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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10】杨浪:地图的发现

发布时间:2017-04-28

2017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文研院“静园雅集”系列第10期活动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媒体人、地图收藏及研究者杨浪以“地图的发现”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评议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主讲人杨浪先生现任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海航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云南祥鹏航空副董事长、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讲授新闻编辑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于《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担任高级职务,著有《地图的发现》(北京三联书店,2006)、《地图的发现·续》(北京三联书店,2008)、《老歌的发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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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老师以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为引子——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杨浪老师说,民初引入现代教育后,史、地分家,但其实离开地理,历史是读不通的。现代教育中历史与地理的隔断,在现代社会中衍生出诸多问题,例如在北京电视台纪念长征70周年的节目中,提到贵州省的乌江,竟扯上了“风马牛”的项羽。因此,把历史的研究与地理研究、现地踏勘结合在一起,尤为重要;而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判断,尤其是对大场域问题的判断和组织,都必须依靠地图。

地图是拥有空间控制、群体迁徙和流动的前提,是执政的重要依据,是宣示权益的历史依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托。地名直接关乎历史地理,关乎历史上群体的迁徙和流动,而战争是群体迁徙和流动的最典型形式。对于地图宣示主权的功能,杨浪先生举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例子。在这片9万平方公里的中、印争议领土,中国对外宣称主权,但中国的官方地图上曾经仅仅标出了6个地名;经过中科院郝晓光博士的奋力研究,西藏山南地区的27个新地名被考出,这些地名后被国家民政部所增加。由此可见,地图能为国家主权的宣誓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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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浪先生的专著《地图的发现》中,杨浪先生曾对地图有过如此描述:“用线条描绘的历史,用符号勾勒的现实,用版本积累的震撼,用技术制作的文化”。人类原本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平均身高的“一米七”,看不到广域的事物;而地图的视角,包括将各种地貌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则意味着人类认识的“巨大升腾”。

杨浪先生从四个方面解释了地图的形制。第一,人只有“言不能达意”时才画图,因此“图”中的信息内涵比文字复杂,比语言清晰,比公式生动。杨浪老师说,包括美术作品的非语言产物,其所宣泄、所表达的情感和信息内涵,都远比语言更为丰富和清晰;而一张感兴趣的地图,完全可以“当成一本小说看”。

根据国外地图学界的普遍观点,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不外乎迄今2000年的马绍尔群岛地图、迄今2700年的古巴比伦地图、迄今3500年的意大利溪谷地图以及迄今3700-4000年的苏联南高加索一出土银壶上的图案等几种。而杨浪先生认为,人类最古老的地图应该在岩画上。在杨浪老师展示的几种土耳其地区的岩画中,都标明了水系、狩猎区域等信息;杨浪老师说,传递这些扎根于生活的植被、狩猎、水系等信息,岩画都是最好的形式,而这些岩画都应纳入地图的范畴。

第二,地图是“上帝的视角”,是“俯瞰”的视角。而这种俯瞰的视角,不仅需要大的胸怀,其视觉记录也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从马王堆图、放马滩地图到遥至西藏边界的康熙大地图,可以看出,较高的技术手段是制作广域地图的必要条件,这从前提上限制了民间制作广域地图的可能性,需要动用强大的行政组织力量。

第三,对于比较文字记录中的误差,地图是最精确的文本之一。杨浪先生说,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任何历史文本都是相对不完备的,都是需要修正的;而地图的形式则不同,其精确程度的限制只有技术,基本上没有主观故意。对于地图中那些出于非技术原因的“故意的误差”,很容易找到理由来证明。现今的地图需要不断修测以保证其精确性,但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故意隐藏一些信息,这是另外的话题。

第四,研究历史必须依靠文献,而表空间位置的“图”在文献中极为重要,不可替代。例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周瑝《琉球国志略》中的琉球国图,能够为钓鱼岛问题提供积极的证据。但由于地图印制传播较文字困难,许多古地图流传不易。

杨浪先生指出,地图收藏能够改变读书的方式,在读书时建立一种全新的思维习惯:不仅思考历史在时间上的演进过程,而且思考历史事件、人物在空间上的存在方式。杨浪先生还以平型关战役的历史事件为例说明,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对历史产生更为微观的认识,如此在读书时,“不但会为其道理、故事而兴奋,还会因为看到了它们是在哪个山岭、道路上发生而兴致盎然”。

随后,杨浪先生分别讨论了三种地图或与地图相关的故事。荆轲献给秦始皇的地图,足以包住匕首的篇幅与今雄安新区并不大的地理范围似有矛盾,可见其中地理内容之丰富;从一幅日本人1935年绘制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的真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为当时红军长征事件对外传播的历史增添新的内容;用地图的角度分析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题记中出现了一处“东西”相悖的地理信息错误,而《鹊华秋色图》中的水文描绘,结合78年前一次黄河改道的历史,还孕育着一个对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不说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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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评议的许宏老师结合考古学区域系统调查的经验,强调了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二里头周边60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平地;但考古学研究者通过对传世地图的利用,可以使当地原始的聚落形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非常有价值。另一方面,从地图的功能来看,地理学者也可以显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评议之后,杨浪先生与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