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4日、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八期“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基地项目课题组在商务印书馆鼎力支持下承办，来自内地、港台、日本的近三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沟通的控制展开。不同政权之间的往来、社会各阶层的信息沟通，一并参与塑造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秩序。研究信息沟通在国家和社会秩序构建、维护、破坏、瓦解和重建当中的运作机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有助于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提供帮助。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首先致辞。她表示，“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已于2017年11月被教育部立为重点研究项目，而信息沟通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工作会议为数不少。11月11、12日将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另一场信息渠道工作坊会议与本次会议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带来题为《唐代信息研究的特色与展望——以信息传递的介质、功能和途径为重点》的报告。吴丽娱研究员指出，信息渠道课题研究已经积累有年，如今进一步推进“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意在将相关研究带入更深、更广的层面。有关唐代信息问题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特色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围绕信息传递“介质”的研究，即文书及其体式、形态；二是围绕信息传递所发挥功能的研究，即将文书递达、信息传播同中央与地方机构的政务运行相结合，实际上，这也涉及了本课题中的“国家秩序”。
关于第一个方面，吴丽娱研究员指出，针对文书体式、类型的专题研究开始较早。《天圣令》等新资料发表后，有关某些官文书的讨论也更为深入。她以“状”的研究为例说明许多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一是论事之“状”何时产生、何时取代了奏抄的主体地位；二是奏抄与奏状的针对性及其区别问题；三是唐代官府机构下对上的申状是否存在、何时产生以及“申式文书”是否为“解文”的问题；四是牒、状的混用问题。关于第二个方面，吴丽娱研究员表示，“信息”二字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属于研究过程和关系的“‘活’的制度史”范畴。她指出，目前学界的讨论比过去更加丰富、深入，研究的问题和层面也有新的开拓点。但相较于中央层面而言，有关结合信息对地方基层政务运行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已有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第一，打通唐宋，唐宋结合；第二，对制度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相当熟稔；第三，研究细致，对史料的推敲落实到字词意义，讨论问题从实际出发；第四，除关注新史料外，注重对旧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此外，吴丽娱研究员认为应多关注一些公文形态以外的内容。以敦煌文书中的书仪为例，书仪的传播、信息的递达往往有着促成其实现的大背景，也有助其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信息流通与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息息相关，而这个秩序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和统一的时代界限，可以说，这将是未来信息沟通研究中的一个努力方向。对此，邓小南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吴丽娱研究员回顾了唐史领域中有关信息课题的研究状况，可谓述、评兼备，既指出了已有的成就和问题，也提出了值得继续追踪和开拓的方向，体现了专家的学术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丽娱研究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虞云国带来题为《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的报告。虞云国教授强调，应多以“政治生态”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更集中地关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下，政治系统、政治制度与君主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强弱、贤否、明暗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也与邓小南教授对“‘活’的制度史”的相关论述吻合。