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上午，“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主题研讨在静园四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的第二场主题研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受邀作为主题研讨的主讲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研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程苏东参与研讨，并与陈来、陈平原两位主讲人展开交流。
陆扬老师首先简单说明了组织这场主题研讨的缘由。一方面是庆祝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借此机会组织一场有深度、开放性的座谈会；另一方面，邀请不同学科的人文社科代表性学者来一起讨论有深度的课题，能够为文研院今后的发展，以及各学科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些指导。
主讲人陈来教授首先强调了一个论点——人文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写的王国维碑铭中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种大学的学术精神，而非社会的、政治的或是其他方面的追求。在这里，独立自由是相对于“俗谛”而言的。“俗谛”这两个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常用，指世俗的、既有的一种成见，这在陈寅恪看来是妨碍对真理的探求的。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代就为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今日依然是北大推崇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更广义地看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也应承认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之一。
陈来教授说，一般大众对人文学的认识，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市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正是当代人文主义精神着力反对的。当下中国大学人文学问题的根源，是技术理性与官僚系统的双重宰制。目前的大学文科评价体系高度量化，研究成果空洞化，研究成果不论学科一律推崇以英文发表，这些管理措施严重阻碍了人文学科有质量的发展，构成了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障碍。这种数量指标的评价体系，就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宰制。在技术理性思维的宰制下，出现了只崇尚发展技术分析，忽视思想，缺少文化意识，没有人文精神，脱离中华文化的人文传统的学术倾向。
随后，陈来教授从康德哲学的自由观谈到儒学的自由观，提出儒学始终追求对道德自由的深化，例如陆象山所讲的“自作主宰”。儒学所肯定的这个境界，毫无疑问也是摆脱感性因果性的自由境界。今天发扬人文精神，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人文道德传统，这是社会转型期伦理重建的根本。
最后，陈来教授做了简单的小结。陈来教授的核心命题是，人文精神就是“独立自由的精神”，而作为学术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既定成见的自由；作为教育方向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技术理性的自由；作为道德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感性世界必然的自由。
陈平原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首先，陈平原教授谈了“学在民间”的问题。1906年，当科举制度废除的时候，当初批判科举制度的章太炎怀疑，中国的学术“自上建之则日衰，自下倡之则益善”。这使得章太炎一辈子坚持私学传统，拒绝参加这些官办的教学机构，坚持一辈子的个人讲学，直到1934年。再到后来，独立讲学作为一种制度基本上无法坚持，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可能值得我们追怀。
陈平原教授说，晚清东西方文化碰撞及学制转型过程中，最初引进学校是为了抛弃科举，但我们抛弃科举的时候，连书院也抛弃了，而书院基本上以私立为主。私人讲学从孔孟时期一直走到了晚清；而书院自戊戌变法之后，一直走下坡路。胡适在当时为北大、清华的学校设计中会特别强调，将传统中国书院以及西洋研究所相结合。再到后来，更直接地走出现代大学的窠臼、努力延续传统的,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他们做了若干尝试，但都失败了。总之，晚清以后我们很好地借鉴了西洋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基本丢弃了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在某些人、某些枝节上有所保留，但整体上已经不再可能了。
陈平原教授特别提到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表面上，二者的章程不太一样，北京大学强调德国、美国的制度，清华强调传统中国的书院精神。但背后的理路是一样的，原因是北大是从国子监走出来的，希望更多与西洋接轨；而清华当时遭受最多的批评就是所谓“美国留学预备学校”，所以希望与传统的接轨。两个学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都希望把西洋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结合起来。
随后，陈平原教授谈论了人文学在最近三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近三十年来，第一个十年，80年代是人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处于恢复性增长的阶段；第二个十年，90年代，社会科学迅速兴起，人文科学内外交困，因为政治突变、经济大潮，人文学进入了最低潮，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甚至不足出租车司机的八分之一；第三个十年，社会科学占压倒性的优势，但人文学日渐边缘化。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注重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这是陈平原教授1993年的论述。2007年，陈平原教授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又说，1993到2007这15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一番积极的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但是原先强调的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逐渐变得日渐平淡、僵硬、了无趣味”，这是陈平原教授感到可惜的地方。陈平原教授说，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这本是社会科学的思路，可是人文学今天也得走这条路了。这对于人文学来说，压抑了个人化的思考和表达。陈平原教授还特别指出，现在大学中流行的“智库”方法，很容易把人文学的根底掏空。
陈平原教授说，所谓“学在民间”，如今只是一种精神和理念，而制度的建设非常困难。当今中国的私学根基不稳，虚体难以为继。一开始所说的“学在民间”，更多是一种精神和理想，而今天的中国并不具备支持私学的强大传统。陈平原教授近年来特别关注私立大学，今天全国大概有700多所。私立大学数量虽多，但缺乏制度性的支持：虽然政府允许办，但银行不许贷款，政府不给拨款，因而只能靠学费支持。陈平原教授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包括我们这些小喽啰，我们是特别希望办私立大学的”；但这又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最后，陈平原教授说，“挣扎、徘徊、游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这是他的“自我定位”。
主持人陆扬对两位发言人的发言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后，参与座谈的几位嘉宾就主讲人的发言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经济学院的张亚光老师从观察各个院系楼堂馆所规模的角度，来证明之前所说的“近20年来社会科学占压倒性优势”，又说明自己研究的方向是经济思想史，属于“显学”中相对边缘化的学科。张亚光老师说，各位在场嘉宾都属于不同门类的人文学科，而自己作为一个“伪社科”的代表，来到此次座谈会感觉是一种“解脱”。
历史学系的王奇生教授认为，这些年来，对许多民国学者有些神话化的趋势。此外，对于一些重要时间节点的问题，王奇生教授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919年的“三二”——共产国际成立；相对的，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点的转折意义都不是非常重要。
中文系的王风教授认为，对现代社会的中国来说，五四路线是一个刚性的思路、选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另一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问题。这些文化感情冲突问题，主要来源于对传统缺失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历史资源的有效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审美的放荡。而对于刚刚揭牌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王风教授希望文研院能够成为一个平台，一个不同学科学者之间沟通的平台，实现学科之间的汇通。
社科院历史所的孟彦弘研究员认为，国家力量过于强大，并不是什么好事。孟彦弘研究员认为，教育部应当增加为对私立学校提供的资源，减少私立学校的种种限制，使今天的私立学校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中文系青年学者程苏东老师提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由盛而衰的经历，又提到汉武帝时期不满只能做一个本分的“显学”知识人的东方朔。程苏东说，现实之中，国家已经有权力掌控各种事物，我们在一所国立大学又重新提起“人文精神”，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认为，有一个观点在论学方面特别重要——“争鸣”。空洞的独立自由没有意义，独立自由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独立自由。对建制的问题而言，其实从读书、真理的角度来讲，没有哪个建制是能够积极推进探索真理的。所谓“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精神，正是现在治学、思想的真理。
陈平原教授总结说，我们每个人的学科背景，决定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方法是可贵的，经济、历史、中文、哲学都有各自的偏见、各自的立场。而所谓跨学科，是在自己学科的立场上，理解其他学科产生自己思考的过程。而现在有些研究跨学科领域的人，是靠打倒别人来证明自己，陈平原教授表示，对这些人，他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最后，在现场旁听师生热烈的掌声之后，主持人陆扬再次感谢了主讲人、各位嘉宾和各位旁听者的到来。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