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4日至15日，“菊生学术论坛”第七期暨“科际合作——藏学与人类学领域间关系”首次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该会议由“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组织，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办，历时一天半。
与会学者包括中央民族大学才让太教授、班班多杰教授和何贝莉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研究员和俄日航旦研究员，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和吉毛措博士后，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上海大学张亦农教授，青海民族大学才项多杰教授、陈乃华副教授，西藏大学更尕易西副教授，四川大学玉珠措姆教授、陈波副教授，四川阿坝州编译局宏科局长，北京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北京师范大学翟淑平博士后。此外，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及阿坝州编译局的两名工作人员。
10月14日上午，王铭铭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在开场讲话中指出，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三四十年来，藏学家引入了不少人类学概念、方法与理论，开拓了学科视野，而人类学家也借鉴藏学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在象征、社会结构、宇宙论、历史、宗教、文明等方面受到诸多启迪，两个学科呈现出密切关联的面貌。基于此，本次工作坊聚焦于藏学与人类学相互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来探究二者之间进一步结合与启发的必要性和意义，并讨论科际合作的路径与具体方向，从而思考藏文明研究的广泛人文社会科学意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
在致辞中，才让太教授代表“藏学人类学阿坝合作项目组”对文研院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与会学者表示了欢迎和感谢。阿坝州编译局鸿科局长介绍了“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的渊源，他着眼于阿坝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繁荣来思考这一课题的意义；从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呈现了阿坝州的整体情况，并认为阿坝州丰厚多彩的文化资源足以使其成为藏学人类学科际合作的学术基地，能够为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为阿坝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与智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编审介绍了“菊生论坛”的渊源，希望通过这个论坛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北京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主任李霞
会议开幕式之后，与会学者各自介绍了个人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经历，会议进入主体发言阶段。上午场由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中山大学藏语学习和藏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山大学不但每年举行“藏族文化节”，广泛介绍藏族文化，还要从西藏民院招收20名学生。他带领学术团队从2006年开始在川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先后涉足平武、松潘等地区，目前开始关注金川、黑水等区域。调查涉及的主题除了人类学的传统领域之外，也关注土司后人保留下的文本，同时注重考古学调查、壁画研究等。之后，刘志扬教授追溯了国内外藏学研究的大致历程。他指出，西方的藏学研究有两个传统：一是文本传统，例如19世纪末期，他们关注藏文文献的历史缘起及其与梵文的关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关注人和社会，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无法踏足中国藏地做实地研究，只能在喜马拉雅山脉外围以印度、尼泊尔等地区为田野点进行藏人社区调查，关注语言、宗教、文学、社会结构等主题，并以此来重建西藏传统社会的整体图式。近年来，西方的喜马拉雅和西藏研究转向关注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文化变迁、象征主义、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反思和批判等方面。此外，刘志扬教授还强调了阿坝地区多元文化、多元民族交汇的特点，即国家、地方、民族在这一区域是互动关联的——这一特点一直为人类学重点关注。他指出，还应该关注一些新的文化事项，例如牧民定居带来的生计方式改变与社会变迁，水利开发、矿产资源开放等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以及旅游经济带来的社会文化变更等等，这都需要在今后重点关注。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志扬教授
才让太教授通过对比自己的藏学研究经历和与西方藏学研究的成果后指出，目前中国藏学研究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手段都过于陈旧，阻碍了藏学研究的视野，有必要通过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善藏学研究的这种局面。才让太教授介绍说，他与王铭铭教授近期交流频繁，并得到阿坝州的支持，计划以阿坝州嘉绒藏族文化为载体，初步建立藏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他们共同主持的“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不少学者已经开始了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藏学人类学”这一名称虽被提及，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路径还未建立。才让太教授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促使藏学和人类学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能深入结合，建立起交叉学科的理论框架，使“藏学人类学”正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学科，并以阿坝课题为契机，对嘉绒区域性的大小传统、多元化复合性等历史与现实经验加以深入调研、描述与探讨，推动阿坝州嘉绒藏区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才让太教授
