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雅集

中国文人素来有雅集的传统，文研院也自成立之初便推出“静园雅集”系列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畅叙诗词书画、图像与音乐、戏剧与电影等等，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理解与认识，也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意趣。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里，宅居在家，“雅兴”依然。虽暂时无法相聚于静园，文研院特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借助文化与艺术的渗透力量，带领大家一起“云游”于古今中西，追寻故事背后的故事，品味学术以外的学术，收获欣然自足的乐趣。

今日起，我们将开启推送《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分享。本系列共六期，由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撰稿并讲解。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视频节目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今天推出第一期内容“《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围城》题下的阅读史

这是第一讲，我们就从他最有名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围城》说起。说起这部小说，大家想必都读过或者已经非常熟悉里面的情节和主要人物了。我这次主要谈谈这部小说的题目。

这是第一讲，我们就从他最有名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围城》说起。说起这部小说，大家想必都读过或者已经非常熟悉里面的情节和主要人物了。我这次主要谈谈这部小说的题目。

关于“围城”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也不难理解，杨绛在九十年代初为电视剧《围城》写的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我们的解读也都基于杨绛的这个说明。但是，我想追问的是，“围城”所包含的意象，如何成为钱锺书写小说的一个主题呢？如果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多了解一下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时他读书和思考的那个书斋世界里的内容。

《围城》构思于抗战时期，写作于上海沦陷区。但严格说，“围城”其实不是一个现代战争概念。抗战时期的上海，不论是它依靠租界而形成的孤岛阶段，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沦陷阶段，就算是存在一种被包围了的都市的感觉，那与古代战争里固若金汤的攻守战争的对局也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围城》的英语和法语译本题目，都用了“被包围的城堡”这个名称，“城堡”，是西方古代有的。而日本译者，认为标题在日语里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方式，于是改题为《结婚狂诗曲》，他们有意淡化这个可能指向时代背景的意思。但日文译者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拜访过钱锺书，钱锺书翻书给他看“围城”的出处，是《史记》或者说《战国策》里的一段话。这样说来，就不只是“被包围的城堡”，还应该是“被包围的城池”，以及“被包围的现代都市”。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呢？也就是说，到底钱锺书笔下的“围城”是一个东方或西方的古代典故呢？还是也反映了现实世界？

首先，我们要注意，整部小说的开篇的时间，是1937年7月下旬，说那个夏天“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主人公，“鸿渐于陆”，坐船回国。而现实生活中，当时钱锺书还在欧洲留学，他们一家是在1938年夏天回国的，坐法国客货船“阿多士II”号的三等舱，从马赛到上海。钱锺书在香港就先下了船，去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报到，因为他找的工作是在这里教书。而杨绛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去了上海投奔她父亲。钱锺书到学校后，因战事延迟开学至11月，他在10月间回上海与家人小聚，几天后就返回昆明。

留学时期的钱锺书对于国内形势是非常关心的，这一点我们从他当时的诗作里可以体会到。比如“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田园劫后将何去，欲起渊明叩昨非”，等等。一是对家国遭受侵略战争的悲愤，二是更加思念故国和故乡。这样的心情，使得钱锺书一家放弃当时还比较安稳的欧洲读书生活，启程回国。在钱锺书读书笔记手稿夹杂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当时收到家信，听闻岳父母（外姑病逝、外舅避难上海）的消息，以及老家无锡被占领后，母亲等人躲避乡间，“衣履欠阙”的情况。跑到上海去的叔父钱基厚一家，在辣斐德路找到一处宅子，把钱锺书家人也接过去住了。收到这样的家信，钱锺书和杨绛决定回国，他给牛津的朋友写信说：“我们没有家可以回”。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钱锺书走入了“围城”的时代局势里。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和清华大学档案保存的资料，钱锺书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曾在多名教授合开的“欧洲名著”课上讲授了荷马的两部史诗。时间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初。而在抗战胜利后，他为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开设的《欧美名著选读》课程，第一篇也是选读《伊利亚特》。