作为“宋代第一监察系统”的台谏，其在中枢权力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宋代台谏监察渠道的制度建设，包括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两方面，其制度化成果既继承了前代规制，又完善了本朝建设，值得肯定。虞云国教授还指出，还须在变动的政治生态中考察制度化构建，这样才能达到“‘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深度。虞云国教授认为宋代台谏系统运行的振衰曲线大体经历了从北宋前期的低谷上升至元丰时期的峰值，继而经过比较平稳的高原时期后又衰落的过程。随后，他具体分析了宋代各个时期政治生态与台谏监察信息通塞的关系。虞云国教授表示，在政治生态恶化时期，台谏系统与监察信息渠道几无制度条文的重要变动，而监察信息渠道却发生了明显异变。他以徽宗时期台谏官的“免责性筛选”和南宋权相直接干预监察信息的处理等事例，分析了政治生态对监察信息渠道的实质性影响。
通过考察宋代台谏制度的运行与宋代政治生态变动之间的关系，虞云国教授提出了两点需要反思的地方。第一，从系统的视域反思宋代台谏监察信息的通塞。台谏系统是从属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官僚制度整体系统下的一级子系统，监察信息渠道则是从属于台谏系统下的二级子系统。在宋代君主、宰执、台谏构成的“三极制衡”雏形中，君权自始至终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既处于三极之一的位置上维持和调节制衡格局，又居于这一系统主宰与决策的终端地位。一旦君主发生问题，台谏系统就会发生问题，其子系统也会随之发生问题。第二，专制集权系统不可能确保监察信息渠道的恒久畅通。在以君权独尊为实质的宋代君主官僚集权政体的大系统中，台谏系统及其信息渠道为权相把控的根源就在于君权的失误和让渡。君主个人因素或可使台谏系统与监察信息渠道相对正常与畅通，但君权的失误只可能避免一时，却不可能长久。因此，古代的台谏监察信息渠道也没有持久畅通的可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虞云国教授
讨论环节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高柯立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分别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与虞云国教授进行了交流。虞云国教授指出：第一，信息渠道的研究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除围绕中央机构外，对宋代信息渠道的研究还可以在其他层面上继续展开；第二，信息渠道与政治生态并非两个对立的主题，政治生态是一个可以在考察过程中凭借的视角。加入“政治生态”的视角是为了更深入地推进信息渠道项目的研究，使它拥有一个更加宏阔的背景；第三，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要从“人”的层面继续深入。
邓小南教授认为，虞云国教授从更加宏阔的角度，特别是从政治生态、系统论的方法观察信息渠道的“通”和“塞”，而这也是学者一直在追踪的问题。她在总结时谈道，虞云国教授的报告内容对信息渠道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宋代有很多建设信息渠道的努力，而这些渠道按照其目标正常运行的时期却非常短暂。邓小南教授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进行了补充：“政治生态”包括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制度文化，而这是由当时的士大夫与社会人群参与塑造的。所谓制度文化，指制度实施的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既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与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及其周旋互动。综观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几乎没有哪个制度是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的，调整、修正、变异、走形才是常态。
两场主题报告后，工作坊进入专场讨论的环节。第一场专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祎担任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以《牓子在唐宋政务运行中的作用——从敦煌文书<刺史书仪>说起》为题，梳理了唐宋时期作为公文书的“牓子”的文体发展脉络及其在政务运行中的作用。雷闻根据相关材料推断牓子属于“奏状”的一种简化格式，并认为目前所见具有奏状性质的牓子最初出现在唐代陆贽担任翰林学士时期。雷闻指出，在唐代，牓子的使用者主要是宰相与翰林学士等近臣，晚唐时期皇帝也使用“内牓子”向近臣宣谕。雷闻进一步推测牓子的格式与适用范围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是后梁与后唐之际。他指出，宋代的牓子基本承袭后唐的制度，但也发展出问安、请假、报丧等新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闻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李雪梅从公文碑刻碑意图、碑石功能、立碑时间、公文刻载形式、碑刻命名等角度分析汉唐时期的公文碑，在宏观层面上归纳、总结公文碑的发展轨迹。