式

韦力老师首先指出，评价藏书的通例主要有三：学术价值上的重要性，流传数量上的稀有性、艺术价值上精美性。其中，学术价值是藏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清代学术作为中国学术史的三大顶峰之一，有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朴学）、古文经学（吴派、皖派）、今文经学、宋学等派别，在经学研究、舆地考证、算学、训诂学等方面都大有成就。

此外，藏书的外在形式也是一个主要着眼点。首先，同种书不同版本之间的价值不同。以各版本较为齐全的《三希堂法帖》为例，乾隆亮墨拓本工艺复杂，当时只作宫内赏赐之用，得之人极少；道光后有带饕餮纹的花边本，数量较多。还有一种光绪间的石印本，由于石印便利，起印数量巨大，可达十万部；而古籍传统的起印量为三百部左右。显然，流传数量越多，收藏价值就越低；但此光绪间石印本不带饕餮纹，因此是以乾隆亮墨拓为底本的，故仍价值不菲。

《三希堂法帖》，乾隆亮墨拓不带花边本

韦力老师指出，我国历来区分稿本、钞本、校本的版本系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特有的语言体系。汉语为表意文字，存在大量的同音字，因此在传抄过程中会出现思想观念不同所导致的讹字。后人通过校勘学方法，从校勘出的文字差异管窥抄书者的思想差异，是为中国特有的学术内容。

韦力老师随后分别讨论了初刻本、递修本、红蓝印本等藏书的收藏价值。初刻本价值尤为重要，以《旧五代史》为例，邵晋涵辑《永乐大典》清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为其初刻，这使得失传的《旧五代史》失而复得；递修本是原作者萌生新的观点、认识后对旧版本的“修订”，往往与旧版本卷首相同但内容上有时差异很大，查阅时不能忽视；红蓝印本则是正式印刷前的试印本，基于深色覆盖浅色的原理，亦可通过校勘学方法研究著书者的观点改易。

《魏书》，明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国子监刻清顺治递修本

碑帖则有整裱本与剪条本之分。若整裱本不便阅读，古人即将其剪成竖条分页装裱，为剪条本；但剪条本有违书法艺术所追求的整体性，无法顾及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整裱本亦有可否分割之别，如莫高窟整裱本中的文字大小不一并依存于整体的框架结构，剪条后无法恢复原貌。直至清末，时人方知整裱本之重要，故明代的整裱本少之又少，价值也极高。

“大部头书”向来不被看好，书店通常将其置于书架顶部，行话称“压架子书”，不好卖。但近年来，收藏者逐渐意识到大部头书的可贵性。古人推销书是买方市场，通常是伙计背着书到买家家中提供试读；而大部头书背着费劲，于是习惯只取出大部头的“头本”。从而，由于种种原因，“头本”与其他部分分离的情况并不希见，于是“缺头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许多完整无缺的大部头初版本很少见。

《通志堂经解》，清同治十二年粵东书局翻刻本原装四百八十册

韦力老师还介绍了殿版书和单页文书的收藏价值。“殿版书”作为政府读物，以传播思想为主要目的，其印刷装帧不惜成本，但内容性并不强。单页文书，或认为不在藏书范围之内，亦有“单页归档案馆，成册归图书馆”的处理方式；但韦力老师认为，藏书应藏单页，不应拘于形式。

二、清代藏书的断代问题

韦力老师接下来讨论清代藏书涉及的断代问题。首先是南明文献的归属问题，1644年后数十年间南明与清并存，韦力老师认为，南明文献也应包括在清文献之内，如明万历间刻弘光元年印本《五灯会元》；相似的还有吴三桂的“大周”政权存在四年，此间文献如周二年《黄石公素书明解》；又如满清天命、天聪、崇德三朝之书，时间上与明万历年间重叠，但考虑到这些古籍版本的复杂性，又难以将其划入明代范畴。

清崇德、顺治、康熙递修诰封

此外，对于藏书家而言，有些特殊年号颇具趣味性。首先是“顺治元年”，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不太出版书，韦力老师只见过一部，极为珍稀；乾隆六十一年让位后，宫中有出现刻历为乾隆六十一至六十四年的刻本与抄本，但民间都已改用“嘉庆”，因此也很稀罕；清代弃用年号“祺祥元年”以及“宣统四年”（1912年）的“时宪书”（相当于挂历），有些因提前印出而得以流传，亦为珍稀之物。

