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生学术论坛17
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十六国北朝）
2020年11月27-28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七期暨“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系列工作坊第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十六国北朝）”。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兰州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学术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工作坊开始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先后致辞，对文研院组织的学术活动给予肯定，并对“敦煌学研究中心”日后的合作寄予期待。他们指出，敦煌与北大，从20世纪初敦煌学的发端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就了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一场
27日上午的工作坊为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斗成教授主持。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研究员，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主要围绕敦煌早期壁画人物造型、敦煌石窟题记及昙曜五窟开凿工程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赵声良院长首先带来题为“敦煌早期壁画人物造型”的报告。在敦煌壁画中，人物造型是绘画最重要的题材。赵声良教授指出在汉代之前，中国人物画在造型上没有太多细节，仅在轮廓进行描绘。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对人物不同的审美观念——西方绘画关注表现人体，中国画更注重人物的精神气质。在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人物往往只占很小比例，这得益于古人天人合一的认识，人只作为很小的一部分存在于自然界。
赵声良院长提出在克孜尔石窟，时代较早的第77窟、38窟等壁画中，菩萨、天人的人物肌体表现方法近源于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远源于古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敦煌石窟从北凉到北魏时期基本都采用西域式人物造型的方法，从莫高窟第275窟等早期洞窟壁画可以看到色彩晕染及人体结构的特征与龟兹壁画中的人物有明显联系。但在接受以龟兹壁画为代表的西域风格的同时，敦煌壁画也存在汉晋以来的传统技法，并且受到凉州壁画人物造型的影响。
赵声良院长总结道，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敦煌壁画中保存的大量人物画艺术是今天绘画创作中取之不尽的资源。敦煌早期壁画中的佛、菩萨及佛教诸神像的绘制，经过对外来样式的模仿、改造，最后形成新的艺术形象。敦煌壁画是佛教绘画，作为宗教艺术，首先是要表现宗教崇拜的诸神，但是在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形象却往往与普通的人一样，这是因为古代画家的想象力依然来自真实的社会。不论是古希腊罗马有关神话的雕刻、欧洲教堂中的基督教神像，还是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诸神雕刻绘画，其形象大多是源于世俗的人物，总是按照各自民族与文化传统中美的标准来塑造诸神的形象，这些神实际上就是现实社会中人像的典型。
讨论环节中，有学者提出敦煌早期是否存在西域以外来模具进行生产，或外来画家进行绘画的可能。赵声良院长回应指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不仅局限于早期，甚至到隋唐时期彩色壁画都有西方及中原流传进入的因素。但因当下缺乏具体文献的确认，只能进行推测。
