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文研院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日我们继续推送《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分享的第二期，“《谈艺录》的‘补注’体”。本系列共六期，由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撰稿并讲解。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视频节目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

《谈艺录》的“补注”体

补注这个词，出自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的《史通》内篇第十七的题目，说的就是历代学者在书籍上做的注，特别是史书的注。刘知几认为很多注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显得有些芜杂。这个看法我们今天往往不太同意，因为不属于正史的很多材料恰恰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历史。钱锺书在《谈艺录》的序里也引了《史通·补注》篇中的一段话，说自己书里有20多则和主题无关的“附说”，就像是《洛阳伽蓝记》等书里的作者自注那样。

但我今天要说《谈艺录》这部书的“补注”体，并不是指那20多则“附说”，而是指是给前人已成规模的注本进行补充修订的工作。我认为《谈艺录》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给几种古代大诗人的权威注本进行补充和修订，这说起来可能不是今天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常听到有专家会批评钱锺书的著作不够伟大，殊不知他自己也是乐于“写在边上”的。

先看《谈艺录》开篇的小引，钱锺书是这么说的：我一向喜爱与有才华的朋友谈论诗歌艺术。1939年夏天，我从西南联大放暑假回上海。有位叫冒景璠的朋友，敦促我写一部诗话，认为这些谈话不记录下来太可惜了。我也心动，于是考虑自己有些已刊的文章，将来要结集出版。那么就用这部诗话来做外篇，与之内外呼应，也是好的。

写《谈艺录》之外，本来还另有比较核心论述的内篇。也许时机不合适了，就像后来他说的那样，“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

钱锺书已经自称《谈艺录》是诗话体，为什么说里面有些内容又可以当补注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书篇幅最大的第二则，“黄山谷诗补注”；这是谈论黄庭坚诗集的名家注本，包括任渊也就是天社的内集注、史容也就是青神的外集注，史容孙史季温补的别集注。这一则开头先说读了好友冒景璠父亲冒广生的《后山诗注补笺》一书。接着由《后山诗注》的作者任渊直接过渡到任渊等人注的黄庭坚诗集。这个过渡显得有些突兀。钱锺书到晚年才详尽说明了来龙去脉。

原来他早年被父亲管教，读书入门，懂得了诗学的诀窍。但读大学进了外文系，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是靠自己看书。他读到任渊所注的黄庭坚和陈师道，开始逐渐体会到有时宗派和形式上的差别，乃至语言和文化的疆域都不能阻隔文学构思里的互通之处。这番体悟也就是《谈艺录》一书的核心主题。

当读到冒广生的《补笺》时，年轻气盛的钱锺书就问，为什么不做补注，而做补笺呢。我们要知道笺和注的区别：注是最实打实的对原诗构思源泉的解释，简单说是出处典故，但任渊的注好，在于不从表面做文章，而是深究看似不同面目上与前人的神似之处；而笺重视的是诗歌的本事，所谓“笺者表也”，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有什么背景。冒广生的补笺主要就是说明陈师道交游和社会时代背景资料。因此，张文江老师说补笺是往下说的，就是你补史料的话，肯定是看他写诗之后的书才找得到相关信息；而补注是往上追述的，就是要看他诗的出处。这往上还是往下，有难易程度上的区别。钱锺书问，补注不是更有价值吗？冒效鲁嘲笑道：谈何容易呢。

因为年轻气盛，所以就写了一大篇山谷诗补注。这难度比后山诗补注更大了。而后来钱锺书还不断进行补订。1950年，周一良先生他们编《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其中收入钱锺书一篇《黄山谷诗补注》，内容超过了《谈艺录》初版里的规模，而晚年出版《谈艺录》的补订本，全书篇幅扩充了一倍，对山谷诗补注的增补依然是最多的。这就不单纯是年轻气盛了，更重要的支撑力来自知难而上的态度。