三、善本的概念与范畴

据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不同时代对“善本”概念的称呼，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钞，四曰旧校。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出“三性九条”的规定，其中包括“清代乾隆及以前”这一硬性的年代规定。但对收藏者而言，考虑到乾嘉学派治学年限之久，强行用年代决定善与不善并不可取。

国务院新近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又提出“四级十等”，可操作性更强。例如清光绪间黎庶昌、杨守敬影刻《古逸丛书》本《春秋谷梁传》，虽不符合“三性九条”，但却是公认的好本子，许多乾隆前的善本甚至卖不到其一成价钱。韦力老师指出，这些藏书在收藏市场上的“成交价”，有时往往能比这些国定标准更能反映其真实的收藏价值。

四、清代学术与版本

韦力老师说，选择清代藏书，首先要关注那些“经学大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是清代唯一一部全用小篆写成的书；又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后世一般认为是戴震的代表作，但许多戴震的重要弟子称其主要学术观点不在于此。其间，“小学”与金石考古尤为繁荣。“小学”中又以研究《说文解字》为大宗，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金石考古则是学者不满足于文字材料而从青铜器铭文考史，如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吴云《两垒轩彝器图释》等。

清代还出现了“影刻”与“影钞”的兴盛，都是古人为了复原古书原貌而进行的尝试。例如，影刻本中常有墨色印章和朱色印章并存的现象：墨色印章，是影刻时一并摹刻的古人藏章；朱色印章，则是后代递藏而添加的藏章。但影刻力求全貌的复原，难度大、成本高，因此传世也较少。

接下来，韦力老师为我们分析了同一部书不同版本的价值区别：按一般规律而言，稿本>校本>钞本>活字本>套印本>刻本>珂罗本>石印本>排印本，其中，活字本由于排字成本高，因此印的越多则平均成本越低，印量大而降低了价值；若从内容上分，从刻书的目的分析，家刻本>官刻本>坊刻本；从形式上分，则是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

随后，韦力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经部之外值得收藏的书。首先是史部名著，其初版本价值尤高，如乾隆五十二年洞泾草堂刻本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乾隆四十五年潜揅堂刻本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此外还可收藏：小说名著，如乾隆五十六年程氏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程甲本）《红楼梦》；诗词名著，如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程氏七略书堂刻本王士禛《带经堂全集》、清康熙中金阊绿荫堂刻本纳兰性德《饮水词》；西学东渐著作，如清光绪间刻本英国金约翰辑《海道图说》。还有一些当属清刻本中的名品：藏书家所刻书，如林佶四写、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此外还有太平天国毁版之书、清三代写刻本、禁毁书等。

最后，韦力老师简要介绍了清代版本中的一些特殊关注点，包括：原刻与翻刻之别，如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清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为原刻，另有光绪三年潘祖荫翻刻士礼居本；名刻工代刻，如《盐铁论》有嘉庆十二年顾虹川为张敦仁刻的本子；日本影刻的中国古籍，有时不易区分，用纸不同为最大特点；仿古纸刷印品，如清乾隆内府刻本《御书大佛顶如来秘因修証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使用了仿金粟山藏经纸；包含两种以上文字的情况，如清内府刻本《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璧刊刻；校样本，即出版前供校对之用的本子，如清光绪刻校样本《仪顾堂书跋》；高丽本，由于高丽产铜，其铜活字制造精美，如朝鲜丙辰内阁铜活字本《御定史记英选》；混印本，指印法不止一种的本子，如《格致须知初集》有木刻与金属版混印本。

《仪顾堂书跋》，清光绪刻校样本

韦力老师发言之后，负责评议、同时也是韦力老师好友的辛德勇教授指出，藏书家对于文献传承的贡献非常大。而作为藏书家的韦力先生，在短时间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大量关于清代版本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应用于文献学研究之中。例如，收集文献遇到红蓝印本时，便能明白它们的意义；还有一些特殊问题，如“祺祥元年”，也是清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了解这些问题，能够具体、全面、真切地贴近史学研究。此外，韦力先生的发言，对我们选择收藏何种古籍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潘建国教授与漆永祥教授则肯定了韦力老师与其他收藏家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同时乐意于挑选有学术价值的藏书影印出版，是一名学者型、学术型的古书收藏家。最后，在师生提问环节，韦力先生也强调了“藏书”与“读书”的区别，有些版本的书可能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却远不如大量出版的点校本易读。

【活动预告】第八期“静园雅集”活动将于2017年3月31日举行，由青年昆曲家刘昂带来主题为“明清民国时代的文人歌唱——正本清源话昆曲”的讨论，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