接下来，荣新江教授以“敦煌石窟题记亟待全面调查整理与刊布”为题，全面梳理了对敦煌石窟的文字记载。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考察期间，对每个洞窟的位置、形制、塑像、壁画、碑石都做了详细描述，但其生前未及将此笔记整理出版。后来在弟子韩百诗的主持下，整理成《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1925年2月至7月间，北京大学陈万里曾随美国华尔纳敦煌考古队西行敦煌，载所著《西行日记》附录《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1941年5月底至1943年6月下旬，张大千曾在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临摹壁画，为洞窟编号，并记录洞窟形式、尺寸，还抄录各窟供养人榜题及愿文、功德记等，著成《敦煌石室记》书稿，其后续有增订，但一直没有问世。1942年至1943年间，谢稚柳赴敦煌考察莫高窟与榆林窟，按张大千编号，编成《敦煌艺术叙录》一书。1942—1944年间，北京大学向达先生编写《安西榆林窟记录》，乃其考察榆林窟时所作记录，部分录文发表在其所撰相关论文中，如《西征小记》、《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史岩受该所委托，调査抄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编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1982年11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6年12月，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17年，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语资料集成》，松井外国语大学亚细亚·非洲言语文化研究所出版，是日本学者2014-2016年间调查敦煌石窟约150窟的结果。2020年11月，经过十年努力的成果，赵莉、荣新江主编《龟兹石窟题记》在中西书局出版，书中包括导言、图版及论文，使研究构成整体。有鉴于此，敦煌研究院应当尽快考虑整理刊布石窟题记。
杭侃教授以“昙曜五窟开凿工程再思考”为主题，对云冈石窟的重要位置及考古发现做了细致介绍。云冈第5窟现状较为复杂，杭侃教授从石窟开凿施工的角度，参考相关工程遗迹，对当下研究进行再探讨。早期日本学者所著《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査报告》在描述第5窟内容时开宗明义地说“第5洞和第6洞为双窟”，但杭侃教授指出第5窟与第6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风格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具有再探讨的可能性。第5窟呈现的现状比较复杂，既有能够连接昙曜五窟的早期因素，也有服饰改制后的后期因素。杭侃教授认为，第5窟开凿时间早，中间有停工，主要造像完成的时间已经是迁都洛阳之前，因此第5窟确与献文帝有关。杭侃教授以2009年“云冈石窟补凿遗迹对考古调查与研究”课题为例，提出石窟中未完成的窟龛、洞窟的打破关系，以及不同的补凿遗迹，进而探讨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讨论相关的历史问题。
两场报告后，工作坊再次进入讨论环节，杭侃教授对荣新江教授的研究提出建议，认为是否可将当下研究做成石窟考古报告。当前除了日本，其他国家对报告重视度较低。学术是为天下之公器，考古报告除了帮助本领域的学者学习，还可以使相关学者进行专门研究。杜斗成教授对加快石窟考古报告编写的想法给予高度肯定，并指出这在八十年代敦煌会议上就曾被提出，材料刊布可以引起公众的重视。同时，他建议敦煌研究院应当返聘已退休的、富有经验的院内专家专题来做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敦煌研究院张小刚研究员提到，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不是几个人的努力，需要许多人、许多年的研究。由于考古人才培养的周期长和人手短缺等因素，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只能以手工工作坊的方式进行。如何让大家一同进行基础工作是应该被全社会重视的问题。
论坛现场
第二场
27日下午，工作坊进入专题报告阶段。第一场专题报告由赵声良院长主持，敦煌研究院张小刚研究员、赵蓉副研究员先后报告。