李雪梅认为，公文碑形制及刊刻模式的演变，标志着立碑目的和功能的变化。汉代公文碑的特色是以铭功体式载录公文，唐碑则更注重公文格式，宋代敕牒碑开始批量出现，公文碑的功能特色日益凸显。总的来说，公文碑自汉以来发展的趋势是从保留局部、关键公文体式到摹刻完整公文体式，从一事一刻到一事多文或数文累刻。这一转折在唐代已部分成型，宋代成为定制。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雪梅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孙盈政以《唐、五代时期“堂案”小考》为题，对唐、五代时期的“堂案”与“堂判”进行辨析。她指出堂案在三省制时期已经出现，应是宰相议论军国大政的相关表状在政事堂的存档；中书门下体制确立至五代末期，堂案则是宰相和其他官员对军国大政和常务发表议论的表状在中书门下的存档。在此基础上，她指出《唐国史补》中“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的记载有误，“堂案”当作“堂判”，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以堂判处理四方、百司之事。王孙盈政认为，堂案内容转变和堂判文书产生，是中书门下作为军国大政的决策机构和常务主要裁决机构的重要表现，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宰相机构明显的政务官化倾向。
吴丽娱研究员高度评价了三位报告人的研究，并从牓子礼仪性功能与公文性功能的区分、中书门下奏状运行程序、个别史料解读等角度向雷闻提出修改意见。针对李雪梅的报告，吴丽娱研究员就《中常侍樊安碑》的性质、公文碑与墓志平阙格式等问题发表了相应看法。最后，她建议王孙盈政应从“案、帖、判”文书的背景下理解“堂案、堂帖、堂判”文书，还可继续探讨堂判结果下达形式、皇帝批复是否保留在奏议上等问题。
张祎建议雷闻应明确界定并分类讨论不同种类的牓子，并应从文书功能而非文书格式的角度来讨论政务运作，他呼吁学界警惕滥用文书研究领域常用理论框架的倾向，指出考虑文书的礼仪性、抽象性意义时首先不应忽略文书本身的实际功能。张祎认为，公文碑发展轨迹是放射性地从汉代功能较为集中的公文与纪功结合的碑演化为功能较为分化的若干种碑，目前采用的分期叙述方式有可能会带来公文碑线性发展的误解。他建议，出于方便学者利用史料的考虑，可以采用著录最早碑文年代的方式。张祎从材料和理论两方面对王孙盈政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建议王孙盈政应当根据文书相通的属性扩展材料，并呼吁学界应对相关概念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建立更严密的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
第二场专场讨论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主持，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准教授饭山知保担任评议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余蔚报告的题目是《开禧北伐前的敌情侦测与战争决策》，他指出开禧北伐前夕宋廷侦测敌情主要有三个渠道：边臣边民上言、赴金使节见闻、宋境流传的关于金国政局的文本。边臣的情报主要来自于被称为“跳河子”的边民以及在隆兴北伐期间南来的“归正人”群体。宋方赴金使节负有收集敌国情报的任务，随着北伐的筹划更是积极地探察金国局势。宋朝境内流传着不少与金国政局相关的说法，它们或多或少被当时的朝臣接受。本应倚重的间谍却由于金方的阻隔政策而无法探知金国北境的即时信息。余蔚指出开禧北伐的失利未必由于主持者一意孤行，而是因为囿于具体条件的限制致使“敌我力量”对比被错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蔚教授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希丰以《南宋川陕与朝廷的讯息沟通——以吴璘病笃及蜀口选帅为例》为题作报告，他结合相关材料考察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四年间，南宋朝廷与川陕高层之间围绕蜀口大将吴璘病笃的反应与措置，以及由此引发的蜀口选帅事等相关问题，分析南宋朝廷对于多种信息来源的甄别、处理、应对，以及对地方武将考察任用方式等关键议题，提供了一个观察南宋朝廷与川陕间讯息沟通的案例。陈希丰认为，总领所、制置使、宣抚使、宣谕使在南宋朝廷与川陕沟通的信息渠道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希丰
黄宽重先生高度评价了余蔚的报告，称其在讨论范围广度、资料丰富性等方面处理得相当完备。他从边臣、使节、归正人、边民等群体的情报收集渠道在南宋时期的例行性、延续性角度进行了补充，并建议学界应通贯考虑开禧北伐前战争准备的各个环节。黄宽重先生认为，陈希丰的讨论在资料和深度方面都已相当成熟，建议后者进一步追问吴家在四川势力强大的原因，探讨吴氏部将与吴家之间的纽带关系，并提示陈希丰注意利用同时代其他士人的文集材料。
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