此外，才让太教授还说明了早期苯教在文本和仪轨两方面的价值。从文本角度看，陆续出现的苯教文本揭示了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藏地本土的文化传统，对于追溯藏族的历史、科技史、思想史等方面尤为珍贵。从仪轨层面看，现在民间的几乎所有仪轨都起源于早期苯教，例如“央”、“朵玛”等。才让太教授认为，文本研究和人类学实地调研的相互结合或许是两个学科相结合的一个突破点。最后，才让太教授指出，人类学非常珍贵的一点是能够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各种不同民族和文化，这背后是一种公平的态度，这对于中国的藏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接下来由班班多杰教授发言，他认为这次会议是藏学和人类学向学界宣告正式联手，也是“藏学人类学”名称的正式开始。他理解的人类学是针对人本、人文、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理论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藏学作为国际性学科，内部涵盖的元素很多，一方面是关于民间、民俗方面的学问，人类学的方法能够全部覆盖；另一方面是经典和精英文化，除了哲学、心理学、技术学等内容，人类学的方法也基本可以覆盖。因此，文化人类学可视作藏学研究的工具、理论、方法。他指出，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藏学，至少有一百年历史，期间取得了很多成果；改革开放几十年，成果不小，但很有限，也不够深入，例如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藏语，经典作品非常少。另外，人类学虽然长期关注藏族地区的性、婚姻、家庭、亲属关系，但系统化的成果还很不足，且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在政治组织和社会控制方面，虽然也有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的活佛转世、全民信仰、农奴制等研究，但从人类学角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管控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对藏族的“集体人格”、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等做整体上的研究，仍然不够；关于宗教、文化、艺术的成果也屈指可数；对藏医、语言、诗词韵律、天文历法、戏剧等方面，多为具体的研究，缺乏整体感，很少是从人类学角度进行的。班班多杰教授指出，人类学的现实针对性最强，也关注应用，对于传统和现代关系应该多加思考，例如传统村落和美丽乡村建设之间要进行协调，要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关于寺庙的管理问题，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和寺院管理人员的关系，都可以应用人类学视角去考察，并提出合理化的方法，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班班多杰教授最后说，藏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在语言优势和理论优势方面互补互助，推动两个学科的结合，在藏族社会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班班多杰教授
扎洛研究员指出，藏学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由于价值理念和理论体系不统一，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去规范理论研究，但是仍需要通过抽象化去建立理论体系。而这次会议对于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合作探究就是非常正确的方向，从最基础的研究做起，沿着这样的方向，才能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他指出，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藏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本身提出理论并运用到其他学科的情况很少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藏学做得越久就越谦逊，另一方面是因为藏文书写体系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未断，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文本丰富，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整体感，因而理论抽象的时候难以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院扎洛研究员
紧接着，扎洛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对于人类学理论如何应用于藏学研究的思考。第一，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藏族人的宗教做整体分析：藏族人的宗教生活非常丰富，关乎生产、生活的诸多层面，既有世间法，又有出世法；既有世俗的，又有形而上的，结构方法有助于更真实、更系统地理解藏族人的宗教生活；第二，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藏族人的书写体系进行研究，例如高僧传记等文本，历史学家可能只关注对他有用的部分，但人类学的角度就更为整体和全面，也能更为深入地把握书写的思想体系、叙述模式、叠加过程，因而能从同样的文本中解读出不一样的内容；第三，关注藏族人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象征主义和形而上的内容，例如唐卡画、佛像、手印、装饰、颜色、建筑、器皿、声音、服饰等，都代表着各种意义，对于理解藏族人的文化和生活极为重要。
