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喆

我们的《仪礼注疏》读书班从2015年正式开始，进行到今年已经5年了。中间读书班不断更换地点，直至2017年，才在邓小南、渠敬东两位师长和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得以长居二院。所以当文研院准备开办读书会的专题栏目，让我撰写介绍文章时，我深感义不容辞。尽管我们这个读书班规模不大，所读之书也难称预流，仍然有必要在此为大家稍作介绍。

我从2004年开始，就陪着李鸣飞参加陈高华先生在社科院主持的《元典章·户部》读书班，对这种文献会读形式的读书组织，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大家集体阅读未经整理的文献，深入挖掘其内容，不仅每位参加者在此过程中都能得到受益，就算是旁听的学生，也会在观摩讨论中提升阅读文献的能力。博士毕业之后，由于必须去适应自己生活的若干变化，我连续数年中都处于无法稳定读书的状态。直至2015年，实在感到不能再放任自己，必须给自己找点压力，于是这才开始筹划这一读书班的开设。中间屡次更换读书地点，至2017年9月，我受邀成为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借着驻访的机会，《仪礼》读书会终于能够静园二院二层的201教室稳定下来。隔周的周五下午，我与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众多师友共同切磋探索，到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仪礼·乡射礼》的尾声。

张敦仁汇刻本《仪礼注疏》书影

师顾堂影印张敦仁本《仪礼注疏》

读书班的基础文本是清代张敦仁本《仪礼注疏》。起初，我发起会读的初衷，就是揣摩郑玄、贾公彦对经文的诠释。但为了更加充分的比较，我们就不能仅局限于唐以前的经说，也需要进一步参考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敖继公《仪礼集说》、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校释》等礼学著作，关注不同时代下，不同学术立场之下的学者解经思路。

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仪礼正义》书影

师顾堂影印咸丰初刻本《仪礼正义》

作为《三礼》中最为核心的一部，《仪礼》有着极为古老的学术渊源。《仪礼·丧服》的传文，相传为孔门弟子中精通文献之学的子夏所作。传内又引“传曰”，更被认为是子夏之前的旧传。《仪礼》的学术史跨越了两千年。每个时代的经学著作，语言习惯、思考习惯都不一样，往往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些甚至匪夷所思。惟有以“了解之同情”，探索经学家们不得不然的理由，才能悠游其间，左右逢原。比较学者们对于经书的解释，也如同跨越千年，与这些古人们同晤一室，既让他们互相了解，也让他们彼此争吵，真是异常有趣的感受。

和其他儒家经典相比，《仪礼》最大的特点在于实践性。经文描述了在特定空间内，礼仪施行的具体节次。一个转身、一次拜揖都关系到宾主关系的表达，更别提祭品和祭器的摆放、参赞者冕服的穿戴这些显著的可视化要素了。这就决定了研读礼经是一项繁琐细致的工作。大家读着纸面上的文字，脑中还要构想仪节进展的平面图，有时还要自己尝试在台前模拟。虽然这些也有张惠言《仪礼图》的辅助，但很多细节仍然要反复推敲才能恍然大悟，读书班中的成员们为此都投入极大耐心，相应也有巨大收获。

师顾堂影印清嘉庆十年阮氏刻本《仪礼图》

作为读书班的主持者，我对会读的态度是比较佛系的。套用礼学的说法，我们这一读书班秉持的宗旨就是“射不主皮”，也就是礼射不以射中为胜。我们既不预先设定研究计划，也不追求发现多少问题，产出多少论文。对读书班上的诸位成员而言，我们共同的目的就在于充分理解《仪礼》文本。《仪礼》固然是会让一部分人充满阅读激情的文本，但激情褪去也不妨暂时搁置。基于此，读书会的形式相对轻松，人员流动也比较自由，并没有什么准入门槛。先后参加的老师和同学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林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研究员冯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晓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安文研；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方浩铭、褚叶儿、刘东奇、张照，历史学系谢继帅、王景创、余璐、厉承祥，中国语言文学系王雨桐；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张雪、崔璨、张垚，历史学院柯祺瀚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会读中的汲取经验，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上取得进展。

前人曾说《仪礼》难读，但读书会自由而真挚的讨论，使这场冒险不再孤单。愿读书人快乐。

《仪礼》读书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