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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迦耶:从马塞尔·莫斯到“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与共生主义

发布时间:2017-11-08

2017年11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从马塞尔·莫斯到‘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与共生主义”。“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巴黎第十大学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教授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担任主持。本次讲座是阿兰·迦耶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一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国际合作部联合承办该活动。

 

巴黎第十大学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教授

 

讲座伊始,王铭铭教授介绍了迦耶教授作为一位著名社会学家、MAUSS运动的领袖及《莫斯评论》创刊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和重要贡献,并指出对于迦耶教授所推崇的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中国学界其实关注已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杨堃、凌纯声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赴巴黎在莫斯门下学习,吴文藻在对法国学派社会学进行全面述评时也提及了莫斯的建树。9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被渠敬东、汲喆等学者系统地译介到中国,其中就包括莫斯的《礼物》,而王铭铭教授及其学生则翻译并研究了莫斯的《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和功能》、《论技艺,技术学与文明》等重要作品。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着与欧洲同样的问题,急速膨胀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正蔓延在各个学科,而莫斯及其作品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从这个角度说,迦耶教授今天的讲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之后,迦耶教授用法语致谢并开始演讲。他指出,今天讲座涉及的两个主题都与“莫斯”(mauss)有关,第一个主题是介绍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思想,第二个主题则关于《莫斯评论》(Revuedu MAUSS)这本杂志,这里的“莫斯”是法语“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Sciences Sociales,MAUSS)的缩写。迦耶教授表示,讲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介绍《莫斯评论》创办的背景和渊源,二是讨论莫斯的礼物范式及《莫斯评论》所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三是简介迦耶教授本人所参与发起的“共生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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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评论》创刊于1981年,正式发行于1982年,其创立的特殊背景正是为了抵抗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各个学科的肆意蔓延。众所周知,18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兴起之时,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主要就是经济领域。为了描述市场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将人类的本质理解为对他人利益漠不关心的个人利益计算者,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用这个假设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其他领域则由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负责用其他的专门方法来研究。但是,这种学科之间分工明晰的情况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发生转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此有效,就应该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之中。于是,这一假设开始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研究当中——人们开始用“利益”解读诸如婚姻、宗教、教育等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他们相信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有赖于人们对于获取利益的渴望。随着这一假设的蔓延,经济学逐渐成为一种最具广泛意义的、总体的社会科学。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除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方法的无节制推广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认同这种经济主义的理论。比如上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米歇尔·克罗齐埃等本来在经济上就支持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开始倡导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引入社会学。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埃尔·布迪厄也认同将经济理论引入社会学,在他看来,所有的社会实践在某种意义上都能被理解为一种泛化的经济行为。

除了社会学领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都遭遇了同样的后果。上世纪70年代,约翰·罗尔斯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其实是从将人类的本质理解为经济人出发,从而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除此之外,道德哲学、人类学甚至是生物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都遭遇了经济主义的入侵,其实这种蔓延也可以视为一种全球化现象。全球化不仅是商品、市场和文化的国际化,更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国际化。我们的商品标准、经济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相信市场是调节主体之间利益的唯一办法。而现在我们对于市场的理解也狭义化了,认为市场仅是金融市场或者是投机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人类被认为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唯一的目标只有致富。

阿兰·迦耶教授再次强调,这场“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应对这种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蔓延。不过,“反功利主义”这个词是否恰当还在斟酌之中。最正统的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而这场运动反对的功利主义其实是比边沁意义上的正统功利主义更为广泛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他而言,只要是用“有用性”来化约世界一切现象,以及强调利益计算才是人类本性之假设的学说,都能被视为是广义上的功利主义脉络。我们能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中发现功利主义的成分,甚至在中国古代韩非子的学说中也会看到马基雅维利、边沁甚至是亚当·斯密的影子。功利主义的分类也颇多,贵族的功利主义、贫民的功利主义以及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市民阶层的功利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区分为个人的功利主义和集体的功利主义,中国就是一个具有集体功利主义传统的社会。不过,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不是这种集体的功利主义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功利主义。“社会科学中的反功利主义运动”、创办《莫斯评论》等工作,就是想从伦理、科学以及政治层面上找到一个反对个人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法。