张亦农教授从解构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学科界定和理论吊诡的思考。他先是对藏学、人类学的学科界定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追问。首先，何为藏学？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对藏学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疑问，例如，做拉萨清真寺的研究，能叫藏学研究吗？民族关系的研究能叫藏学研究吗？其次，“为何藏学”？他指出，汉学横行了几个世纪，逐渐弱化，但为何藏学发扬光大的呼声如此之高？藏学为什么要和人类学合作？紧接着，他开始追问，假定藏学有合法性，其他诸如“医学人类学”的分支人类学有没有合法性？这些“XX人类学”与合法的民族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质疑了学科界定问题之后，张亦农教授又反思了理论吊诡问题。他认为生硬地将人类学作为研究方法结合到藏学显得很机械，是一种“工具浪漫主义”，藏学传统研究方法的陈旧、呆板，并不能全然将人类学视作一个全能的新式武器。事实上，人类学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思路，一方面强调“更大的情境”，另一方面是“批判性思维”。
上海大学人类学张亦农教授
俄日航旦研究员以自己格萨尔研究的具体经验为基础，提出了藏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他认为，目前藏学研究的内部都不能流畅对话，更勿论跨学科的交流，研究思路和方法都过于陈旧，急需进行研究范式的转化，对藏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进行一次革命。以格萨尔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超越将文本看做独立体系、只关注作者和文本本身、不关注语境的文本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研究方式，转向关注语境、关注读者的后现代研究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日航旦研究员
陈乃华副教授从更多元和多样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议题和方向，去思考藏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可能研究路径。例如通过根敦群培的多重形象去思考不同文化如何相互观望和理解；重返石泰安的书写中去看佛教和道教的关系；如何理解与考察不同文明的知识和知识人；如何理解佛教的物质文化以及业力、轮回等主题；佛教与社会转型；村落互惠；如何在佛教社会中反思；如何思考在场的政治等等。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乃华副教授
下午的会议由宏科局长主持。他指出，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给祖祖辈辈生活其中的人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在人们不断改造这片土地的过程中，其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近些年来出现了诸多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宏科局长希望通过两个学科的对话和联合，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这些问题，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过去走向现在，他们在想什么？面对现在各种各样的惠民工程、水利建设、资源开发，他们的生活方式、生计手段都发生了哪些激烈的变化？这些发展要求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主题都可以放在藏学和人类学交叉学科的视野中去重新考虑。此外，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也希望在实际的工作，能够得到两个学科的智力，用一种新的视野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好的决策，才能更切实地立足于人们的生活去思考和行动。
四川阿坝州编译局宏科局长
陈波教授反思了藏学和人类学的科际合作到底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他认为，藏文明和汉文明本身就一直在互相打量和理解，人类学作为第三种眼光，投射进来，本身也许是不必要的。他还指出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语言工具，他以李安宅留下藏文田野笔记为例，说明了多种语言、多语文本对藏学人类学的挑战；第二，不同文明的视野与眼光也会对藏学人类学带来挑战，例如汉藏文明的不同纪年方式会使得历史年代的断定出现偏差；第三，不同群体的学术脉络会让他们思考不一样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议题，而世界的本相是多元文明交错的结果，但现在需要的是要以藏文明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天下，而非将之放置在一个框框里去界定谁是“我”、谁是“他”，因此应该基于多元、多维度的自我与他者，去思考文明应该向何处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副教授
更尕易西教授从文化多样性、学术多样性角度探讨了藏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他认为藏学研究领域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一种自觉的接受意识，他用“文化自觉”概念来说明这种意识，并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处而非冲突。这不仅对于藏学研究具有意义，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文化交流的推进都很有价值。他认为，人类学和藏学都有各自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传统，因而要从人类学、社会学的思想史研究出发，推动藏学的议题。人类学一向关注他者，也重视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从1945年之后，美国基于区域性研究将世界分成几个重要的学术区域，多学科结合对之进行综合性研究。而现代意义的藏学关注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主要是以藏文明为中心展开的文史哲研究，但“中国藏学研究”、“藏语言文学”、“藏学”等概念不明晰。实际上，藏学要结合人类学理论，应从广义的人文关系来理解和界定，才更为准确。最后，更尕易西强调了藏学人类学研究时，最好能掌握本土语言，且要有一些适当的距离，才能获得一种他者的视角。
西藏大学更尕易西副教授