饭山知保认可余蔚关于开禧北伐时机选择欠妥的判断，并简要介绍了十二世纪金朝北境的政治局势。他指出，开禧年间正好是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金朝北边最稳定的时期，金章宗决定全力反攻南宋，也因为其对北方的暂时稳定抱有信心。他认为余蔚的研究正可以为大蒙古国的兴起给周边国家政策带来影响这一课题提供例证，也期待能通过余蔚未来的研究进一步理解大蒙古国时期南宋的外交政策和生存策略。饭山知保肯定了陈希丰在史料搜集积累方面的力度，并提示应注意不同类型史料的史料性和政治性间的差异、朝廷在四川的代理人代表当地还是中央利益、川陕与朝廷间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偏差等问题。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准教授饭山知保
余蔚认为黄宽重先生的提示非常重要，同意开禧北伐还有许多敌情侦测以外的环节，表示未来将尽可能地浏览一遍南宋史料。陈希丰感谢黄宽重先生关于南宋敌情侦测例行性和延续性的提示，并回应了饭山知保提出的代理人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
自由讨论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与陈希丰就如何理解宋孝宗初期试图取缔吴氏将门的政策进行了意见交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化雨强调，对四川的研究应当超出中央、地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央和地方在这一区域不仅相互博弈，还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郑丞良就南宋朝廷如何核实情报并依据情报做出决策、金朝北境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在开禧北伐时是否已经恢复元气等问题和余蔚进行了讨论。虞云国教授认为，韩侂胄的亲信示意属下不要向韩侂胄汇报金朝的真实情况，是以上级意志为准绳，先有决策、再有论证，屏蔽、堵塞了负面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宣莹提出对开禧北伐时期宋方情报系统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情报系统在系统性上的比较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林岩和余蔚对开禧北伐前的军方意见、军事动员、物资调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黄宽重教授指出资料的不完整性、资料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评断、主事者的好恶都影响对开禧年间政局的完整判断，并提醒研究者注意加深对南宋军职武人的理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结合之前学者阐述的观点后指出，在前近代物质条件下国家控制能力有限，在一定范围外很难有效地搜集情报。
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
第三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全德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汤元宋担任评议。第一位报告人是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郑丞良，他的报告题目为《试论朱熹眼中的“庆元党禁”——以庆元年间朱熹书信为主的观察》。郑丞良以朱熹自绍熙五年末离朝至庆元五年辞世这六年时间里将近六百封书信为着眼点，对朱熹人生晚期的个人际遇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解读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朱熹书信，郑丞良对“朱赵关系”、“辞职风波”、“伪学风暴”、“党禁阴影”、“落日余晖”等五个专题进行了细致阐述，勾勒出朱熹晚年在主观认识上发生的变化与情感的大致脉络，并以此为焦点透视“庆元党禁”的整体气氛，并指出应具体把握政治事件给每个人带来的主观感受和意义的差异性。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郑丞良助理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林岩以《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以殿试对策为中心》为题做报告。在总结当下宋代试策研究主要路径的基础上，林岩指出了既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一些问题。通过具体考察，林岩表示，南宋朝野舆论整体上比较鼓励士子在廷对中积极表现，而且士子在殿试中拥有较为自由的言说空间，可以充分地表达政治见解或向皇帝进谏。林岩认为，不应忽视士子们试图通过殿试、廷对抒发见解的渴望。此外，殿试文本作为当时人评论当时事的政治性文件，不仅体现撰写者的政治立场，也多少反映朝堂政治争论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君主和士人共享的一些政治理念，可以作为透视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扇窗口和感知南宋政治文化的一种途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岩副教授
