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0日下午，“静园雅集”第3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从‘用笔’到‘用刀’——‘印从书出’的艺术实践与人文内涵”。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天曙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主持。
本次雅集朱老师将篆刻史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梳理篆刻从实用到艺术的发展历程之后，以篆刻中的重要理论命题“印从书出”为中心，为大家介绍了篆刻艺术与书画艺术不断互相影响、交融的艺术特征。随后，通过展示钤印本秦汉印谱、明清集古印谱，以及吴让之、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等篆刻名家的原打印谱，并且现场进行篆刻创作，用活泼丰富的形式带领大家真实感受篆刻艺术之美。
第一阶段，朱老师为大家梳理了篆刻艺术从战国到近代的发展历程。朱老师指出，篆刻艺术是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古老是因为从商周时期印章就已经出现，但早期的主要功能是“以检奸萌”，在实用中使用，具有“防伪”的性质。直到元代以后才逐渐成为文人的艺术，到清代发展到高峰，一直延续到今天。
早期篆刻发展受制于材料，“写”与“刻”一开始是分离的，“刻”的过程要由专门的印工完成。元明之际发现了更易走刀的篆刻材料，大约在此时，文人们开始自篆自刻。在材料变革的情况下，篆刻逐渐成为文人书画印结合的重要艺术组成部分。明代中期以后，在吴门书画家们的推动下，篆刻艺术和书画艺术逐渐融为一体。
印章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实用系统和文人艺术系统。元代以前的官私印章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元以后以文人艺术活动为主，多用于雅玩怡情，并形成风格多样的篆刻艺术流派。实用系统的印章从风格上看，又可大体分成三个体系：战国体系、秦汉体系和隋唐体系。其中以秦汉体系对后代影响最大，“印宗秦汉”成为了元代以后的文人篆刻家的主要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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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庚都萃车马（7.0cm*7.0cm）
先秦古玺
由于大篆字形并不规律，所以战国古玺上留红也不规律，这种无意识的红白对比和自然残破的效果反而成为了后期文人印追求的效果，在当今篆刻艺术中也是很重要的创作思路。秦汉印章是明清篆刻家取法的重要内容。秦汉两代社会稳定、小篆规范等因素为秦汉印风格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空间。秦印布白均匀，与古玺印的不规则相比，已经产生区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秦印中收笔处常有类似悬针和雁尾的笔画形态出现，这些细微的地方可视作“印从书出”的早期表现。秦代官印有两种，一为帝玺，一为百官印。先秦时期印章均称玺，用玉也没有等级限制，但秦皇帝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玉玺。百官印继承了战国玺印的某些特征，白文凿印多有边栏，并在其间加添十字界栏，寓变化于规整之中。秦印在文字上使用统一的小篆，笔画或匀停、或婉丽、或浑朴、或稚拙，多姿多彩，较之战国玺印变奇崛为平正，但较之汉印却显得灵动，具有战国玺印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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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成君印（2.3cm*2.19cm）
秦印
汉印在篆刻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代篆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汉印奠定了中国古代基本的印章制度，详细规定了各级官署、职官用印的材料、钮式、形制、称谓等。另一方面，汉印特有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样式成为后代特别是明清文人印章追求的“经典”。汉印的文字变化、组合、增损等为印章艺术提供了一个“基本形”，而汉印中所表现出的浑厚、质朴、遒劲之美，不断为后人发掘、取法，“宗汉”“仿汉”“拟汉”等语汇不断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风虽保留着汉代质朴平和的特点，但宽博、雄浑之风渐衰。魏晋印面中特有一种篆法，笔形类似《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悬针篆，如故宫博物院藏“冯泰”印，体现了同时期书法对印章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官印制作多粗简草率，经过两汉时期蓬勃发展的私印也明显衰落。但是魏晋时期书法发展却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篆刻风格。同时，魏晋时期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产生了新的钤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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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5.1cm*5.1cm）