玉珠措姆教授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应在更具体的层面进行，例如与人类学某个分支学科，这更有利于探讨两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建构。她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说明藏学研究者会无意识地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指出：第一，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对藏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第二，人类学非常重视实地调查，能够为文献研究提供很好的补充，口传资料与典籍、文本、档案应该相互结合与验证；第三，藏区的民族志的研究仍很薄弱，尤其藏区内部的多元性很明显，各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也很突出，都需要更细致的民族志研究；第四，藏人研究自己的文化会因为熟悉而缺乏敏感性，因而应该保持一些相对的距离，才能保持洞察力；第五，应该重视地方的文史资料、传说，尤其做区域历史研究时，不应将资料划分等级，只要有解释力，都应同等对待，这也是跨学科对话的意义所在。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玉珠措姆教授
才项多杰教授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指出，在藏语和汉语的互相翻译过程中，很多深刻的文化意涵和文化品位会消失，因而语言的掌握在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要。他还强调，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要同时注重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藏文化的特殊性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要用藏文化的具体事去提取理论。此外，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避免知识性的错误。最后，他指出，藏学领域几乎都与宗教领域脱不开干系，因而在宗教研究的时候要避免全盘否认或全盘接受，而应采用一种“学术需要理性，信仰需要宽容”的态度。
青海民族大学才项多杰教授
何贝莉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科际合作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主题去推进。她也强调文本研究应该与实际调查相结合，应该以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去看待不同的文本，打破不同学科对不同文本的取舍，整体性地分析文本内部的分化和联系；此外，也应该重视田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何贝莉博士后
王铭铭教授首先追溯了人类学与被研究文明之间关系的大致脉络。第一个阶段，西方人类学与其被研究文明的关系是一个文明替代另一个文明，人类学曾在此阶段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第二个阶段开创者为马林诺夫斯基，马氏主张人类学研究不同文明，并认为人类学有助于殖民地的间接统治；第三个阶段出现于三、四十年之前，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用“反帝”观念来反对西方对非西方的帝国支配。尽管人类学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发生了不少变化，角色有根本性变化，但它对于被研究文明始终保持一种罗曼蒂克情怀。王铭铭教授坦诚自己对于藏族的研究也具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态度。
随后，王铭铭教授详细讲述了他自己最想了解藏文明的那些部分。首先，他认为藏文明不但具有地方性，更具有世界性意义，他关注藏人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如何处理与他人、他物、他神的关系。这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影响着人们对于生命和死亡、幸福和痛苦、幸运与不幸、罪恶与善良、规矩和僭越等问题的观念，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民族志调查去慢慢理解。
翟淑平认为，理解藏文明首先要“除魅”，要拂去附着在藏学研究上的诸多其他内容：一方面是民族政策、政治管理等考虑；另一方面是外部世界附加给藏区、藏人的诸多想象。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和借鉴，有助于祛除这些想象，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包含着诸多智慧和启发的藏文明体系。她以藏族民间信仰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为例，从大小传统关系的讨论出发，说明了要祛除对于藏区宗教信仰的笼统想象，必须进入更为具体的区域社会内部，通过具体的实地调查，并借助史料、经典、法本、传说、民间故事、集体记忆等材料，来复现这种嵌合性的社会文化情境，进而去理解藏文明。此外，翟淑平认为，从最细微的文化现象到最宏大的藏文明体系之间，都可以通过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建立起不同层级性的研究，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到一个城镇、一个更大的区域体系，这种层次更丰富、更多元的研究，都可以与区域研究相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翟淑平博士后
吉毛措以自己的苯教研究经历为例，指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古文献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她认为，实地调查有助于挖掘史料中未记载的文本信息，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获得的资料能够有效地对文献研究做出补充。以往的藏学研究主要是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据，相对忽视对人和社会本身的关注，因而引入人类学的实际研究，非常有必要和价值。她还指出，人类学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藏学能加以借鉴。此外，她认为藏学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懂得藏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吉毛措提出了自己作为藏人研究自我文化时、自我如何转成他者的问题。对此，王铭铭教授做出了回答，他说，永远不要设想自己研究的就是自我，因为这个自我很可能是政治性的强加。而且，自己对本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能远远低于自己的想象。