张小刚研究员报告题目为“莫高窟第254窟《难陀出家图》献疑”。莫高窟第254窟为早期代表性洞窟，其主室北壁画为《难陀出家图》的观点最早由史苇湘先生基于《杂宝藏经》提出，后由贺世哲先生进一步完善。张小刚研究员指出，作为佛经的著名故事，难陀出家在犍陀罗艺术中有大量表现，已经形成难陀剃发等标准表现情节，但254窟与通常表现这一故事的艺术作品均不同。另一方面，254窟南壁为《降魔变》，因此与之相对的北壁画也应为佛传故事。难陀出家虽然与佛的经历有关，但称为佛传略显牵强。具体人物考证方面，难陀出家说也有些许纰漏。仔细辨析下可发现画面左侧实际有四人而非三人。右侧三人中，难陀出家说认为其中两人是难陀及其妻子，但一方面难陀之妻为俗人不应有头光，另一方面二人均为女装，另一人自然不能是难陀。对于三人身份张小刚研究员推测可能是太子及其妃子。据佛经记载，释迦摩尼成佛之前有二个（一说三个）妃子，且290窟佛传故事画中也有太子和妃子在宫殿中嬉戏的画面。再结合画面其他元素可以推测，254窟北壁画与南壁的《降魔变》相对应，整合了多个佛传故事，包括佛陀度化迦叶三兄弟以及太子早期在春夏冬三殿活动的画面。
赵蓉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开凿次第论述"。赵老师基于考古绘图工作，讨论了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的开凿次第问题。所谓“北凉三窟”专指莫高窟268、272、275窟。学界关于其开凿年代有“西凉-北凉说”“北凉说”“西凉说”三种观点。赵蓉副研究员认为，根据272窟存在避让两侧洞窟的情况，可以推测272窟开凿时268窟前半段及275窟已经开凿完成。根据268窟前半段底层素壁现象，则可推测268窟前半段较275窟开凿更早。268窟后半段是在前半段基础上进行的拓凿，时间当在272窟完成之后。她还发现，272窟西壁底层有千佛痕迹，可能后来因年久褪色而被重绘覆盖。
总的来说，根据对三窟避让关系、扩建和重修重绘现象的研究，可以推测北凉三窟开凿次第为268窟前期形态、275窟开凿、272窟开凿、268窟扩建，共分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单室小禅堂扩建为含有268、270的双耳室禅窟，主室地面下挖，粉白色素壁。第二阶段开凿275窟。第三阶段在268和275窟之间开凿272窟，甬道进深避让270窟，窟顶高度避让275窟南壁上层龛，西壁绘制千佛。第四阶段拓凿286窟，两侧开凿267和271窟，并对整窟进行泥层覆盖和彩绘。第五阶段对268窟地面再次下挖，与272、275窟高度保持一致。第六阶段重绘275窟东壁和272窟西壁。
第二场专题报告的主持人为荣新江教授，报告人分别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王云和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丁得天。
王云副教授带来题为“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研究之三——以第78窟窟形为中心”的报告。她指出，关于现存麦积山第78、74窟等是否为麦积山石窟初创时期洞窟的问题，学界已争论六十余年，并形成了“后秦（384-417）说”和“北魏中晚期说”两种观点。现有从文献、风格、题材入手的研究都无法解决争论，王云副研究员尝试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为突破口回应这一争论。
在造像方面，麦积山78窟佛像穿着半偏袒式袈裟，承袭犍陀罗、阿富汗4-5世纪的传统；其图像来自古希腊，为希玛纯的众多穿着方式之一；其泥塑手法也直接源于犍陀罗后期泥塑。面相方面，麦积山78窟采用彩绘胡须，上唇与胡须的形融为一体。而云冈20窟的上下唇基本等宽，唇上下均有浮雕胡须，体现了中原男子的蓄须习惯。身体方面，早期佛像带有理想的印欧美男子身体特征，后随着中国化进程，身体轮廓逐渐消失在袈裟之下，体型也概念化。麦积山78窟宽肩束腰、轮廓清晰，接近犍陀罗后期阿富汗流派。总体而言，以78窟为代表的麦积山石窟早期塑像，具有诸多西方的和早期的元素。佛像中国化的进程本身提示我们：外来因素保留得越多，造像的年代就可能越早。因此，现存麦积山78窟可能早于云冈20窟。此外，在洞窟形制方面，78窟的小龛开在左右上壁，明显继承巴米扬石窟形制，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丁得天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早期敦煌与河西石窟的年代学个案研究——结合碳14测年的初步讨论》。关于河西地区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北魏说”和“北凉说”始终存在争论，至今仍然不断。