隋印
隋唐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印章从实用到文人篆刻艺术的过渡阶段。隋代官印完全采用朱文，印面尺寸也比传统官印大许多，所用文字以小篆为基础，印文屈曲填满，反复折叠，改变了秦汉时期印章多阴刻的传统。从隋代起在印背刻凿官印镌造日期，刻款成为印章的组成部分。此时的印章已经和秦汉印体系有了很大变化，新的印章体系开始逐渐形成。
经过隋唐两宋的积累，篆刻艺术在元代逐渐进入文人视野。赵孟頫、柯九思等在书画作品上喜好用印，并且十分讲究，使得印章与书画关系更加紧密，书画家自篆自刻的欲望日趋强烈。在汉印审美观的影响下，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出现了集写刻于一身，并以汉印风采为追求的文人篆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有王冕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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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松雪斋”印
元朱文是元代篆刻风格的重要形式，也是后世文人常用的印章艺术形式。古籍收藏印多用元朱文，以达到记录藏家且不挡字的目的。直到近代元朱文也是文人篆刻中的重要艺术形式。同时，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元印中也出现了姓名与花押结合的特殊押印形制。
吴门不仅是元代文人书画家的活动中心，也是明代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文人印章即从此开始崛起。吴门派的勃兴，带动了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这批书画家中倡导文人篆刻艺术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文征明。随后出现的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等，都对明清文人篆刻艺术流派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篆刻艺术蓬勃发展的同时，篆刻理论在明代也开始出现。周应愿《印说》是明代第一部系统、自觉研究印章艺术理论的著作，是明代印学理论进入高峰期的标志，也是明代文人在印章领域里运用古代美学理论成功地设立印章自身艺术理论的典范之作。随后周亮工《印人传》广泛收集印章印谱，专为印人立传，是篆刻史上的创举。朱老师《感旧——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一书深入阐述了明末清初印人的活动和周亮工“此道与声诗同”的重要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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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愿《印说》，朱天曙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前中期，篆刻流派逐渐形成，两大主要流派分别为“徽派”和“浙派”。“徽派”也称为“皖派”，指的是当时徽州地区出现的篆刻名家们的集合。“徽派”篆刻线条生动流畅，古朴雅致，代表篆刻家如程邃、巴慰祖、邓石如等。与“徽派”较为松散的结构相比，“浙派”更有组织，且自觉性更高，代表是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丁敬篆刻不仅吸收了秦汉、宋元以来的风格，还融入了朱简所创的短刀碎切法，形成与前人不同的风范。自言“仿汉人印法，运刀如雪渔”，呈现出朴老遒劲、清刚生拙的面貌，使一直较为沉寂的浙江印坛重新恢复了生机。“西泠八家”多继承丁敬此法，如蒋仁、黄易、奚冈等。
此时，篆刻家们对于篆刻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是篆刻理论中两大重要命题。继邓石如之后，晚清时期的赵之谦、吴昌硕、胡钁、黄士陵等，在“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上有了较大拓展。赵之谦融合各家之长，将篆刻艺术拉入文人思考中，广泛汲取六国币铭、秦诏版、汉金文、砖瓦碑刻、封泥等，用以入印。这种取材的丰富性，使晚清印坛出现了新的局面。赵之谦的篆刻方法后为齐白石所继承，注重留红和留白的对比，将赵之谦章法上参差错落的方法加以夸张，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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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欢”印，赵之谦刻
边款有“邓完白法，为季欢摹”
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其篆刻独特风格的形成得力于《石鼓文》，并把其笔意融入汉印，这种浑厚高古和苍茫烂漫的风格在其中年后日趋鲜明，并把汉砖瓦文字、残破效果和封泥的边栏变化巧妙地融入印面，浑然天成，对近代印坛形成了巨大影响。
黄士陵早年曾师法邓石如、吴让之和浙派，受赵之谦影响最深。其创造性在于把金文的方法运用到篆刻中，利用金文中肥厚的点团来表现印章的笔墨情趣，还更加拓展了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实践，认为印章以光洁为好，延伸了赵之谦精致一脉的印风。