评议环节，虞云国教授首先强调了“庆元党禁”在南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郑丞良在全部利用朱熹近六百封书信的基础上，对主观书写与客观历史的互动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探索。他还指出，就赵汝愚、朱熹、韩侂胄三人的微妙关系和“庆元党禁”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轨迹等细微之处，还应做更全面的考察、更小心的勾勒。对于林岩的报告，虞云国教授充分肯定了他对现存全部殿试对策文本的囊括性“发掘”，以及对“省试策”与“廷对策”的区分。虞云国教授表示，林岩对各阶层关于廷对策的态度以及权相与皇帝在廷对过程中的政治关系进行了很好梳理，对士子在廷对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使此项研究更为全面。另外，在涉及南宋权相的评价问题上，他强调相关研究应着力推进到人物、事件的细微处应进行具体把握，不能总是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
汤元宋主要针对郑丞良的报告发表看法。首先，他从朱熹文集的成书过程与朱熹书信的流传情况，对文集收录书信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其次，汤元宋肯定了郑丞良以历史参与者的主观感受为切入点来考察，是对以往党禁研究范式与“道德美化式”朱熹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他也指出，朱熹主观感受与党禁客观形势的关系很复杂，需要在不同维度进行细致考察。最后，汤元宋表示书信是一种兼具“诱惑力”与“危险性”的文本材料，学者要小心书信研究中的“陷阱”，谨慎使用书信中的信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汤元宋博士后
第四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亦冰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宝海、赵冬梅担任评议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高柯立以《政策、信息与历史：南宋平江府给复学田碑探微》为题做报告发言。高柯立以南宋平江府学田争讼案中最关键的三块公文碑为着眼点，梳理了学田案始末。他指出，原有“茭荡”经围田开发后变成的“荡田”之归属权问题是案件的核心，并通过对府学和地方豪强在学田案中各自作为的考察，指出平江府学最终收回学田的关键在于府学教授汪泰亨的人际关系所勾连起的“非制度性信息渠道”。而府学在争讼取得胜利之后将官府牒文、省札刻石，使得这些石刻文字除了具有实际的法律和社会功能之外，也影响了当时和后人的历史记忆。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高柯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罗玮报告的题目为《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考——兼论元代实录与民间家族文献间的“信息沟通”》。罗玮首先指出，传世的董俊传记中，元明善撰《藁城董氏家传》董俊部分，与其所撰《寿国董忠烈公传》（罗玮拟名）和李冶撰《董俊神道碑》内容差异极大，相抵牾处屡见不鲜。通过对两篇传记撰写时间、行文特点以及董俊生平进行细致考辨，罗玮表示，《寿国董忠烈公传》对《家传》中的董俊事迹进行有意识的改写，改写的依据是翰林国史院中的金史资料和元朝《太祖实录》。罗玮推断，可能是董俊第三子董文用在国家史书编修工作中拔高了董俊在《太祖实录》中的历史地位，从而影响到元明善《寿国董忠烈公传》的撰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罗玮
评议环节，赵冬梅认为高柯立的报告内容既全面又丰富，具体章节中对于汪泰亨人际关系的钩沉、对陈氏兄弟豪强形象的塑造细致精彩。同时，赵冬梅也针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她认为，文中某些章节的叙述较为冗长，与主题略显疏离；文章内容反映了作者向会议主题靠拢的努力，但在信息理论的使用上尚显苍白；一些细节上的判断还有可商榷之处。赵冬梅将罗玮的报告归于史学史的研究，认为其很好地呈现了历史记录者、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同时，她也对文章细节提出两点疑问：一，董文用为何不直接影响董俊行状而选择难度更大的元朝国史？二，《寿国董忠烈公传》的“篡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事件的轮廓、董俊的形象并影响了“历史记忆”？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
党宝海表示，高柯立报告中所讨论的事实部分并无太大争议，如将陈氏兄弟定性为“豪民”,以及陈氏兄弟三份用以证明荡田所有权的契据与争讼的府学学田没有关系。据此，党宝海指出，争讼案中各级部门的判决在事实上应无问题，有司的处理体现了公正性与行政程序的合理性。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审慎、负责的调查与判决。党宝海认为罗玮讨论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其对于董俊作为中下级军官在《太祖实录》中形象的反常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对《寿国董忠烈公传》成书过程的解释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元明善改写所依据的材料应该还是来自董家。《寿国董忠烈公传》里有大量的地方性、个人化且无法被证实的信息，党宝海认为这类信息一般不会出现在国史、实录中，更有可能存在于地方文献中。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