报告之初，丁得天副研究员先引用了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有关“凉州石窟”的记载，依据文献记载中对礼佛者观佛行状的描述，可知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奉佛及开窟造像尤重于表现造像，特别是体量较大的石雕立像，以利长存，而佛殿窟是最适宜表现此类立像的石窟形制，但不能排除中心柱窟的形式。河西早期诸窟的年代极少纪年题记，但不能忽视其重要性，如天梯山、童子寺、文殊山等相对规模较小的石窟，其年代却有更早的可能。河西地区祁连山一线早期诸窟中，除炳灵寺第169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重修的题记外，其他早期石窟均无明确纪年，其年代主要是基于文献和北凉石塔等材料的推论，均系间接推定，缺乏直接证据。
基于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丁得天副研究员希望结合碳14测年的科技手段，对河西地区沿祁连山北麓呈带状分布的若干早期中小石窟进行年代测定。但是，碳14测年应用于佛教石窟寺的前提是，务须要十分熟悉石窟寺本身所处的区域历史、地理环境、佛教史、石窟寺内叠压与打破关系的小环境，并对其加以充分的讨论，在综合讨论基础上选取标本测年，以碳14技术作为辅助，得出的结论或更加可靠。与中原北方云冈、龙门石窟等石刻雕凿的石窟寺相比，含有以“草拌泥”制作地杖层的河西、新疆地区的石窟为基于有机物的碳14测年提供了更适宜的应用条件，地仗层中的秸秆、苇、麻等一年生或多年生植物是碳14测年较为理想的样本。早在2011年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中就已对早期三窟应用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进行采样和测年，公布了北大AMS中心对早期三窟的测年数据，大部分年代较为可靠，但其中出现了3世纪左右的“超前”现象。
丁得天副研究员在对民乐童子寺石窟进行调查并编制考古报告中，也将碳14测年引入其中。在2014年8月调查张掖民乐县童子寺第8窟时，在前壁甬道北侧下层发现了2平方厘米的十六国时期供养天人形象的残画，其与天梯山石窟早期壁画形象风格相近，由此判断童子寺石窟亦为十六国时期开凿。
武威天梯山石窟北凉窟菩萨
民乐童子寺第8窟前壁甬道供养天人
他据此在对童子寺石窟的考古学类型、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判定，总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结合题记与壁画，确定了一个绝对年代，前几期均为相对年代。引入碳14测年后，已获得的第一批测年数据中也存在有4世纪左右的“超前”现象，目前还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但其他几期的测年与初步的考古学分期判断大体吻合。他认为在石窟寺考古与碳14技术的关系方面，科技手段是考古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国内测年技术较为成熟的情况下，关键环节是在熟悉石窟寺历史背景下的采样环节。随后，丁得天副研究员以童子寺石窟壁画和炳灵寺169窟壁画为例，介绍了在石窟寺考古的类型、分期方法中如何应用碳14测年。他表示，目前已经对童子寺石窟、炳灵寺169窟进行了全部采样，后续将对河西地区早期石窟展开专题的年代学研究，拟初步建立一条河西早期石窟测年数据的数据链，进而对其做科学的比对分析与讨论，冀望能对其年代问题有一点更深入的认识。
第三场
28日上午的主题发言由杭侃教授主持。杜斗成教授以“北凉佛教的影响”为题首先发言。据杜斗成老师介绍，其关于北凉佛教的影响问题曾于多年前发表论文，本次发言主要想谈与论文内容不同的新情况与新思考。
杜斗成教授谈到，北凉与河西石窟的建立、开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石窟是佛教的产物，因此需要分析北凉佛教的影响。在信仰佛教的十六国中，北凉的佛教信仰仅次于后秦，佛教在北凉政权非常兴盛。北凉翻译的佛经有30多部，体量与影响都相当大。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当时一般人不能识读佛经，佛像的建造也不可缺少。根据史料记载，北凉建造石窟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北凉佛教的影响，杜斗成教授从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对北魏的影响。从宗教和政治上，凉州对北魏的影响都很显著。