胡钁也是晚清的重要印人。他的印章得力于汉玉印和秦诏版，白文细劲，朱文粗犷，用刀在秀挺中表现笔意，章法上犹见匠心，疏落中多有紧凑，以追踪秦汉得正脉而与晚清诸家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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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印，齐白石刻
清代以后，近代印坛的杰出代表齐白石，称得上是印章流派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是继吴昌硕之后历史上又一位书、画、印皆绝的巨匠。他的篆刻最初从浙派入手，又受赵之谦、黄牧甫影响。他在印风上的变化和其书法取法一致，将多种篆书的手法运用到印章中，喜用单刀侧锋冲刻，多具汉将军章的急就趣味，粗犷雄肆。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强大的齐派印人群体。
从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胡钁、黄牧甫、齐白石等人的篆刻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书法的笔意，再融入“金味”“玉味”“石味”“木味”等多种意味，形成了典型的艺术风格。同时也说明，清中后期以来的文人篆刻艺术均以“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为指导，可视为入古出新的典范。
朱老师指出，当代篆书创作的不断出新和地下出土的新金石资料是激发当代篆刻艺术水平提高的两大动力，“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时至今日仍然作为篆刻艺术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推动着篆刻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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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在雅集现场讲解印章
雅集的第二阶段，朱老师展示了秦汉印谱、明清印谱和名家自刻原打印谱，包括《秦汉初古印聚》《杨氏集古印谱》《吴让之印存》《吴昌硕印存》《来楚生自用印存》《齐白石印存》以及朱老师自刻印谱《熙云馆自用印存》等。
《杨氏集古印谱》有印谱旧叙、凡例，体例完整；其中收录的印面形制丰富，并且是明清原拓，非常珍贵。上海朵云轩出品的原打《吴昌硕印谱》，清晰可见缶翁仿秦汉古法、善用残破效果的风格。在《齐白石印存》中可以看到齐白石印风的变化，他刻印多运用凿边营造漫漶斑驳的效果，极具匠心。《来楚生自用印存》在继承吴昌硕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面貌，是吴派的重要代表。来楚生的边款多用篆书，营造出古代刻石的氛围。与吴昌硕、齐白石一样，来楚生也善于运用斑驳残破的效果营造印面古意。
晚清篆书与篆刻大家吴让之使刀如笔，气象俊迈。朱老师选了《吴让之印存》中的一方朱文印进行点评，认为吴让之用粗线刻朱文，当为其篆书对篆刻风格影响的结果，另外，吴让之篆刻自有“挑刀法”，是其刀法区别于旁人之处。
朱老师自刻印谱《熙云馆自用印存》风格多样，融齐白石、吴昌硕、秦汉碑额等于一体，印风古朴自然。随后，朱老师展示了青田、冻石、陶印等各种材料的自刻闲章，向大家介绍不同印材与形制之间的差异，以及在不同材料上的篆刻方法，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兴趣。
朱老师带领大家赏鉴原打印谱和印章实物，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讲解篆刻家们对印面的设计思路及刀法的运用，阐释篆刻家们对于“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等理论的不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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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带领学生现场刻印
第三阶段，朱老师以“夕阳无语”为内容现场进行篆刻创作，为大家展示了从设计印稿、刊刻，到刻边款、拓边款，最终成为篆刻作品的完整过程。
在设计阶段，朱老师讲到，要根据印面大小，注意印面红白分布，及时调整。刊刻阶段，朱老师现场演示了冲刀刀法，并提到笔画与笔画连接处不要太实，过犹不及；印章形成需要经过反复修改，七分印稿三分刻，在印稿上石之后和刊刻过程中还可以不断调整，以达到理想状态。在印面和边款完成之后，北京语言大学书法专业硕士生国仕堃同学向大家展示了拓印和边款的过程。朱老师带领大家体验了篆刻作品从设计到完成的全过程，参加本次雅集的老师同学都对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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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现场刻印原拓
雅集最后，潘建国老师作了精要的学术总结。他说，篆刻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刀笔审美内涵和古典人文精神，方寸之间可见文人情怀，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天曙老师作为书画印兼擅的当代文人艺术家，把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这次雅集，是一次印章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整体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