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关注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希望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将多文明的互动变迁作为基本关注面向,突出文明之基础构造和发展历史,特别是文明间的交互作用地带所引发的文明转型问题。为推动青年学人围绕多文明相关议题开展扎实的基础性研究,自2018年12月起,文研院发起创办“多文明研究”工作坊,以校内外青年学者为主体,聚焦古今文明历史进程的根本性问题,探讨经典阐释、文明交流、古今之变等领域。
多文明工作坊
2020年10月16日下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五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朝鲜半岛的文字创制与变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姚骏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副教授陈侃理、助理教授张新刚、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助理教授范晶晶、助理教授张忞煜、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为了更契合多文明研究的主题,姚骏老师在以前朝鲜文字拼写法的基础上,拓展到朝鲜半岛整个语言生活变迁的历程,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韩字创制及变化的意义。
首先,姚骏老师从朝鲜半岛的历史谈起,介绍了朝鲜半岛早期南部的三韩(前2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左右):辰韩、弁韩和马韩。三韩与汉四郡的设立在同一时代,其中辰韩(진한,Jinhan)的韩语发音与“秦韩”同,可能是秦时避战乱而来的中国人经东北逃到朝鲜的东南部建立起的小型部落王国,据历史记载语言和风俗与秦接近。弁韩很小,据称与辰韩杂居,语言和生活习惯相似。
三韩时期的朝鲜半岛
到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427年-660年),即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并立的局面。辰韩所在之地成为新罗,西南部是百济。根据《三国史记》,百济是高句丽东明王的第三个王子建立的,因此百济与高句丽习惯较为接近。后来的韩语发展史研究认为,高句丽的语言是韩语的起源之一,而新罗的语言夹杂了很多早期汉语的痕迹。
在该时期史料及研究方法方面,姚骏老师介绍了《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两部著作。在考察当时的语言文化时,通过这些史料中的地名可以推测当时语言的用法。姚骏老师以《三国史记》为例,展示了地名记载的规律。当时朝鲜半岛地名中除了正式的地名外还有“又名”或“音…”等用法。例如新罗地名的发音中,在“县”前会有“火”音,发音和蒙古语的“城”(хот,khot)很相似;而高句丽的地名中也出现了“忽”音,是“池城”的意思。由此推测新罗的“火”和高句丽的“忽”可能有同源关系,指代“城”。从语言现象看,百济没有出现系统的规律,更像一个移民国家;从百济地名的混乱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人群的杂居和语言的不统一。
从现在的记载来看,新罗、高句丽和百济当时都没有创制具体文字。但很明确的是,在至少公元4世纪,这三个国家的上层贵族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汉语教学体系。公元372年,高句丽就设立了太学,在地方上还设立了“堂”,供贵族子弟习文练武之用。百济在公元4世纪也建立了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当时记载有博士王仁携《论语》和《千字文》到日本教学汉文,侧证百济的教育应该较成体系。新罗是这三个政权中受汉语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唐朝有很好的关系并相互借用,消灭了其他两个国家。新罗向唐朝派遣了很多留学生与留学僧,其中崔致远和金大问最为有名,有着很好的汉语能力。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使用出现了两分的局面:从地名可以看出,底层存在着不同民族的部落语言,且有移民与民族杂居等现象,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而上层则较为一致,贵族全面使用汉字。在使用汉字的贵族和没有统一文字的百姓之间出现了语言鸿沟,中层的官吏处于其间。官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能够读懂汉语,官吏开始使用“吏读”系统,在汉字夹杂用汉语书写的朝鲜语的主语、宾语、格助词的表记,汉字表意,而这些用汉字书写的汉字表示语法关系。
相传,这一“吏读”系统是新罗神文王(681年-692年在位)时期著名学者薛聪创立的。但姚骏老师指出,由于朝鲜半岛的底层语言和上层汉字完全不同,吏读的出现应该更早。根据使用和分期,吏读一般可分为四种:初期吏读,是最早在公元两三百年的时候,简单地在汉字后加的一些语法结构;较为成熟的吏札,是官员在文书中对汉字的文献进行标注的工具;乡扎,仅用于新罗和高丽时代的乡歌(现存25首);口诀,相当于对汉字意思的注释,严格来说不属于吏读。
接下来,姚骏老师以《大明律直解》和《处容歌》为例,说明吏读的具体用法。李氏朝鲜初期,《大明律》被介绍至朝鲜半岛。但由于很多官员无法理解,《大明律直解》利用吏札这一工具进行了注释。从这一文献的吏读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句子的主干都是汉语,没有改变顺序,只是直接将介词、助词等插入,当时的朝鲜人就可以理解句子的含义。
