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1日上午9:3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第三场在静园二院208室如期举行。研讨会以“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为主题，台湾中央研究院黄进兴副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为主要发言人，他们的精彩演讲引发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召集的、分别来自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各位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黄进兴院士首先发言，他先以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为例，介绍了存在于史语所中的“学术传统”。史语所自1928年成立以来，迅速成长为当时北方历史学的重镇，这与具有强烈个人风格与魅力的傅斯年的领导密切相关。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而兰克学派的研究方法，也成了史语所安身立命之本。当然仅仅将之概括以“史料学的方法”，未免有失偏颇，不但误解了史语所，也误解了傅斯年，但对实证材料的重视是史语所自成立至今一直延续的一种传统。史语所在1970年代以后引进来自各地的研究人才，虽然他们的学说观点、研究方法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所有人都无法逃脱大家对基本材料的重视。因此，史语所虽然与最初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中的变化（change within tradition）。

随后，黄先生又以他所治的思想史领域内的发展为例，谈到了“范式转移”。实际上，范式转移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范式有一个很核心的特征，“不可通约性”（incommen surability），即范式和范式之间不能互补。似乎范式变迁常常被认为是超出学术传统的，这一点可能值得商榷。以思想史的发展为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有两个最关键的人，余英时先生和林毓生先生。林先生的“分析式思想史”影响很大，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internal approach）更具声名。后来的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即使意识上有所出入，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余先生的理路。因此，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是有所改变的。但变化的速度和繁复程度，仍然不及西方。西方思想至少有六次转变，华文世界有的跟上了，有的没有跟上。跟上不一定好，新的也不一定好，因为方法或者方法论都有自己的语境，西方的不一定契合华文世界的议题。

以前的研究中范式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补充传统中做思想史的不足，或者是没有看到的东西，直到后现代以后，这个态度就完全变了。它认为你做的根本不是思想史，甚至根本不是历史。他们说“西方的史学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学”，本来学术传统和学术范式的变迁是可分可合的，但后现代以后，就变成截然对立的了。

荣新江教授紧接着回顾了北大与史语所的一段渊源：解放前的北大和史语所，在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后来邓广铭先生建立古代史研究中心，基本上仿照史语所的理念，一个院落的老师、学生、书籍都在一起，有很多交流，这其实也是傅斯年先生从欧洲的学院制学来的。但是学术传统很容易出现中断的情况。比如北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很多传统就发生了变化。史语所可能一直延续着傅斯年的传统，但也经历了一些机构的变迁（如语言学研究所的独立）。他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领域，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也经历了学术传统的变革。

荣教授认为，还是应当坚持过去史语所重视史料的传统，从史料出发，去归纳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理论。随后荣教授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的可能性，有很多史料是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去处理的。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关于学术传统、研究范式和两个学科关系等一系列议题。

应星教授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其实差别很大，反映在研究方法、学科气质等各方面。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正处在建立范式、建立传统的时候，旧有的传统例如费孝通、潘光旦、瞿同祖等各位先生的理念和观点在当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当前对社会学的一般印象，是定量研究和各种技术化的方法。但其实在古典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和历史学有紧密的联系，当前社会学界应该努力的，是重新呈现社会学应有的历史厚度，但真正的交叉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王天夫教授则指出，社会学所普遍采用的技术方法虽然对研究个体和行为很有用，但对解释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变迁来说就非常软弱无力。回归历史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冯仕政教授也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希望达到“科学”的程度，精细的历史学可以帮助社会学看到复杂的现实状况，令社会学家们真正去思考理论和模型的优点和局限。社会学和历史学在精神上“神交已久”，但在组织形态上如何合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赵世瑜教授指出在更长的时段中历史学研究从经学传统到当代传统的转变，同时也指出，虽然历史学并非十分强调范式的创新和转移，但也在不经意间经历了这个过程。他还以费孝通和吴晗的合作（《皇权与绅权》）作为两个学科合作的范例。侯旭东教授紧接着赵教授的发言，谈到两门学科的合作可能性应当注意建构上的设置，因为《皇权与绅权》本身就是费、吴二位先生合开课程的产物。同时他也认为社会学的视角对历史学研究很有助益，即使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段中，历史学家也可以和社会学家有一些共享的话题。罗新教授具体说明了历史学研究中的范式转变：“史学就是史料学”确立了现代历史学的地位；当前的“史料学就是史学”则扩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刘后滨教授分析了范式转移的机制：科普的作用和代际的差异都有可能是范式转换的原因。

最后，召集人周飞舟教授做总结发言：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实证的学说，是可以相互补益的，但可能与学科内的理论传统有关，两者又有明显的分野。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一个事件、一个现象的理解，只从结构的视角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特有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对个人行动有极强的塑造作用，因此真正的去理解，必须回到历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