第五场专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春高担任评议。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弢以《西欧中世纪官方文书之形制初揭——以中古德意志帝王的特许状为核心兼及教宗的特许令》为题做报告。张弢指出，中世纪欧洲的“官方”包含了世俗和教会两方面涵义。以君主为例，其发布的文书可以分为任命、特许令、回复等，但行文格式大同小异，形成了“程式书”的固定体式。掌握这些固定体式，有助于研究者从外部形制上辨别文书的真伪并作初步判断。通过现场展示德意志国王（皇帝）奥托三世与教皇维克托二世发布的文书复印件，张弢介绍了欧洲中世纪文书的书写载体、纸张大小、印章等文书形制方面的特点和君主签名、印玺加盖方式，以及文书的开头、正文、结尾各处体现文书程式性的固定符号和书写内容等。张弢指出，国内的欧洲上古、中古史研究面临的一大困境是缺乏实物收藏的史料。现在所见材料是经过编辑的副本，须综合运用文字学、文书学、印章学等独立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才能对史料进行初步辨别与分析。本次报告展示了一些文书复印件，他希望从直观上增进大家对中世纪文书的了解。
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弢副教授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杜宣莹，她报告的题目为《英格兰都铎晚期的政务文书编撰与门客入侵》。透过都铎王朝晚期政务文书编撰的形制，她探讨幕僚、官员、君主三种势力如何通过介入信息网络进行权力博弈。被誉为“英格兰近代早期情报之父”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遗留下来了一万多份档案有助于分析都铎王朝晚期的政务文书处理过程。通过解析档案中记录的内容，杜宣莹还原了英格兰政务文书运行的口述、书写、传抄、传递、批阅和归档六项程序；而文书流程的详尽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知幕僚、官员、君主如何运用信息网络完成权力博弈，分别形成所谓“门客入侵”、“党争”、“弱势的女主统治”三种局面。以“门客入侵”为例，杜宣莹指出，弗朗西斯将国家的信息部门私有化，他和其他一些大臣将自己的幕僚通过国家升迁安插到下议院——这就是“门客入侵”的表现。这也证实了直到伊丽莎白时期，国会或者下议院并没有获得决策自主权。相反地，枢密院或君主将门客安置在下议院，强化了下议院对政权核心的服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杜宣莹讲师
第三位报告人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化雨，他的报告题目是《申状与宋代中枢政务运行》。王化雨指出，官文书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原先一些经常讨论的如宋代政府权力运作、皇权相权关系等问题进行细化，通过对文书流转过程中若干环节上起作用的机构、人物进行观察，反过来对宋代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做探讨。王化雨首先介绍了申状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了“申”与“奏”的关系，继而探讨宰辅机构对申状的处理环节，最后对“批状”进行了相关介绍。王化雨指出，很多人都认为宋代是制度规范性很强的时代，其制度的刚性、细致程度与覆盖范围均高于前代。但与此同时，制度的弹性也在加强。宋廷在处理政务时始终面临两个问题，即提高效率和与防范弄权。宋代统治者也一直试图在这二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但始终都未找到。从超脱于文书处理的更高角度来说，宋代集权程度的提高可能有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化雨副教授
针对张弢的报告，黄春高表示，他对西欧中世纪文书形制的揭示，反映了当今世界史研究中史料领域的拓宽，其在史料学层面上的意义又超出了单一的世界史研究。对于杜宣莹的报告，黄春高首先肯定了她以信息为视角探究英格兰文书运作流程以及超越信息视角观察政治运作的努力。在讨论近代国家的形成时，从私人化（household）的官僚走向问责制（accountability）的官员（也就是“从私到公”）才是学界比较接受的观点，故而对杜宣莹研究中呈现出来的相反趋势表示了疑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春高教授
包伟民教授认为张弢和杜宣莹的研究可以当作参照物来反思中国史研究。他生动地阐释了特定时代和政治环境下，文本中会出现的特定用语（即所谓“时代语”的现象），并思考在唐宋时代发现、解读这些具有时代特性的表述的可能。另外，包伟民教授结合民国时期的司法文书（如契约、诉状等实例）指出，如欧洲中世纪文书等第一手史料的真实性也同样值得怀疑，须对其进行理性的历史解构。关于杜宣莹的讨论，包伟民教授表示，对比都铎时期英格兰政务文书处理所体现的政治运作特点，宋代的执政者主动搜集信息、占有信息的过程以及官员由非正常渠道获取信息、民众上诉访求的制度等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至于王化雨的研究，包伟民教授表示，还需通过进一步的横向、纵向比较判断两宋政务文书制度的发达度。他还指出，在探讨两宋间文书制度的运行关系时，除制度规定外，还需将皇帝、宰相的性格等因素考虑在内。结合“人”的因素综合来看，两宋的申状制度可能并非没有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
