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文论坛
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于7月12、13号在北京举办，12日下午论坛的主题分别为“民间社会与宗教建筑”、“墓葬与建筑”。论坛由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主持。韩茂莉、张剑葳、刘未、彭明浩四位学者分别发言，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古典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是古典中国的产物和古典中国的文化载体、审美对象及标志象征。为沟通相关学科领域，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野考察中国古典建筑与古典中国，发现其文化联系，论证其演变机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发起本次“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学术论坛。论坛分为八个主题，以“导论+自由讨论”的形式展开，希望汇聚多学科的学者，科学解读建筑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创新研究范式，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融共见。
本次“古典中国与中国古典建筑”学术论坛纪要将分四期发出，主题分别为“中国美学与中国建筑”、“中国美术与中国建筑”。敬请期待后续的精彩报告。
主题 3 | 民间社会与宗教建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韩茂莉
演讲主题：古代的四合院与当代的四合院
房屋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建筑除了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需要之外，也逐渐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生存需要与审美意识，也有着不同的择居方式。
建筑学把四合院定义为一组四周封闭，沿中轴线对称的建筑。结合这个定义，我们来看四合院的历史。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主要采取穴居，根据地形与自然条件不同，有袋穴、坑穴以及半穴居几种形式。至新石器晚期虽然已有简单的木架建筑，但穴居仍是当时最多的居住形式。温暖潮湿的南方，盛行干栏式民居，为了适应当地气候，这类民居一般采取下部架空的建筑结构，主要建筑材料除木、砖、石外，还利用竹子、芦苇等，有墙体薄、窗户多、利于通风透气的特点。大概是在西周初期，人们基本摆脱洞穴生活，主要以木构架屋宇建筑为民居，考古遗址已经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四合院。汉代的明器与画像石中所反映的具有四合院特点的民居非常多，其中有的是以坞壁形式出现，有的则形成多重院落，许多画作中也有四合院的民居形象。除民居外，四合院还用于宫殿、官衙、佛寺、道观。
北京四合院布局与后天八卦卦象对应图
以四合院作为民居，在中国不但有久远的历史，而且也有广泛的地域分布。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不但有着千差万别的环境特征，也有着形式各异的民俗风情。受这些因素影响，四合院的庭院布局在南北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如山西的四合院民居、云南的一颗印式四合院、江南的四合院天井，陕北的窑洞以及下沉式四合院。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四合院住宅的院落形状与空间大小也不大一样。北京四合院的院落基本呈方形，其南北向与东西向的长宽比约为1:1。与北京四合院院落长宽比不同，山西约为2:1，陕北约为3:1。
因为地域内流传后天八卦信仰，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位于院落东南。除此之外，四合院院门还带有显著的等级色彩。例如《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明确规定：“亲王府基高十尺，正门广五间，启门三，均红青油饰，每门金钉六十有三。郡王府、世子府基高八尺。正门金钉减亲王七分之二。贝勒府基高六尺，正门三间，启门一，门柱红青油饰。贝子府基高二尺，启门一。公侯以下官民房屋，台阶高一尺，柱用素油，门用黑饰。”在这些规定下建造的四合院，使人站在院门外便可以感受到院落主人的身份地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张剑葳
演讲主题：民间建筑与宗教建筑：三个层面的思考
关于民间建筑与宗教建筑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层面是神，也就是宗教建筑的功能，建筑可以作为民间社会的纪念碑、指示牌。以龙王庙为例，我们观察北京地区现存龙王庙的分布图，可以发现延庆地区的龙王庙分布非常密集。结合北京地区地理条件、自然灾害的情况来看，北京市属华北地区，位于山前冲积平原，永定河与白河两河之间。在历史时期，永定河下游河道不停变化，对平原上的居民始终是一个威胁。华北平原与北方山地高原之间的地区是南北陆路交通线的天然焦点，燕山以南地区降雨丰富，以北的大片地区则由于水热条件限制，降水减弱。而延庆地区的旱灾是最严重的，所以龙王庙在这个地区非常密集。除了祈雨祀神，有些龙王庙还承担着举办丧礼和管理水利设施的功能。朝廷也会通过在地方设立御制龙王庙的方式，彰显其在地方的统治，使其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更具有利地位。