北京大学吉毛措博士后
10月15日的圆桌会议由才让太教授主持。作为引言人，王铭铭教授简单概括了前一天会议中与会人员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例如，藏学研究应该更专门还是更综合？藏文明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民族”作为载体还是“区域”作为载体？他所推崇的藏学人类学，含有对历史研究的期待，区别于藏人类学（TibetanAnthropology或Anthropology in Tibetan Areas），更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并注重与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相结合，关注历史人文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能更好地处理严谨的学术与广阔的视野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开拓视野，才能与其他区域对话，在跨地区合作中，解释藏人的生活系统和文明系统，总结出藏文明的普遍理论。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才贝副教授
其他的与会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相互激发出更多的话题与观点。俄日航旦研究员仍然以自己的格萨尔研究为例，强调了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文本研究应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关注语境、情境，注重在整体视角下理解。陈波教授接着俄日航旦的观点进行讨论，他表示，虽然俄日航旦说要强调情境，但依然是站在文本的角度去考虑情境。他还指出，如果文明的历史太过漫长，人类学就很难把握，例如大小传统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并不存在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
该如何理解藏族社会的长时段历史？陈乃华副教授以三大藏区的中心转移和转换为例，认为可以通过深究中心转移和转换背后的动力、张力和机制，去把握藏文明的历史。她还讨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寺院教育和现代教育、“新藏人”等主题。
玉珠措姆教授接着“中心”和“边缘”的话题，讨论了康区的知识分子对于康区文化中心形成的作用。尤其是清末民国，藏族知识分子的中心转往康区和安多地区，并与汉文明密切结合，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并对康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见，中心和边缘是对话的位置，可以相互翻转，而双方怎么看彼此，就会带出相应的故事，去表达自己的观念。
刘志扬教授认为藏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图书馆知识与田野知识的结合，而更重要的是实地调查和田野方面的知识。他还以宗教学和宗教人类学的区别来映射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此外，刘教授还强调，掌握被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够让研究者敏感度更高，思路更清晰，视野更开阔。至于陈波提出的漫长的历史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他认为，古典人类学的进化论也是在处理大历史问题，而现在的人类学越来越细，渐渐失去了历史视野，因而应该转向历史人类学。
才让太教授提出疑问：藏学到底能从人类学引进什么内容？二者都是学科群，如果结合在一起，会不会更加繁多、复杂？他也关注苯教与佛教的关系、道教对藏文明的影响，强调贸易、战争带来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并认为民族地区的自杀、抑郁现象少与唯心主义发达有关。当然，这些研究都需要人类学的视野和思路。紧接着，才让太教授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指出汉文明、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将藏族宗教史放在中亚的大环境中，才能理解藏文明；同时他还认为，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普及，意味着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覆盖。基于此，他也对汉文明越来越快速地影响藏文明这一现象表示了担忧。
王铭铭教授回应了才让太教授的担忧，认为藏文明不会消失。虽然这一文明遭到了消解它的各种力量，但它自身在接受这些外来的东西时会强化自身。另外，他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理论创新，都是来自对土著语言的认识和采纳，例如“hau”、“kula”这些概念。
才贝老师也指出，藏学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本身是有普遍性，不一定非要用人类学的理论再加以解释。因此，藏学家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刻意用人类学来包装自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把研究做好，就是好的学术研究。
扎洛研究员认为，传统藏学主要是文本研究，这些年出现的新的生长点，基本上都是人类学引进后的很多研究成果。但整体上来说，这些研究者多关注藏区社会的宗教，对生活领域较为忽略——而恰恰是日常生活才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放弃日常生活领域，就放弃了文化对话的可能。他还提到从政治人类学视角看藏区村庄里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内地有何不同；此外，还通过藏族社会的汽车文化和女孩子成年礼等例子，来说明民间社会的创造力十分强大，这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最后，才让太教授和王铭铭教授分别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对所有与会人员表示感谢，并对“藏学人类学阿坝研究合作项目”的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