几位报告人对评议人的发言作了简单回应。针对中古时期文书的真实性，张弢谈道，在宗教虔诚的欧洲中古时代，假文书也曾大量出现，且该时期的文书发布与执行结果往往不相吻合。所以在执行层面上，文书的实效性也须仔细考察。杜宣莹回应了黄春高提出的疑问，她认为探究的过程是建立在对弗朗西斯所启用的秘书与前任国务大臣的对比之上，得出的结论虽显大胆，但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针对包伟民教授的发言，杜宣莹提道，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官员透过女性眷属传递情报的“内廷政治”、“亲密政治”蓬勃发展，虽然并未得到良好经营，但不乏是一条信息流动、传播的渠道。针对包伟民教授的观点，王化雨认为，确实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强对君主、宰辅等个人因素的考察。进而他提出，“王朝史观”或以重要事件作为历史分界点的思维需要反思，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可以选取某一个时期的文书运行作为个案进行更细致的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张亦冰
五场专场讨论全部结束后，邓小南教授回顾并介绍了“七至十六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课题的缘起。她表示，该议题源于历史学界内部不同领域间的沟通与对话：1993年，在参加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项目时，通过接触文集、墓志、地方志等不同类型的史料和对朱长文、龚明之等个案的考察，她意识到制度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地方家族的研究看似领域不同，实则有着沟通、对话的可能，而联结彼此的桥梁就是“信息”。联想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观点，“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越多，成本越低”。这一认识与以往的观点不同，激起了她继续探究的兴趣。同时，启发源于现实生活。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媒体对于疫情信息的传布、控制，以及在诸如矿难等事件中人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信息知情权的追求，都体现了以信息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制度的运作情形和公众对之的反馈。“信息沟通”是一个贯通古今的题目，这也是“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选题的现实意义之一。启发还源于一些传统和现代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如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宋代之法注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中央和地方“相维相制”的基础、中央对权力的把握、对各级官员的掌控等都围绕信息展开。又如，近年来关于地方社会、士人网络的研究成为热点，而地方士人的交际活动内容，很多都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再如，白彬菊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一书中就强调，“文书制度的本质是信息流”，而信息乃是一切决策的基础。
接着，邓小南教授对课题核心概念——“信息”进行解读。她首先谈道，在唐宋语境中已明确出现了“信息”的概念，且与“通”、“塞”、“闻”、“不闻”等表述相联。这说明，信息在本质上是一个流通的概念，而信息的流通需要渠道。同时，信息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对于信息的理解、传递，与制度和组织相互依托、互相作用，信息流通与不同的官僚部门、社会群体、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作为思考、观察以往问题的全新角度。有关信息沟通的问题，应该是“处处有材料，人人有话说”。
随后，邓小南教授介绍了课题涉及的主要议题。从宏观层面上讲，第一是关注王朝对于信息渠道的整体建设。君主专制政体虽然限制着信息沟通的通畅度，但中外历史上都存在着为维护王朝核心利益而建设信息渠道的努力。第二是关注信息渠道中处于“关节”地位的机构或个人，以及他们对于信息通塞的影响。第三是关注信息渠道的沟通与博弈。第四是关注信息沟通的延续性，从历史上不同时段的异同出发，对信息渠道进行跨断代、长时段考察。第五是关注历史上相同时代的不同政权间的信息沟通问题。第六是关注同一政权内部不同机构之间、官方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在谈到当下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时，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台湾学者刘欣宁利用居延汉简研究汉代文书和信息的口头传递、秦汉地方官署的信息沟通与决策等课题。邓小南教授还介绍了黄宽重先生关注南宋地方士人的信息来源，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探讨晚宋军情的搜集与传递等研究。这些研究都呈现出日常或非常时期信息沟通对国家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