第二个层面是社，也就是与建筑有关的会首、信众、工匠等人的集合。以咸阳福昌寺砖芯铁壳的千佛塔为例，这座塔本身就是历史信息的承载者，其上记载的关于发起人、出资人、工匠的详细信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通过分析千佛塔第四到九层上记载的每一位出资人的信息，可以发现他们主要分布在大约十公里的范围内，这与韩茂莉老师“十里八村”的研究不谋而合。工匠中的栗氏家族拥有六百年的工艺传承历史。除栗氏家族外，还有来自同样具有悠久铸造历史的泾阳县的工匠。这种外地工匠和本地工匠的合作使塔具有了更丰富的形制特点。
咸阳铁塔出资人所在地分布图
第三个层面是空间，包括人的空间与神的空间（神域）。例如，润城镇内有一坊名为铸佛坊，是冶铁工业发达的区域，栗氏家族就居住在这一坊内。而这若干不同坊，除了是居住区域的划分，也负责管理着不同神祇的祭祀，是为神域。
将这三个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发现润城镇中心的东岳庙不只是一个信仰中心，还与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有关。神、社与空间这三个层面的思考和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不仅看到物质，而且能得到关于人和社会历史更多的信息。
讨论
陈薇：两位老师都十分注重调研，再结合文献，所做的研究关注到了人的层面，十分值得提倡。
徐怡涛：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因为现存历史资料的局限，可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研究一个对象，这样很容易出现错误，多维度的研究可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在我们的研究中，从整体到局部进行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能从局部到整体，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危险并且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增加研究角度可以使结论变得更加丰满，古建筑研究与历史地理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很有意义。
韩茂莉：张老师刚刚提到，山西的工匠将山西特有的斗栱带到了咸阳，这实际上是古代建筑技术在空间中传播的过程，已经从单纯的建筑考古达到了地理学研究的层面。
张剑葳：地理学是关注空间的学科，建筑学是创造和利用空间的学科。两者之间发生联系是非常吸引人的。我目前关注的时代比较晚，史料比较丰富，更容易找到明确的线索，这些线索有一天可能会汇聚形成网络，通过研究将之前没有的信息引出来。
主题 4 | 墓葬与建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刘未
演讲主题：宋墓三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未老师选取了宋墓研究中三个与建筑相关的话题，分别为昭穆贯鱼、地宫石藏、山门阙角，涵盖了墓葬布局、地宫建筑、地面建筑三个层面，现简要记述如下：
一、昭穆贯鱼：昭穆贯鱼结合五音姓利的丧葬观念是宋元时期的主流观念。此研究进入学术视野始于宿白先生1957年刊布的《白沙宋墓》，书中将《重校正地理新书》中关于五音姓利、昭穆贯鱼的记载与白沙宋墓三座陵墓的布局加以比对，发现基本吻合。此后郭湖生先生提出，就北宋皇陵而言，昭穆贯鱼、五音姓利的布局方法应指同一兆域而言，不同兆域之间似不严格遵从此法。80年代冯继仁先生亦对此问题进行了阐释，但其观点值得商榷。如今可以对北宋皇陵的排布做出新的解释，即北宋皇陵每一帝陵连同地上建筑为一墓园，按照西偏北布置昭穆，按北偏西布置贯鱼，而每一个帝陵都在前一个帝陵的西偏北一点，每一个皇后陵都在前一个皇帝陵的北偏西一点，而同一皇帝的多个皇后也按照西偏北的方式布局。
二、地宫石藏。关于南宋陵墓中常见的石藏制度之起源，学界始终说法不一。欲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北宋皇陵的制度入手。此前河南安阳发掘的韩琦墓室出现了类似于南宋石藏的，压于穹隆砖砌墓室之下的石室，十分特殊。究其原因，从文献记载，北宋早期皇陵墓室以木结构承重，稳固性差，之后皇陵建造方式开始变革，历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至慈圣光献皇后陵，正式确立了石藏制度。韩琦墓之营造稍早于慈圣光献皇后陵，因韩琦与皇室的密切关系，皇室亲自派人督造韩琦墓室，故其石藏或许具有为皇陵修建石藏的试验性质，而其墓室大量用石，也显示了其地位之高。此后自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北宋皇室陵墓使用石藏也正式确立。故南宋流行的石藏制度，应与北宋中后期的北方皇陵制度存在深厚渊源，而出于节省、临时等原因，南宋皇陵省略石藏之上的穹隆砖室，终成南宋石藏这一特殊的皇陵建筑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未副教授