《三国遗事》记载的《处容歌》,讲述了处容与疫神之间的神话故事。《处容歌》中的汉字一部分用汉字发音,一部分用汉字表意,且不能简单地用当代汉语、当代韩语来解释,仍需后续研究;但可以从中发现韩国底层语言存在助词这一语言事实。
在高丽时期,情况又稍微有变化。从朝鲜半岛的地理形势看,新罗在东南角庆州的地方,基础方言应是庆州方言;而高句丽在北方,到后高句丽建立王朝时,首都在开城(即现在的汉城以北),方言更接近北方。韩国语言史的研究人员一般认为,高丽的方言是现代韩语的发端。相关史料有宋朝人孙穆在朝鲜半岛访问时写作的《鸡林类事》,记录了高丽当时的韩语发音,大部分和现代韩语一致,也有一小部分可能由于方言或标记不准之故,难以解释。
在公元15世纪,朝鲜王朝世宗大王创制《训民正音》,创造了朝鲜语文字,《训民正音谚解》则说明了其基本功能的使用。《训民正音》的主要目的是起到标注汉字的功能。当然,世宗大王也认为,本国语音与中国不同,“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需要用《训民正音》来记录百姓使用的语言。
韩国第70号国宝《训民正音》,高丽纸本雕版刻,成书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1997年被登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录遗产
关于《训民正音》的创制有多种说法,姚骏老师这里介绍了李德春老师的研究成果和韩国的相关文献研究,包括参考八思巴文字说、“象形而字仿古篆”说、“三才说”等。但需要注意的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元音都是只分阴阳。为了符合天地人三才,“三才说”其实隐藏了与母语音系结构的矛盾:阴阳两分的语言结构不可能出现符合三才的元音系统。
姚骏老师接下来就论文《韩国语拼写法历史变迁研究》展示了韩语拼写法的演化。15世纪创立之初,《训民正音》拼写系统不能很好地表达民间口语;到了16世纪,表示汉字发音的影母“ㆆ”和非母轻唇音“ㅸ”就被删除;18世纪壬辰倭乱之后,辅音字母总体的变化不大。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ㅿ”被完全废止了;其二,表现声调的傍点系统完全消失了;其三,辅音合用并书的三个系列开始发生混乱(这三个系列主要是用来表示韩语中的紧音)。元音方面,复合元音第一次被正式承认存在。
20世纪初,《大韩文典》(1908年)出现了以下值得关注的变化:首先,辅音的总数和19世纪没有什么变化,正式用的是14个,但也保留了不常用的3个;其次,各自并书正式成了紧音的表记方式,合用并书成了一般的民间的用法,被放在注里了;再次,元音和复合元音字母没有大的变化,也没有减少元音;在音节尾的辅音的分类方面正式提出了单收音和复合收音的概念,与现代韩语一致。
韩语现代拼写体系的确定则是在1933年朝鲜语学会编写的《国语正书法案》。《国语正书法案》与《大韩文典》相比变化不大,但是做了一些调整:第一,清辅音的数目最终确定为14个,在《大韩文典》中所提到的三个不常用的“ㆆ ㅿ ㆁ”最终被排除在外,不再使用;第二,用各自并书来表示紧音,这与《大韩文典》对于紧音的规定是一致的;第三,元音书写体系变化不大,复合元音的数量已经比《训民正音》时期更多。但是“·”(音aliya)最终消失了;第四,对舌侧音(闪音“ㄹ”)的拼写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五,体现出“言文一致”的特点。在腭化的规定中,把连读的效果直接转写成腭化的形式。从演化进程可以看出,拼写法的演化也是韩语口语化不断确认地位的过程。
最后,姚骏老师评价了朝鲜半岛文字表记法的变迁历程。首先,韩字有一定的先进性,认识到了语言中的音节;其次,朝鲜半岛的语言在使用中一直追求“言文一致”,亦即百姓的口语能够用语言系统表达,逐渐脱离了标注汉语发音的目的。在实际演变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反复,这也说明语言文字的变迁需要有国家行为的确认。韩字被创制后,在文字不断的使用过程中,口语也逐渐在文献中出现,推进了拼写法的演化。
讨论环节,范晶晶老师注意到,既然存在部分汉语的音在韩语中逐渐废止,是否存在汉语中没有的音,韩语进行了再创造?姚骏老师指出紧音即属于此种情况,但最初与浊音表记混用,直到20世纪初《大韩文典》确立合用并书,才确认紧音并非汉字的浊音而是韩语独特的发音。
昝涛老师问道,是否有从现代韩语出发的回溯性研究?姚骏老师表示,此类研究主要是从方言切入,譬如济州岛、庆州、大邱等地独特的方言都有一定研究价值。昝涛老师继续追问当今是否有所谓韩国的古典学研究?姚骏老师表示,当前可用的研究资料仍主要是《三国遗事》与《三国史记》中的乡札与部分地名,尚无成型的体系;还有一种研究路径是将韩国、朝鲜各道的方言梳理一遍,探求其中演化关系,不过相关研究也仍有待探索。
工作坊现场
陈侃理老师提问,韩语用汉字表音的过程与日语相似,那么韩语语法与日语是否接近?姚骏老师介绍二者同属东北亚语族,有着相似的语法结构;但在东北亚语族中,又因韩语和日语受到汉语底层文字的影响特别大,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确认两者的语源关系。陈侃理老师又从历史的角度提问,现代韩语是否受到日占时期的影响?姚骏老师认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即便在1933年日占时期也可以看到朝鲜语学会的活动及相关章程的颁布。
张忞煜老师提问,研究世界其他地区11世纪以来的“地方语言化”现象,尤其是印度次大陆各现代地方语言如何逐渐取代古典语的理论是否能够用于更广泛的讨论,例如用在朝鲜半岛文字的创立及去中国化的问题上?新的书写媒介的出现和普及是否与地方语言的“书写化”和“文学化”同步?韩字的使用场景如何?姚骏老师表示,文字的规范化依然需要政府的推行,韩字的最初使用场景主要是汉语经典和佛学的谚解及民间文学的书写等。
最后,与会学者就中国早期经典的书写、汉语的来源及其他语言学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