公元439年北魏大军西向兵临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率文武官员五干人面缚请降，沮渠牧犍及其臣民五万户被北魏掳往魏都平城，其中就有僧人三千多人。由此可知北凉僧人之多且确有僧人被掳往平城，其中沙门师贤和释玄畅对北魏有很大影响。《付法藏因缘传》说明佛教有源可考，佛教石窟艺术也可印证北凉佛教对北魏的影响。其次是对高昌的影响。北凉曾统治高昌，后高昌被其他民族占领。北凉灭亡后，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等又重新占领高昌，统治高昌近二十年并推行佛教，这点很多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而在沮渠安周统治高昌时也有文物可以证明当时信仰佛教。更重要的是，北凉窟与高昌44窟间有着共同点，由此可见北凉佛教的影响。最后是对南朝的影响。北凉建立时就和南方有密切关系，例如沮渠蒙逊时代就与南朝刘宋政权互通有无，交换典籍。当时荆州地区的僧弼在南方影响很大，沮渠蒙逊便“远挹风名，遣使通敬，䞋遗相续”。最有影响的是沮渠京声，他“居绝妻帑，无欲荣利”，行则游于塔寺，止则翻译佛经，贡献非常大。譬如他翻译的《治禅病经》就对僧人修禅走火入魔的情况提供治疗方案。昙无谶的《大般涅盘经》传到南方后也有很大影响，因为其中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南方政治背景下关于是否所有人都能成佛的辩论有关，且符合当时士族的利益。对于研究方法，杜斗成教授指出，需要运用历史辩证法探究背后的时代背景。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题目为“敦煌莫高窟第275窟的年代方案”。由于河西地区纪年窟太少，韦正教授从考古学方法出发，通过辗转联系、互相比较的方式，试图界定出275窟的大致年代，以期提供一种方案与想法。韦正教授指出，在进行正式讨论前应当先设定一个大背景作为前提，即河西地区与吐鲁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如果不接受这一前提，河西及吐鲁番地区将被分成很多部分，就不能用下面谈到的方案进行比较。
韦正教授认为，敦煌最早的三窟中，268、272窟缺少可比性，所以这里不予讨论。275窟可以与敦煌附近其他石窟进行类比，所以略作讨论。275窟的年代问题，触及的是如何认识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早期佛教文化面貌的问题。在已经设定前提的基础上，可以将275窟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讨论，而这一讨论涉及的不仅是认识敦煌石窟，也是认识河西石窟与西域以及云冈石窟的最前沿的根本性问题。韦正教授以北凉石塔为例，说明河西地区以及吐鲁番，甚至往东部的地区都可以进行比较。通过对石塔形态的比较，韦正教授指出河西地区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史、历史和佛塔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可以把这些地区作为整体进行考虑。在承认整体性的前提下讨论各个石窟的差异，以此来提供年代方案。
韦正教授讨论的核心问题是275窟在三个序列中的相对位置，分为四个要点。第一，275窟在莫高窟自身序列之中的位置。除了西魏大统年间的285窟，敦煌早期石窟中没有其他有明确纪年的洞窟。因此，西魏之间所有洞窟的年代都属于推论的产物，这一推论基于西魏大统年号是真实可信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从西魏推断北魏石窟的年代。通过对莫高窟序列的不同石窟中弥勒造像的分析，发现该窟与云冈石窟不相似，展现出的是洛阳龙门时代的样式。韦正教授认为，以275窟与288窟为代表的西魏窟差异很大，应处于西魏之前的北魏乃至北凉的大致文化段中。
第二，275窟在西域-敦煌序列之中的位置。敦煌自身的序列无法解决275窟的年代问题，于是转而与西域吐鲁番的石窟进行比较。韦正教授发现，275窟与吐鲁番石窟的差异很大，单个洞窟很难判断绝对年代，但就序列来说，应处于敦煌序列之前。
第三，275窟在河西早期石窟之中的位置。韦正教授采取的方法是由西向东的顺序逐一加以检验。以酒泉文殊山千佛洞为例，通过对壁画的分析，综合各种因素，可知年代不会太晚。且画中冠饰的形式进入北魏之后延续时间不会太长，千佛洞的年代至多只能下延到北魏早期。因此，千佛洞窟与275窟年代差异很大。接下来分析张掖马蹄寺的第一窟，可发现马蹄寺第一窟与吐鲁番洞窟相似性高，应属北魏时期。再与275窟进行比较，发现该窟与275窟差异较为明显。张掖的金塔寺从造像和窟形上看，很难解决年代问题，与275窟差异也很大。韦正教授认为，金塔寺窟应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殊洞窟。更关键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则被公认属于北凉石窟。最后分析炳灵寺169窟，通过推演，韦正教授认为该窟作为北凉时期的佛教遗存没有问题，而北凉时期的早期特点没有在275窟中体现。
