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下午2点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回到未来：人文学科中的数字化研究”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讲人为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苏珊·施赖布曼（Susan Schreibman）所长，两位与谈人分别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陈静副教授和CBDB项目成员、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徐力恒。

施赖布曼教授在讲座正式开始前，先主动了解了在场听众对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基本了解。紧接着，她围绕演讲主题对学界现状作了简短的分析。施赖布曼教授指出，现存许多质疑的声音——数字化的研究是否让人文学者不再阅读？有没有让他们远离了传统的“细读”？然而以她个人的研究情况来看，事实根本并非如此，这些纯属误解。人文学者在数字化研究时代下，仍然需要同等数量的阅读，只不过他们现在能够借助数字化工具进行阅读。数字人文并没有改变人文研究的种种缘由，在本质上，它改变的是我们参与研究的思维和路径，而且能让我们提出传统研究方法不能启发和解决的议题。

随后，施赖布曼教授开始介绍她所处的位于爱尔兰的工作机构An ForasFeasa，里面提供各种学习和实习机会。研究者在有限的学习和雇佣期限中，会因为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呈现和阅读，而保持充沛的研究热情。通常在项目结束后，他们也能继续自己的研究计划，以丰硕成果回报这一领域。施赖布曼教授指出，在研究机构和相关学者的努力下，数字人文研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文化，尤其是分享和协作的文化。研究者不断进行数字化探索，甚至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相关探索。其实数字化的做法最初根植于工程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本来就与传统人文有较大差距。那么，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制作这些原始材料或工具，而是去创建相关理论。但是，施赖布曼教授也注意到，不同领域的数字化研究存在侧重点的区别。针对文本、声音、图像等不同的研究对象，有各自相适应的一套方法论。可是“数字化”本身，不应当就此被视为纯粹的工具，它应当紧密结合着研究思路。再从后续影响的角度观之，数字化研究成果的开源特质，还能进一步造福更多研究课题，或者形成新的学术合作。因此，从研究理论到方法，从知识生产到编码，已经汇聚众多研究者，数字化研究的文化从中得到充分酝酿。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去评估与看待这一新兴领域？施赖布曼教授认为，“提出非常不同的问题”是数字化研究带有的较高价值，在记录载体呈数字化方式的现状下，未来研究必会基于此，数字化趋势甚至是短至五年就能明显看到的方法转向。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义务去保存和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族群记忆，特别是图书馆和世界遗产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就施赖布曼教授目前的探索来说，3D研究是她近期关注的一个新面向，只不过，3D研究尚无完备的标准，相关的软体开发也处在连续不断的变化之中。

基于数字人文日新月异的更迭现象，施赖布曼教授还以自己出版的两部数字人文手册为例，阐释新旧两个版本中间的显著区别。她首先回顾了数字人文的起源，指出学者往往会追索到布萨神父结合神学研究和数字技术的尝试，也就是第一版A Companionto Digital Humanities的序言作者。第二版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在更新第一版的内容时，不仅仅编录关于数字人文定义、起源等方面的相关文章，还深度回顾了近年来的几个研究案例、作者探索得出的新理论，以及对应的各种评价。

进一步，为了帮助研究者更好参与和适应数字化研究，施赖布曼教授介绍了她主持的项目#dariahTeach，这是一个提供线上课程学习，容纳多个语言版本的资源平台。如今类似的平台还有很多，研究者可以花费较少的金钱，了解数字人文的前沿状况，提升自己的技术。

其次，施赖布曼教授向听众介绍三个数字化研究项目，作为数字化研究的案例。第一个有关庞贝古城遗迹的古卷研究，若按传统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实现其中内容的解读。遗存文物太过脆弱，一碰就碎。然而，在借助X-ray和增强技术后，能够发现处在不同层面的文物，进行数字化储存，还能够更好引导地后续分析，对未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技术，文物将不再面临“消失”命运的危险，与此同时，相关展现方法和研究范式都为之一变。研究者不再囿于解释知识，而是进行更多创造、管理和策划工作，参与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施赖布曼教授介绍的第二个项目围绕《卫报》的数据博客Datablog。记者JonathanStray对搜集整理的重大事件报道进行可视化，例如是伊拉克战争死难者的地点分布。在可视化的概念地图上，有根据数据做出的散落分布的标记（点），点击后即可看到详细信息。但问题是，我们在随机浏览每个单独的标记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信息，也不易把握标记之间的关联。所以，研究者还可以有更详尽的处理方法，即把相似的报道文本汇集一处，在抽象空间，而非具象的地理信息系统云集。根据性别、事件类型等方面区分和重组后的可视化分析，超越简单的、“好看的”图表，具备更深层次的内涵。但如果抛开相关细节，忽视了某些信息点的大数据可视化，依然对研究的准确性提出巨大挑战。