接着，邓小南教授又以宋代为例，进一步介绍可供信息沟通课题深入研究的议题。首先，宋代的信息渠道具有多层多途的特点，以君臣之间的沟通而言，群臣奏事、御前进对、进呈章奏、台谏进言、经筵留身、诏求直言、外官辞归等环节均可从制度层面加以深入研究。从不同的事务性质出发，也可以拓展该课题的研究深度，宋代朝廷与诸司、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如朝廷的要闻发布、特派专使、外台监司、州郡专达等都是可以切入的角度。官文书或公文也是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各式文书（如制、诰、诏、敕、牒、符、帖、关、刺、状、启、咨目、印纸等）的功能、类型、形制及其变化都可深入探讨。信息收集、处理渠道的实效性也是下一步研究中值得深入的问题。对于经过异化了的“空转”的制度，还需要探究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亦即为何一些“循规蹈矩的阳奉、显而易见的阴违”可以被允许长时间地存在。其次，时效性是信息传递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信息传递的路线与控制交通的机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对于国家在物质、技术能力上促进或维护信息沟通时效性所作的努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除此之外，还应关注上下之间、官民之间的信息交互。碑铭、诉讼中体现的地方性活动和诸如历史书写、历史编纂中出现的“信息改造”或“再造”等议题，也都是信息沟通课题的应有之义。邓小南教授特别指出，信息渠道作为一种路径，本无所谓“通”或“塞”——真正对运作渠道起作用的仍是人为因素。朝廷对信息获得的“焦虑”态度是否可真正转化为对建设信息渠道的重视？在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运行曲线中，这些制度该如何落定？哪些人关心收集的信息是否准确？这些问题，都是在研究中须予以瞩目的要点。
针对下一阶段的研究，邓小南教授表示，希望在时间跨度上打通断代，可以基于整个中古时段（middleperiod），即从唐代中期到明代中期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在地域辐射上，希望从过往关注较多的“中原”、“东南”区域延伸至周边政权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邓小南教授指出，希望这个课题能延揽至更多不同领域、不同时段的研究学者，彼此之间在碰撞、沟通中走向更深入的研究。
黄宽重教授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谈到“信息渠道与国家秩序”对于中国历史学界的意义。他指出，这一议题主题性强、涵盖面宽、包容性好，有助于突破历史学界以往过度重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以往对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往往只是从单一角度进行观察，若以“信息”新鲜视角切入，有助于对旧问题产生新看法。接下来，黄宽重教授谈到了宋代信息传递的两大特点：其一，作为军事上的弱国，宋廷在对外战争时对信息的收集和掌握呈现了一定的特点；其二，与其他时代相比，宋代士人数量多、政治参与度高。透过对宋人文集、书信、笔记、小说等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修正之前对宋代历史现象的一些简单化认识。黄宽重教授还表示，研究涉及的涵盖面还可以作进一步延展，如宋代士人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明代出版造假与信息造假等现象都是可探讨的话题。此外，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可进一步拉长，观察宋元与明清之间的联结，有助于更好梳理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的体系。尤其是南宋到元这一时段，目前的研究尚有许多开拓空间。
随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赵冬梅教授表示，2018年的春季工作坊可能会以论题探讨为主，而非论文探讨。包伟民教授谈道，印刷术的发展对于宋代的信息沟通、民间知识传播起到重大作用，可作为一个议题进行研究。虞云国教授指出，议题范围扩大与聚焦同样重要，“社会秩序”相较于“国家秩序”的包容面更大；时代跨度也可拉长至明清甚至近代，在拓宽研究面的同时选择几个能够引发与会学者兴趣的相对聚焦的课题会更有利于取得研究成果，进而对学界产生影响。林岩副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谈到苏轼的“乌台诗案”，他认为，印刷术的发展对当时的信息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李雪梅教授则从石刻碑铭的角度补充了官府的政令信息向地方传布时的形式、特点等内容。
与会人员合影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参加讨论的与会学者表达了感谢。她指出，课题刚刚启动，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关“信息”的研究恐怕无法穷尽，关于“信息”的探究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题目的统领下，有效沉潜下去，深入挖掘材料，不断深化议题，真正做出有聚焦性质的研究，以引领性的话题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真正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