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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帕特南:何为社会资本?——从《让民主运转起来》到《独自打保龄》

发布时间:2018-09-22



“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2018年9月22日晚上,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二体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何为社会资本?——从《让民主运转起来》到《独自打保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Peter & Isabel Malkin讲席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主讲,文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教授

 

讲座伊始,帕特南教授就简明扼要地指出,他将在本次讲座中与大家分享自己50年来的研究成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早期著作《让民主运转起来》(Make Democracy Work)以及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近二十年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业已成为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帕特南教授指出,学界与公众界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度在1964至2013年间迅速提高,与此相关的文章从过去的两到三年一篇猛增到如今的两到三小时就有一篇发表。

 

这一研究领域发端于帕特南教授研究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本名为《让民主运转起来》的书。他发现,政府的政绩不同可以归因到公民社会传统的不同。这些传统在几个世纪间非常稳定,为此,他用“社会资本”一词来解释这个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身处意大利的帕特南教授发现,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政府拥有相同的权力、金钱资本,但是它们对于同一政策执行的效率却大不相同。就像质量和种类一样的种子,种在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中会收获不同的结果一样,同一政策落实在有着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地方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在对意大利二十几个地方政府进行考察之后,他发现,意大利北部地方政府的绩效要高于南部地方政府。为了探索背后的原因,他考察了很多可能的因素,如经济、教育水平等等。最终他发现,如足球队、合唱队等能够在公民之间建立连接的核心社团对政府绩效有重要影响。随后,帕特南教授以核心社团这一概念衡量社会资本的水平。他表示,地区间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五百多年前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传统。

 

1978-1985年间意大利不同地区政府绩效示意图

 

接下来,帕特南教授给出了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集体、无论是否身处其中——都是有价值的。且这种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充分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增进儿童福利、提高教育水平、提升经济表现、降低犯罪率、降低逃税情况、提高政府绩效、保证政府廉洁,且有助于增进公民身心健康、提升生活满意度。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和周围的人在一起能够改变我们体内的化学成分,对身心健康大有益处。这一点在老年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清楚,社会支持大有利于老年人长寿。

 

帕特南教授区分了两种重要的社会联结:与同你相像的人相连产生的粘连性社会资本,以及与同你不相像的人相连产生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都是有用的。其中,对于民主的实现来说,连接性社会资本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更为必要。但是,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连接性社会资本比粘连性社会资本更难建立。

 

讲座第二部分,帕特南教授将视野从意大利转向美国本土社会。他发现,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与家庭、朋友、邻居和社会机构脱节。各种美国重要的社会团体(如家长教师联合会、以动物命名的俱乐部组织等)都逐渐解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打保龄球的人数在增加,但是,组队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下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自打保龄球。作为美国公民的他,对此感到震惊,并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书影

 

帕特南教授向听众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志愿者协会拥有的会员数量变化表。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反应社会联结程度。根据表格数字变化我们可发现,会员数量在一战期间逐渐上升,而在大萧条时期下降;在二战期间上升,六十年代后逐年下降。从长时段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公民社会的变化或许是自然的。但更多的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从1974-1994年在地方事件集会、1975-1999年俱乐部会议以及同时段在家聚会娱乐活动中的参与度变化可见,美国公民社会参与度的下降是全方位的——甚至连一家人共进晚餐的次数也在下降。于是,这带来了博爱精神与社会信任度下降等一系列后果。

 

讲座最后部分,帕特南教授探讨了社会资本与不公平之间的关联问题。美国梦的意涵在于所有人生来平等,人生的成就依赖于自己的努力奋斗,而非依赖于父母。但是,当发生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时候,很多变化伴随而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家庭与社会联结遭到破坏——种种变化造成了个人社会资本的不平等,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整体的不平等。

 

帕特南教授指出,经济不平等导致了贫困儿童的社会流动机会下降。他们生活在贫穷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关系恶劣且只能够进入较差的学校学习,且在其中遭遇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他们在社会资本的层面上远远劣于富有家庭的孩子;他们对他人和社会缺乏信任、难以建立信任关系,最终不得不在社交网络上寻求社会支持。而在社会公众舆论领域讨论的“我们的孩子”意涵,也在缩小。从所有的孩子缩小为仅仅是我自己的孩子,这背离了美国一直以来的历史传统。帕特南教授认为,只有当社会各个领域都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并付出艰巨的努力,才得以转变这一境况。

 

提问环节,针对新技术能否建立新的社会联结的问题,帕特南教授表示,他对此缺乏研究。与此同时,他严肃地提出一个警告:人类对于技术可能造成的影响的预估往往是错误的。人与人之间真正有效的联结往往是面对面建立的,是活生生的、真切的人际联系。新技术能否增进人们的社会资本,取决于它是否促成了现实层面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罗伯特·帕特南在静园二院留影

 

当天下午,罗伯特·帕特南还应文院之邀,与部分在京的政治学青年学者进行了座谈,讲述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分享了自己如何从对意大利和美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