第四，统说。275窟及其他莫高窟早期诸窟，均表现出与吐峪沟及河西其他石窟的很大不同，如果不采纳特创论的话，那就得考虑莫高窟早期诸窟是否为其他河西早期诸窟均衰落之后而重又单独兴起之石窟。这又让人将其与十六国到北魏的历史巨变联系起来。酒泉、张掖、武威前后期石窟面貌的差异，似乎又可印证北魏后期这些石窟的重新发展，而将早期面貌推向十六国时期。敦煌地位的上升代替了武威，与十六国和北魏的立国方针有别。
最后，韦正教授总结道，历史记载和北凉石塔、墓葬等考古发现说明河西可以作为与西域相连接的一个整体；其次河西石窟作为局部有差异的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是可行的；最后，第275窟的相对年代居于河西其他早期石窟之后，即使落入北魏早期，其特征仍可作为河西最早石窟面貌的代表之一。
短暂休息后，论坛进入专题报告阶段，张小刚研究员主持。第一位报告人为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题目为“敦煌本‘僧制’再探”。据陈志远老师介绍，报告主要从文献出发。塚本善隆在1958年石滨纯太郎贺寿论文集中发表文章《敦煌本·中国仏教の制規—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いて—》，称自己30年前在北京郝氏人家见到一份敦煌本并拍照记录了尺寸。由于塚本善隆生平并不为人熟知，陈志远老师通过《凡愚抄——塚本善隆遗闻集》中的略历和《仓石五四郎中国留学记》中的记载，推断塚本善隆的确曾在1928年来到中国留学。但经过研究，陈志远老师发现当时北京没有郝姓人家藏有敦煌卷子。今天该卷子已不可见，只有通过塚本善隆录文的记载可知：该卷子的尺寸竖九寸一分，长十二尺三寸五分；首尾残存217行；书体和西魏、北周时期与三井家藏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尾题敦煌写本书体近似。塚本善隆认为该卷子性质可能继承北魏以来的僧制系统，西魏、北周至隋唐间，在华北某地（推测为陕西、甘肃地区）行用的僧团规制。
陈志远老师将该篇录文录出，并进行校注，发现卷子主要部分是引经，能够体现当时生存状况的史料不多。塚本善隆判断，该卷子是僧官制度相关文献，且含有行像相关的内容。此后最详细的研究是诸户立雄《仏教制度史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北魏の僧制·西魏の教団制規と道僧格》，其中有一部分专门研究该卷子。诸户立雄和塚本善隆总体判断不同，陈志远老师倾向于诸户立雄的观点。上海师范大学曹凌指出，该卷子与法藏敦煌写本2081号（P.2081）是同本。法藏本与塚本善隆录文本有大部分重叠，可以通过法藏本校定后者。更重要的是，法藏本比塚本善隆录文本开头多出一部分，可以借法藏本和塚本善隆录文本的合本，大致- 推定卷子前十五卷的内容。法藏本的定性是佛教手册首残。通过比较可知，塚本善隆录文本从“敬众僧法”开始，法藏本多出的部分是尊敬经典的内容。陈志远老师推断，第二到第四节共三节内容为佛、 法、僧三宝，其中第二节是敬众佛的内容，第三节是敬众法的内容，第四节则是敬众僧。至于第一节，陈志远老师推测该本子为续品或续章，如此可以推断头部的内容。法藏本尺寸和塚本善隆录文本接近，书体推定的年代为公元五、六世纪，也即南北朝时期，也和塚本善隆录文本接近。
法藏敦煌写本2081号（P.2081）
陈志远老师认为，由于卷子大部分篇幅为引经且塚本善隆与诸户立雄都没有对引经做特别细致的分判，如果要给卷子定性，就需要根据引经内容为卷子做断代分析并探讨文献细节。关于研究方法，陈志远老师指出希望佛教史研究中“经”能够落地，也即对经的翻译、传播和引用情况有行进的轨迹，类似同位素追踪法，能够对佛经的行进轨迹有清晰的把握。并通过《观佛三昧经》与《观佛三昧海经》的出处考证、《出家功德经》在引文和卷子里的引用差异及与《贤愚经记》关系、“俱睒比丘”和《摩诃摩耶经》所记俱睒弥国与佛教法灭传说的关系、以及对《大方等陀罗尼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宝梁经》、《戒律》等经文引用情况的分析，对上述卷子的引用文献做了追踪分析，可以推断出该卷子是北朝系统后期的写本。
陈志远老师继而分析了卷子所记载僧人、僧团的情况所体现的僧团自治权，并同意诸户立雄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通过梳理北朝僧制的各项文献，他指出，北朝僧团有着非常高的自治权。在一些文献中，僧制的语气不像是僧团的内部手册，而应有官方效力。