不仅如此，我们在钱锺书这个时期写的很多文章里都见到涉及荷马史诗的内容。比如和他回国的心境非常有关系的一篇文章，谈论“回乡”作为文学隐喻，他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各写了一遍，主题就是从《奥德赛》里来的。因为他佩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教导世人学习奥底修斯，抛弃沿途的诱惑而扬帆起航，返回故土：故乡显然隐喻的就是真我本初之态，这里是有一个哲学深度，而非只是眼前事。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也有很多地方采用的荷马史诗里的典故和思想，包括方鸿渐他们在受到战争威胁的污秽浑浊世界里漫游的经历，很多地方是用戏仿的手法借鉴了荷马。另外，正如《奥德赛》有“回家”这个主题，而《伊利亚特》涉及的特洛伊战争主题，就可以概括为“围城”。通过钱锺书的大学课堂，我们可以认为，荷马笔下的“围城”在他构思小说的前后这段时间里一定起到了积极的提示作用。

如果放眼世界文学的潮流，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很多作家试图将荷马史诗与现代世界接通。1940-41年，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哲学家西蒙·薇依就曾带着一种政治紧迫感读荷马史诗，探讨了《伊利亚特》中那些足以抵抗战争对人类灵魂造成毁灭的力量，企图从古典文学中找到一种至今有效的和平主义精神。一些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也从荷马史诗那里找到了言说当下人类处境的一些隐喻方式。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诗章》，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都是如此。特别是《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对荷马史诗的极具创造力的荒诞改写，和《围城》里对奥底修斯漫游历程的那种充满戏谑意味的摹仿，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钱锺书很关注现代文学对于古典传统的接受，自然熟悉这些手法路数。

《围城》不仅要避免正面写战争和唱爱国高调，这部小说还要将“围城”这个题目从比喻的层次上进行深化，将“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的状态也适用于爱情婚姻和事业人生。钱锺书回国后的十年里，一直未能谋得大学里的稳定教职，可以说是在“城中人”和“城外人”之间游离。《围城》里揭露了脱离现实关怀而变得空疏无聊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知识分子圈中颓唐卑琐的精神世界，这种批判态度也正有赖于小说家本身游走于内外的视角才得以成就。从小说人物的对话里，“被围困的城堡”和它的法语说法，被点了出来。我们在钱锺书的读书笔记可以找到并进一步考察这个法文出处的复杂背景，涉及到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近东地区、近代英法等国哲学、文学的很多渊源。意味也非常丰富，使我们理解人生到处都有这样的两难选择，而钱锺书晚年写的《管锥编》，最后一篇还是落到这个话题，那里是说，就连宗教上的超越性思想也未能彻底解决人生的“围城”难题。

这张照片是我前两年拍的，是钱锺书当年写《围城》时住的地方。杨绛的文章里对此有所交代。

《围城》写完后受到当时批评家们的严厉批评，这使得钱锺书不肯再做小说了，据他给朋友的书信里说的，他肚子里还有十几部小说要写，这不知是真是假。但我觉得也许并不那么遗憾，因为可能没有其他题目会像“围城”这样对他自己有这么大的意义了吧。

回顾他的阅读史，可以说：一方面“围城”之象长久地在钱锺书的战时生活中深入其心灵脑海，另一方面，“围城”之题也包涵了丰富深邃的诗文典故，钱锺书笔下的战争语境与这些伟大的文学传统发生了奇妙的联接。那些曾在烽烟兵火间表现对于人类命运之深切悲悯的中外文豪们，终于成为“患难中的知心伴侣”，通过书本和笔记给予支援，成就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

 预告

接下来，【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后续也将在文研院公众号陆续推出，主题如下，敬请关注。

《谈艺录》的“补注”体

钱锺书对胡适文章“八事”的批评

杨绛（钱锺书）编译的研究资料集

《管锥编》论“神道设教”

钱锺书读过的心理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