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二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摄影术与紫禁城”。历史影像工作者徐家宁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主持。

讲座伊始，韩策老师简要介绍了徐家宁老师作为历史影像研究学者，在中国近代历史影像研究方面造诣很高，梳理了徐老师的著述译作，并回顾与徐老师相识的经历。韩策老师进而指出，晚清以来新的照片录像与影像资料，已经受到学术界与公众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在他看来，影像研究对于历史研究的帮助在于直观获得“历史感”，认为徐家宁老师能够娴熟地将影像资料与文献结合起来，并且在学术界内外都有沟通，兼顾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

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群，紫禁城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大节点几乎都会成为摄影关注的焦点。徐家宁老师以“摄影术与紫禁城”为题，梳理摄影术向北京、向紫禁城传播的脉络与节点。徐老师首先指出，中国摄影史研究中大致包含两条路径，其一是摄影技术发展的路径，其二是摄影传播的路径。两条路径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区间内完整地分隔出来，大多数时间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同时，两条路径都可以包含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中国摄影史的发展和中国的近代史紧密相关，研究上的每一步推进都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相关影响，绕不开传统的历史研究。

马可·波罗的文字为世界带来了对中国的想象，而直到乾隆十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画家通过画笔才向欧洲展示了比较具象的紫禁城形象，但其中仍有很多想象的偏离史实的成分。摄影术最基础的应用，是对于现实的精准反映。1839年法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开银版照相法，标志着摄影术的诞生。而1844年摄影术第一次来到中国，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ene Itier）带着相机跟随使团来到中国，在澳门与广州拍摄了许多银版照片，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还是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使团无法去到北京，也就不可能拍摄紫禁城的照片。随后，技术上更为简单、成本更低、曝光时间更短的新方法：湿版蛋白法逐渐得到应用，使得拍照变得相对便捷，亦有底片可以洗印，影像可以复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亦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大事件，摄影术终于来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随着战争来到紫禁城面前。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是拍摄数量最多的、也是第一个拍摄紫禁城的摄影师。紫禁城的形象第一次被记录在底片上，工作在紫禁城里的人也开始接触摄影。对此徐家宁老师着重提及了恭亲王奕䜣与醇郡王（后来的醇亲王）奕譞，指出奕䜣在留京善后、与联军谈判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摄影术，而英国医学传教士德贞或曾在1860至1864年间在北京为当时的醇郡王奕譞拍摄过照片。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所摄颐和园文昌阁

现已焚毁，1860年10月

1870年代至1890年代，是摄影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更加进步，进入北京、会拍照的外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徐家宁老师具体指出，1870年代北京迎来了重要的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他在北京生活了接近20年，曾从南、东、北三面远远地拍摄紫禁城。而同时代的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亦在北京拍摄了很多照片。1880年代的华人摄影师梁时泰，作为摄影术传入中国后逐渐追赶上来的佼佼者，是为醇亲王奕譞拍摄最多照片的摄影师。回到影像，徐家宁老师举出恭亲王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三张照片，其中反映出不同的人生状态与面貌。醇亲王在大阅海军后留下的照片，也具有可进一步分析的意义。而从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1898年拍摄的前门大街细部中，可以窥见北京在1900年以前的现代化程度。

托马斯·查尔德/中国历史影像·早期摄影家作品集

满族新娘，1871年

进入二十世纪，柯达公司的快相技术再次引发摄影术的爆发式发展。而1900年，伴随着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军率先攻进北京城、直扑皇城。随军摄影师奥基夫拍摄了一些纪实性质的照片，从留下的照片中，也仍能看到美军炮击午门时留下的痕迹。1901年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来到北京，受托考察紫禁城建筑，成为第一个全面拍摄紫禁城内部的摄影师，拍摄使用干版技术，照片中能够看到大殿最远端的墙角。奥基夫利用美军把守紫禁城南大门的便利，有幸成为第一个进入到紫禁城内部拍照的摄影师，而他的镜头为人们展示了紫禁城内部最原始的样貌。

约翰·汤姆逊镜头下，一位国子监数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摄于1868–1870年间

1902年两宫回銮后，清廷对于外国人与外国事物的态度发生变化。慈禧回京途中在前门瓮城里的观音庙和关帝庙烧香时，曾向城墙上围观的外国人挥手，1903年至1904年还曾让勋龄给她拍了几十张照片，标志着摄影术终于被清帝国最高权力所接受。而摄影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摄影对于中国的皇室来说成为很正常的事务。1910年代照相机日趋小型化，溥仪退居后宫，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开始玩摄影。留存的照片影像，反映了溥仪、婉容、文绣三个人的关系与他们的生活。1924年小朝廷在冯玉祥的逼迫下从紫禁城离开，北京大学的陈万里用照相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自此紫禁城内再无皇帝，而摄影术给了后人一个见证回看这一历史瞬间的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南迁，故宫、故宫文物、故宫人都开始了动荡的岁月。而当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摄影术再次见证了紫禁城的高光时刻，见证了太和殿前举行的华北日军受降仪式。

韩策老师总结徐家宁老师的分享，认为徐老师所分析的从摄影术进入中国，直至1945年太和殿日军受降仪式，是一个很完整的百年近代历史。徐家宁老师也提到，中国宫廷与摄影这一西方技艺之间的屏障，是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被打破的。这一过程中，摄影术在距离帝国中心极远的南方口岸城市与朝廷官员发生最初的接触，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王宫大臣在照相机前留下个人影像，再至身处权力核心的太后、皇帝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纳入镜头。这一以今天的理解来说必然发生的走向开放的过程，在关于紫禁城、关于皇室的照片中都有清晰的反映，不同时期留存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研究的众多侧面，也有着可拓展讨论的空间。

徐家宁老师在雅集现场

提问互动环节，徐家宁老师在技术层面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晚清的照片着色技术通常为人工水彩上色，提及华人摄影师梁时泰很擅长给照片上色，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并未给慈禧太后拍过照，但很大可能参与了照片的放大与上色的过程。而由法国驻昆明公使方苏雅（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的“电影”与照片谈起，徐家宁老师补充介绍了汤姆逊、赖阿芳、梁时泰等人的照片源头与存世情况，并就照片版权、照相馆照片署名、收藏照片的利用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围绕摄影术文化层面的传播，徐家宁老师指出比托为中国的许多城市留下了第一张照片，回到英国后迅速产生很大反响，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中国作为“异域”的猎奇，而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产生的图像变多后，摄影师照片在西方的作用转型为服务于特定的功用，照片的价值也在不同时期发生着转换，应用于不同的渠道。讨论到清廷对于摄影的态度，徐家宁老师补充提及清廷有对洋务与新事物进行过影像记录，如醇亲王奕譞与李鸿章大阅海军、汉阳铁厂、京张铁路等，而根据德龄、容龄、勋龄的记录与回忆，慈禧太后于1903年开始拍摄照片，对于摄影的态度也相对开明、乐于参与。此外，徐老师也就宫廷照片里为何鲜有光绪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会后，徐家宁老师、韩策老师与在场学者就讲座中部分照片的细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