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1日上午9：3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会第四场在静园二院211室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北京大学英文系高峰枫教授两位召集人，为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大学英文系刘锋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沛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李隆国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与会的九位发言人在“西学在中国”的主题下，深入探讨了西学的概念、西学研究心态的变迁、西学研究的根本立场、西学如何成为“为己之学”等议题。各位嘉宾你来我往，妙语连珠，现场气氛热烈。
召集人李猛教授在引言中开篇点题，强调“西学在中国”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学术的焦点议题，无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世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西学在中国”这个议题，目的究竟是什么？怎样使西学成为真正意义的研究？中国的西学研究作为研究的意涵在哪里？
刘北成教授首先从“西学”概念引发的困惑出发，追溯了学问上中西之分的起源。他认为在从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梁启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转变中，中西之分代替了新旧之分，新学/西学乘着西方称霸的历史大潮在制度上取得了胜利。刘老师紧接着质疑了西学与东方学之间的对立，转而强调西学和中学、国学和西方古典学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他将“西学”概念定义为对整个西方学术的概括。不过，他并不将这两组对立视作不言自明，在提到当今的国学复兴时，他提示我们应当反思西方古典学能否作为参照物来处理中国的学问。他进而又拷问了中西问题的实际意义：当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都是西方舶来品的时候，谈西学还合适吗？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强调中西之分。国家、学界倡导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便是执着于中西之分。相反，刘北成老师的愿景是没有隔阂的学术，不以族群的身份划分和命名的学术。不过这一愿望是否随着全球化而逐步接近现实呢？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今全球化不仅在造成交流、达成一致，也在放大分歧，使中学/西学、东方 /西方之间的隔阂重现。但是，当掌握多种语言的年轻人们在中西界限两边自由穿行的时候，不按身份划分学术的梦想是不是就会实现，是不是“西学”就不再存在了？他以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结束了发言。
第二位发言的李强教授则给出了一个更具有历史现实色彩的“西学”定义，他认为西学，包括他所从事的西方政治学，指的是中国人看待西方道路、模式等文明核心的方式。他认为近代以来，这种认知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明末传教士进入中国，激起中国人接触西学的第一个大浪潮。经他调查，“自由（liberty）”一词正是在这一阶段被引入汉语。中国人第二轮大规模地接触、介绍西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历来蕴含着政治理想和政治手段不足之间的张力，而此时出现的西学则被魏源、郑观应等人视为实现“三代理想”的新途径。第三个阶段则见证了中西之争转变为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它起始于严复的《天演论》。李强老师认为严复译介的进化论为洋务派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扭转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这场辩论的格局。一战以后，对西方处于文明高级阶段的定位和道德化的塑造受到了动摇，但是先进知识分子们仍循着进化论的思想轨迹，认为认清世界发展方向、找到超越的、在进化论最顶端的模式才是当务之急。无论是追随马克思主义、传播无政府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还是当今谈“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他看来，都体现了进化论的思想遗风。另外一方面，强者逻辑、历史发展的直线型也都是缘起于进化论思想。那么话说回来，这段认知态度的变迁史能为我们照亮哪些得失，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西方？李老师认为一方面应警惕把某一共同体的逻辑夸大为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群体又都有义务反思普世人性，追求超越简单价值评判的、符合人类生存境况的路径。如此方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
李猛教授在回复中对李强教授的视角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强教授从谁能够接近普遍秩序的角度来理解中西关系，实际上突破了最初新学的强者逻辑，回到西方对普遍性、超越性的诉求。
刘锋教授第四个发言，分享了他从前几轮发言中得到的启发。他认为在西学概念上达成共识很困难，不如另辟蹊径，回到原点来定义西学，明确在中国研究西学的目的。他特别举了著名外国文学研究者、已故的北大英文系杨周翰先生的例子。杨先生认为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不是为外国添砖加瓦，而是为我们自己的学术服务。往前追溯，外国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吴宓先生也所见略同。他对外国文学教学研究有清醒的定位：一定要引入中西比较的视野，汲取西方文明精华，以西方为一种超越本土的参照，来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他的研究立场是“以我为主”的。五四运动后，致力于引入西方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他们选择性地引介能给中国文学革新提供参照的思潮。最后，刘锋老师还强调，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学思潮大大深入，九十年代后又逐渐向学术研究靠拢，中国人研究西学的定位问题却缺乏关注，而究竟为什么研究西学、怎样研究西学，都是非常关键、不容忽视的问题。
张沛教授顺着前面几位嘉宾开辟的讨论路径，为大家带来了一段文采斐然的即兴演讲。他首先分析了中国文明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焦虑。在一个被西学归化过的学术环境中探讨西学的定位，也许是当前中国精神所在的一种操心和筹划，面对一个强大的他者，我们多多少少心怀忧患。作为国学的同位素、姊妹单位的西学，其实是一种为己之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为中国文明的自我定位服务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之初便是如此。因此，我们理解西学还是应当关注其对重建人文中国而言最具有他者效应的核心。最后，他提醒道，如今我们所谈的西学很可能还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古今之争的一个中国变异体，我们早已是这种直线上升、终结于永恒秩序的历史图景的受害者。今天理应回到西学，回望过去的“为己之学”的标准，在历史中实现内在的超越，这才是“西学在中国”的要义。