接下来，陈志远老师讨论了行像问题，这也是塚本善隆讨论的主要内容。行像与佛教艺术关系密切，卷子的记载先后引用了《观佛三昧海经》和《过去现在因果经》，分别讲了四月八日和二月八日的行像。若寺庙太小，则“于先一日，各送象集此”。《洛阳伽蓝记》只记载四月七日当天行像。通过检索，陈志远老师发现行像的案例东晋时期就有，但之后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并重的情况应是《过去现在因果经》翻译出后的结果，且这一情况应是在南北朝最后期产生。他推测，这个写本不是北魏时期反映的情况；其次，写本中有非常强的南朝系经典的影响。另外，从《戒律》使用的情况来看，肯定并非反映北朝关东地区的情况，而是关中以西地区，且反映的僧团自治权非常高。这种情况只有两个时期有可能出现，一是北周灭佛以前，一是北周灭佛后的宣政复法到隋代初期。陈志远老师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因为写本中有大量南朝经典的影响等，可能代表了北周灭佛后到隋代复兴的局面。并且，“僧尼立籍，本非正法，于今已后，慎勿更造”的记载所反映的情况在北周时期不太可能存在，而隋代初期时则可能已经出现。
第二位报告人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燕林，题目为“西魏黄帝信仰及其图像演变——莫高窟西魏第249窟四披图像新解”。赵燕林副研究员介绍，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莫高窟249窟的图像和学界认为的佛经记载中的阿修罗形象有所不同，且西魏和北魏时期的人认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于是尝试在洞窟图像和黄帝信仰间找到线索或关系。赵燕林副研究员认为，249窟图像与黄帝关系较为密切，与阿修罗关系较远，将在报告中通过对东西南北四批图像的解读阐释这一观点。
赵燕林副研究员概述道，249窟窟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象。关于窟顶内容学界普遍有三种说法，第一是传统神话题材，第二是佛教，第三是佛道融合。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赵燕林副研究员认为，图像内容与西魏政权和佛教的影响有关，与西魏初年的国策、宗室东阳王元荣、西魏政权和权臣宇文泰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联系。
通过对西魏黄帝信仰及东阳王元荣写经相关史料的考察，赵燕林副研究员指出，西魏统治者在追求南方文化的时候，把儒家礼教奉为正统。自北魏立国以来，拓跋氏一直以黄帝后裔自称。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迁都与改元姓也引用了祖先黄帝的证据。北魏王朝通过将黄帝形象注入鲜卑族的血液，已经在统治范围内推广了黄帝作为祖先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在客观上也适应了新的历史发展形势。这样一种思想没有随着北魏政权的瓦解而动摇，反而随着西魏六官制度和儒学的发展变得更加强烈。西魏时期，不仅佛教文化兴盛，儒家文化也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与西魏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通过《魏书》和《北史》的记载，宇文泰集团在西魏持国21年，为了让鲜卑族得到汉文化的认同，仿效西周的六官制度施行改组以契合汉族传统社会，一方面是想改变鲜卑族缺失儒家文化素养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想要建立仪礼之邦。这一思想对东阳王元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前人的研究中，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东阳王元荣刺史瓜州的十七年中，写佛经的时间集中在北魏灭亡和西魏建立的四年间。这一事件大致分为四个时间段，且这些佛经的主要内容比较庞杂，不能得出东阳王元荣笃信佛教的结论。东阳王元荣写佛经的时间集中在这四年的原因值得关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元荣此时已经离开敦煌或已经去世，但根据前人研究这一可能性不大；二是西魏的宗教政策调整造成，在国家强有力的政治运动面前，元荣作为皇室宗亲和前朝官员，地位很微妙也很危险，他为了自保而停止写经是可能的。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他主持开凿的石窟出现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图像内容就不难理解，249窟出现了新内容新题材就能成立。