除上述两个项目外，施赖布曼教授介绍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她一直在负责的“1916书信”(Letters of1916)。这个项目一开始也采用较为传统的方法来对爱尔兰的民间史料进行数字化研究，但之后就在寻找更视觉化的呈现方式。最初采用的主题模型虽然解决了时间的问题，但是它的成本很贵，需要一定量的预先处理。鉴于此，施赖布曼教授希望能够通过改良主题模型的分析方法，进行更合适的数据可视化，借助图像寻找更恰当的线索。

最后，施赖布曼教授谈了数字化研究对教学的影响。数字化研究意味着需要让学生有较大的参与度，教学本身就可以包含多方面内容，如视频制作、博客管理，甚至是开发新的APP。比如针对在校学生的移动应用项目Mount StreetBridge计划，它采用混合现实技术，带来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并且反映了战争如何影响每个人。不管是Mount Street Bridge项目还是“1916书信”，都是面对历史教学的公共史学项目。在数字化和可视化的驱动下，老师也将不再对传统意味的项目和项目资金感到自满。他们希望成为研究领域的先行者，能够深入研究世界，完善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建构理论并做到最好。

在讲座结束后，两位与谈人和在场听众提出问题。主要可以总结为信息处理方法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其一，施赖布曼教授的“1916书信”在实现图片到电子文本的转换时，采用至少两套录入方案，采取人工处理、众包解决的模式。由于许多史料当事人的家属都希望相关材料能公开，所以需要处理的材料和进行转换工作的志愿者都在增长，她估计目前参与信息处理的志愿者可达2,000人，但他们并不同时在线。必要时，项目组还会写电邮邀请志愿者参与会谈，商议相关资料转换过程中的解决方案。可是，施赖布曼教授也反思，人文学科在结合公众力量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尤其对大众介绍人文学科的研究时，远远没有做得像物理学的学者那么好。另外，数字人文相关材料、技术包括研究本身在开源问题上，也面临来自报酬机制和合作限制两方面的困扰。许多人会因为无法取得合理报酬，选择对成果保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资金机构促力，使得开源能够为提供者带来一定的奖酬或荣誉。而在面对获取信息的限制方面，如何冲破利益（特别是商业性质的合作）的捆绑也成为难题。施赖布曼教授以Mount Street Bridge项目中和一个游戏公司的商业合作为例，说明研究机构在平衡利益时付出的努力和其中遇到的挑战。施赖布曼教授也很希望自己的项目能够得到图书馆的支持，在图书馆网页上公布中，分享研究成果。但现实不尽如人意，图书馆的传统系统中不一定能够兼容，导致馆员有时候对承办这些数字资源非常犹豫。

其二，针对人文学者对数字化研究的迥异态度，施赖布曼教授也表示理解，不过她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此外，她也借此向听众展示了Stanford Literary Lab的研究小册子，说明了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出版方式会逐步从传统杂志走向网络，出版速度更快，受众更广，在当下也能够得到充分认可与鼓励。甚至有一些期刊只有网络版，但审查严格，出版学者进行文本标注和校勘的研究成果。学术体制要能够记录学者新型学术成果所付出的努力，才会有越来越多重要的数字人文成果。

最后，施赖布曼教授谈到数字人文的发展方向与现实定位。倘若数字人文研究群体太小，它便不足以成为一个科系。而研究的集中点在哪里，怎样的研究者会参与进来，都是值得学界所有成员思考的问题。迄今为止，至少有一部分学者加入了数字人文的讨论，且国外已经有大量数字人文工作坊在举行，或已经成立相关科系。其中，举办暑期学校和参与网络课程，都是目前非常理想的学习实践平台，值得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