《谈艺录》里还包含了对陆游诗集的一部分补注。钱锺书曾说陆游的诗集一直没有好注本传世，因此他在这方面也是很下功夫的。我后来翻检《钱锺书手稿集》的读书笔记，看到他读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篇幅很大。但在笔记题头上就先标满了批注，细数这部注本征引了《谈艺录》哪些地方。后面的笔记就更有意思了，凡是针对注文的话几乎全是批评，也有大量简要的补注，有些甚至就只写“当注”俩字，因为笔记是给自己看的，就没必要交代得很详尽。钱锺书还指出这个注本有时未注明出处就抄袭了他在《宋诗选注》里的内容。这当然有暗中较劲的意思，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隐蔽在书斋里的批评，主要还是感慨自己看重的“补注”工作无人问津吧。

《谈艺录》涉及王安石诗集的那几则，钱锺书面对的是历来号称荆公诗权威注本的南宋李壁《笺注》。清代人姚范和沈钦韩做过一些修订增补工作，再往后就是《谈艺录》这里了，钱锺书给李壁注纠错补正了四十多处，王水照先生评价说，“精当尤超迈前人”。就是他不是抽空隙来添补些意义不大的东西，而是攻坚战。就是真解决难题。不过，钱锺书当时看到的李壁注本，其实是不全的，有大半注文被删掉了。日本有一种朝鲜活字本，却是全的，要到1994年才影印出版。假如对照这个完整的权威注本和《谈艺录》里的内容，我们发现很多钱锺书补充的意见，是和失传的那些注文一致的，这是和权威注本不谋而合之处；而更可贵的就是还有几处，钱锺书给出的解释是李壁注本所忽视的问题。比如《重登宝公塔》“应身东返知何国”这一句，钱锺书用了多种资料，提出“何国”可能是专有名词，指是西域的国名。用多种材料，来确保语境上的紧密关联，并揭示了这个用语的意思。

《谈艺录》里还批评了施国祁的《元遗山诗笺注》。施国祁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尤其对于金元时代的历史感兴趣。他自称原本就想笺证本事，而非注释诗学出处，最后还为仓促成书说了一些理由。钱锺书评价说，笺注本事做得很好，但是注的部分很糟。问题当然是施国祁原本就轻视诗学，因此注解则多征引类书，没有追究其诗歌用语的初始。钱锺书说注诗的大忌，就是“注诗而无诗学”。诗歌词章的因袭，如果进行考订，必须是会作诗而且深谙其三昧的人才做得来。我们记得钱锺书说自己在留学时遭遇家国动荡，才对杜甫和元好问诗歌有深入体会；但也要注意到《谈艺录》的补订部分举出元好问诗因袭他人之处大概近百条，这当然是元好问诗的补注了，其中反映出他学术境界和思想认识的重大变化。

《谈艺录》开始的“补注”工作，还延续到这部书之外。钱锺书曾批评胡稚的《简斋诗注》是宋人诗注里最糟糕的一部，而《容安馆札记》第456则，就相当于对陈与义诗集的补注。他对陈师道诗集也有做补注的责任感，这在《容安馆札记》第477则得到了体现，这个长篇札记不少是对天社注的补充和质疑。就在这篇札记手稿一个不起眼的位置，钱锺书还批评了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的做法。另外，我们在《钱锺书手稿集》里还可以看到他对杜甫、李商隐、韩愈的诗集所提出的很多意见，这些都可能是他的《管锥编》续编计划里的内容，可惜比较零碎，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古籍举要》，序言里他说，这年夏天在家对子侄辈进行庭训。他说，清儒治学，之前的最高标准是乾嘉朴学，“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不能片面求博览，要知道重点难点问题去下功夫。“窥隙攻难”就是要解决那些“谈何容易”的问题。钱锺书心目中的补注体著作，应该是窥隙攻难，知难而上，克服前人未竟的事业。

此外，说“以窥隙攻难为功”，不仅是学术精神，也是人格道德。往往是你习惯了避重就轻，习惯了走捷径和回避问题，不仅是不能解决学术上的问题，遇到节操品格的考验，也是不能过关的了。从钱锺书在《谈艺录》里提出的“补注”之责任的问题，我们有了更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