李猛教授接着张沛教授的发言问道：我们目前的学问在什么意义上是为己之学呢？一方面，比如像中国的考古学，虽然在学科的建设上借鉴了西方考古学的标准方法，但其学科发展和问题意识，却通过传世文献的中介与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学科特点使中国考古学具有其独特的面貌。西方学术模式的广泛借鉴并没有完全取消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学、社会学等社科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已经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西方影响，因此研究这些问题时援引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有时具有自然的亲和性。不过，正如刘锋、张沛两位老师提到的，西学的发展要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成为为己之学，重要的是要使西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脉络中生根，有自身的生命力，具有自我革新的活力，并能让西学起到催化中国自己思想的作用。
随后发言的先刚教授起首就质疑了用“西学”的统一概念涵盖内部分歧巨大的西方文明是否合适。他指出西学的古代、近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之间分歧巨大，英法德俄几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更不可抹杀。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借鉴西学”或“排斥西学”。中华文明也面临类似的历史困境，儒释道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亚于西方的情况。然而，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秩序的近现代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两套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系在中国交汇、交锋，而且由于我们独特的历史境遇，这只能在中国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继承了西方求知的核心精神，努力去理解西方文明最根本的问题。先刚老师最后指出，中国研究西学不应该迎合某一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利用自身特有的历史际遇，借鉴西方文明中超越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因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
李隆国教授提出了西学研究的两个读者群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老师以自己的欧洲中古史领域为例，说明了西学研究在融合国外专业同行和国内大众读者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对于要在国际学术圈一争高下的学科来说，懂外语、掌握原始资料、做极其细致而专业化的研究、在外国杂志发表成果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不过令人颇为震动的是，他的老师马克垚先生却以迥异于后辈国际化学者的模式，成为矗立国际史坛的一家。另一方面，面对中国读者则又必须妥协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把文章通俗化，以获得群众基础、培养后来者。如何调节、融合这两个读者群就是西学在中国最大的挑战。对此，高峰枫老师提供了“两幅面孔”的解决办法：对外国同行不妨以专业姿态写论文，对国内读者则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若不能适应这种角色转换，也就是所谓的“一仆不能事二主”，便只能牺牲其中一方。李猛老师则从李隆国老师的问题出发，质疑是否西学在中国只能是这样一种简介的形式。他指出，如果汉语的西学，只是做二传手引介西方顶尖学者的成果，这样的工作很难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更谈不上真正的思想。而且，如果将西学等同于国际化，研究的学术定位完全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以能否为西方学术界承认为标准，会使许多西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研究西方核心文明传统与重大思想问题的基础学科领域，难以形成基于自身问题的理论，而更多不过把中国作为借以应用或检验西方某个时兴理论的田野或实验室。李强老师在这点上与李猛老师产生了共鸣。他发现国内政治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们为了在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某些琐碎命题趋之若鹜。西方学术界是在已经解决了一些大的建制问题，方才转向精细化研究，而我们却本末倒置，忽略了我们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是学术方向的大失误。
对读者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后，孙飞宇教授回过头来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意识。他以严复先生在中国引介社会学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例，说明了“为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最初引入社会学就已奠定的基调。社会学这门西学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够扎根到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问题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本土的研究反而是最具普遍意义的，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学一开始就应该是“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学问”。不过，社会学在今天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问题。“两种读者群”或者说国际发表的问题实际上会给“为己”之学带来挑战。此外，如果在社会学研究中只强调技术和科学，而忽略意义的问题，那么中西之争就可能会降落到一个纯粹技术的角度，而技术本身会很快淹没中西之争里的大问题。最后，无论以何种名称命名，也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理论还是现实，今天我们对于中国自己的学问和他者学问的理解和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最需要的态度是踏踏实实地做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谈立场、态度都是危险的做法，不是学问。
高峰枫教授也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认可“学术没有国家队”的说法，另一方面却也认同学术应有自己的关怀，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他建议根据学科做出区分，对例如历史考据类的研究，“学术没有国家队”更能成立，而对于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则不能完全没有一定的关怀。不过，他建议年轻学生们先从更纯粹、负担更轻的个人情怀出发进入西学，深入之后再看是否能与现实产生关联。若能在纯粹求知的层面上把学术做好，同样是了不起的成就。西学概念应该少些苦大仇深的味道，接触西学应少点包袱。
高峰枫教授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们又就“中国的西方”和“西方的西方”的差异、认识西方的心态变迁等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本次专题研讨会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本文根据会议录音稿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撰稿：谭振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