其实,日常生活中存在诸多反功利主义的例证。宗教活动和各种文学和艺术创造都并非具有功利目的。不过这些例证相对零散,应该找到一些更具科学性和伦理性的理论和原则来对抗功利主义,这尤其需要追溯到马塞尔·莫斯的著作——尤其是那本重要的《礼物》。莫斯被认为是一个全知全能、精通多种语言的思想者,在《礼物》中,他把对于各个原始社会的知识汇集到一起,通过对礼物制度的发现和描述,向我们说明甚至在不存在国家的情况下,社会的组织依靠的也并非市场,也不是现代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契约,社会是由礼物的赠予、接受、还礼三重义务缔造起来的,由此说明,对于社会而言,所谓的经济和市场并非一直以来都居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人都是经济的动物、对经济投入过多关注,其实只是在近几个世纪才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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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赠予”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具有多重含义。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赠予”其实多与基督教所宣扬的慈善、个人牺牲、利他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人类只能或只应是利他主义的。而对于莫斯来说,“赠予”不啻于是战争或竞技,礼物制度中的人们争相表示慷慨、进行炫耀的角逐,通过夸富宴等形式展示财力以击败对手,从而把对手的声名笼罩在自己的阴影当中。不过,“赠予”其实是一种特别的战争,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也通过赠予来表示认同,以此把敌人变成盟友,这就将现实中其他真正的暴力战争拉回到和平状态中来。因此,莫斯意义上的“赠予”本质上是充满政治意义和象征意味的活动,与基督教意义上具有慈善等含义的“赠予” 具有本质不同。进一步说,对于相对原初的社会,赠予象征着三种联盟的缔结,一是横向的联盟,战士们通过赠予财富或者女人,暂时放下武器回到和平状态;另一种是纵向的、时间维度的联盟,象征着代际之间的和解,通过被赠与的女人的生育力,把祖先和下一代联盟起来;第三种是通过向鬼神献祭而与看不见的世界结盟,从而将厄运转为好运。正是这三重联盟决定了这些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所有规范。因此,通过莫斯的礼物理论,我们会发现通过赠予关系和通过功利主义来看待人和社会的本质差别——人类无时不刻被控制在礼物循环之中,人们对于赠予关系的重视远大于经济关系,因此,人类当然不是只懂得计算眼前利益的经济动物。

这样,莫斯的发现就有力地质疑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我们就此能够发展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理论。对莫斯来说,人的驱动力至少有四种,分为两个对立的组合。第一组是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和对他人利益的关注;另一组是自由(或创造)与义务。礼物制度正是在这四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的,同时,这四个驱动力不仅是混同的,也必须是混同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社会实际上会被永无止境的矛盾所窒息,而仅追求和强迫牺牲的社会也会导致致命的极权;如果只有义务,那么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机械化,如果只有自由,那么自由也将变成失去意义的无意识行为。因此,人类世界总需要在四种驱动力间达到平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

 

那么,莫斯以上关于原初社会的发现对于当今世界有什么启示呢?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中提到,莫斯所说的赠礼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其实遗存颇多,圣诞节赠予的礼物、酒馆中在人们之间传递的一瓶酒等等都是这一制度的体现,它们对任何当代社会的运转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迦耶教授接着提到,自《莫斯评论》创刊以来,他们在一二十年来更是发现了礼物制度的广泛存在,包括社会关系领域,也包括宗教领域。现代的社会关系主要分为原生社会关系和次生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在这两种社会关系游移。所谓次生社会关系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买卖、行政等现代关系中,人们对于对方的有用性、专业水平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其本身人格的关注。幸而在诸如家庭、朋友、俱乐部等原生社会关系中我们能够获得对于自身人格的关注,而莫斯的赠礼模式也是在原生的社会关系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这并非说这一模式在诸如企业、政府等次生社会关系中不重要,他本人曾在一个企业管理的研究中发现,礼物三重义务的良性循环对于企业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当然,随着因特网的普及,近一二十年也出现了虚拟网络中的新的社会关系,因此现代社会是由这三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礼物制度也体现在渗透在这三种关系当中,研究它们之间如何混杂交错也是社会科学家今后的任务之一。除了社会关系领域,不同的宗教也都存在赠礼模式,莫斯将礼物制度作为宗教甚至是道德的永恒基石。宗教领域较之人际关系领域的赠礼更加普遍化和激进化,同时也更加内在化。不过,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其实都无法彻底解释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无法抑制冲突和矛盾的发生,这就是“共生主义理论”提出的初衷所在。

迦耶教授指出,对于“共生主义”本身其实还没有明确定义,但作为一项思想纲领,它已经获得全球各个学科约三百位学者的支持。共生主义的目标在于应对当前的人类危机。地球资源已经无法支撑人类近代以来的过度消耗和仍在急速膨胀的欲望,当今投机的资本主义思潮正是人类欲望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最佳例证。面对这些问题,所有具体的解决方案都方兴未艾。迦耶教授强调,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具体的方案,而是一个广泛的政治理想,从而提出一些可以共享的基础价值观,并让所有的世界成员意识到地球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共享的基础价值观正是共生主义所试图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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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迦耶教授就现代管理学学科面临的崩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及马克思主义对于功利主义之批判等问题,向现场听众进行了悉心解答。而关于本次讲座所涉及的反功利主义运动、莫斯礼物范式的拓展及共生主义的详尽阐释,将在阿兰·迦耶教授的后三场讲座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探讨。

(感谢章文博士的现场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