赵燕林副研究员接下来分析了西批画像是黄帝形象的可能性，他对比了佛教中阿修罗的基本形象、黄帝形象、以及249窟神人形象，发现黄帝四目四臂的形象与249窟神人形象更加接近。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小结出：莫高窟第249窟中出现了前代从来没有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如果说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带来的中原艺术而成的话，此种艺术风格在其刺史瓜州之初便会带来并出现在莫高窟，而不会等到西魏立国或之后，毕竟元荣在西魏立国之前十年就已经出任敦煌刺史。所以，出现这种新内容的原因与西魏国策的调整密不可分，而黄帝形象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在敦煌佛教壁画中的原因便不难理解。接下来，赵燕林副研究员又分析了南披与黄帝之父帝俊，北披与黄帝之母羲和及其日御的形象联系。而东披的核心内容是摩尼宝供养形象。尽管摩尼供宝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形象，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墓葬壁画中也有出现。摩尼供宝不仅作为佛教图像，可能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中的图像而出现。因此，如果仅以摩尼供宝为证据来证明249窟四披都是佛教内容可能有些牵强。
最后，赵燕林副研究员得出结论：各种文献显示，黄帝治理的天下是祥和的天下、理想的社会场景，也是先祖黄帝创造的辉煌。所以当时北魏和西魏两个政权都推崇祖先黄帝，而新生的西魏政权只有极力宣扬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先祖创造的理想国的景象，才有利于时局的统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宇文泰亟需营造一种集成北魏大统的正统形象，继而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力图去去除鲜卑族的落后习俗、思想上风靡的空谈玄理、以及崇佛弄道的一些腐朽风气。其割据之土成为汉化的发源之地的说法是可靠的。洞窟与西魏的政治关系非常密切，西魏之时佛道并行，249窟的壁画内容除了前所未有的与佛教几乎没有关系的图像内容外，也有佛教的内容，这种布局应属有意经营。东阳王元荣出于政治目的或是迫不得已，在佛教洞窟中渗入了新生国家政权的意志，但他也隐晦地传达出个人佛教信仰也是有道理的。在洞窟中佛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同时又不可或缺。在国家政策主导与时代主题背景下，作为西魏先祖的黄帝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黄帝形象置于中心位置，父母处于南北两壁，不仅迎合了新政权的国家意志，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东阳王元荣的正统形象。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提问与探讨。最后，赵声良院长总结道，本次讨论会非常有价值，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一些学者在具体的工作中的新发现、新阐述也令人有很大收获，期待会有更多走向深入的学术讨论。杜斗成教授指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谈了非常重要、相当前沿的问题，收获很大，也感谢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对会议的支持。杭侃教授认为，当代学科是多学科的融合，不同的学科互相启发，细节性的讨论也更加生动、更加具有说服力。在研究方向细化的趋势下，仍然希望有整体的资料公布，使得研究能够更加生动。
至此，“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系列工作坊第一期顺利落下帷幕。
与会学者合影
纪要作者：穆晨哲楠、孔祥瑞、邓晋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