讲述对宋墓的研究成果
三、山门阙角。两宋皇陵实际存在大量地上建筑，如门阙、献殿等等，但因地面建筑破坏严重，始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唐代起，高级品官墓园便开始修建山门阙角，至北宋吕夷简墓，再至南宋郑刚中墓，都有山门阙角的文献与实物材料可资参考，南宋继承北宋的脉络依旧明显。最近在浙江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发现的地面双出阙遗迹，是对山门阙角形象的很好说明，同墓出土的大量陶质建筑构件也是珍贵的实物材料，经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老师团队的研究，可以复原出兰若寺宋墓遗址阙楼的大致情况，即由石基、砖台、陶质仿木建筑构成，堪称山门阙角在我国南方地区保存最好的实例，随着整理工作的持续深入，更多类型的建筑构件逐渐清晰，为进一步的复原研究创造了条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刘未老师最后谈到，通过近年的研究可以感受到，传统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如墓葬研究，需要具有多学科，如建筑学背景的团队的参与，如此才会使更多的材料得以深入阐释、整合与研究，对各学科都将产生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彭明浩
演讲主题：建筑考古视野下仿木构墓研究的几个角度
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建筑考古视野下对仿木构墓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形制年代、比较研究、装饰装修、营建工程、空间意向。
首先是形制年代，这是考古研究的基本步骤，不涉及其所仿对象的讨论，单纯将仿木构形制进行分期断代。现以俞莉娜博士的宋金时期仿木构墓葬研究为例作一说明：她以河南中北部及山西南部作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该区域宋金墓葬仿木构形制的提炼、排比，进行了年代学研究，并重新思考了一些无纪年仿木构墓葬的断代。可以看出，她的断代研究成果，有的与原报告相符，有的则存在较大差异。她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考古工作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山西西南部宋金仿木构与木构昂型对比
二是比较研究，既然是仿木构，就需要考虑到其与所仿对象，也就是地面木构的关系；除此之外，地上还有一类仿木构的砖塔，它们与地下仿木构墓葬的关系，也需要进行比较研究。除对“同”的分析外，比较研究还需要“求同存异”，关注仿木构在模仿过程中的简化与异化问题。
三是装饰装修，主要包括仿木构上的建筑彩画，及其表现的门窗、家具、藻井等。这些虽不是建筑的主体结构框架，却是建筑内外不可缺少的元素，甚至一个时代建筑立面和内部的风貌其实更多地与它们相关。而且在现存建筑中，很少能有早期的装饰装修保存下来，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填补建筑史研究的空白。以李若水博士对墓葬中建筑彩画的研究为例，可以说明其展开的维度。
第四个角度是营建工程，即考虑当时的墓葬是如何修建的。砖室墓以砖为基本材料，一座墓一般使用同一规格的条砖，且这些条砖的规格在一个时代也很统一，由此墓室空间规格实际上是被控制住了。这也是导致我们所看到一般的八边形、六边形墓葬直径约在2-3米，形成不大不小、刚好够人进入的空间尺度的原因。此外，壁面上的仿木构也受这些墓砖规格的约束。
最后一部分是空间意向，也就是为什么做仿木构、做这个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是建筑史和美术史比较喜欢探讨的角度，对于墓葬中的仿木构，比较吸引人的看法是区分建筑的里外，以仿木构表达建筑外檐，在墓葬中形成“院落”的空间。但是对仿木构墓意向的考察，首先需放在墓室空间历史演进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墓内仿木建筑结构是由壁面建筑形象演化而来，在表现手法逐渐复杂化后，它就必然要做得立体，才产生了所谓的建筑“内外”之分。墓内建筑意向与这类空间意向可能是类似的，它表达的是墓室外的观感，但只能表现于室内壁面，墓室壁面内容没有内外之分，它与墓室空间是一体的，共同表达一个实体化的理想建筑。同时这种空间观又是模糊的、笼统的、强调空间体验的，没有明确内外分别的看法。
建筑考古视角不应该只是关心有建筑元素的考古材料，还需要对其相关考古背景有全局的了解，这可能是建筑考古的内涵之一。
讨论与提问
唐克扬：两位老师的话题都很有趣，彭老师提出的关于墓葬壁画中建筑“内”“外”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墓主”在墓中的存在。基于这种存在，建造墓葬的人们是如何表达此世与彼世，肉身和灵魂的不同，乃至营造出永恒的空间，又服务于有限时间内发生的墓仪？
问：有没有可能匠人先在墓室中有所创造，再用到地上建筑中去？有没有地下影响地上的可能？
彭明浩：地上与地下除了仿造与被仿造的关系，还存在有一定的反作用，实例中也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
问：关于寺域、田产变化等社会史相关的问题，究竟对于建筑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耿昀，天津大学博士、《文物》月刊编辑）
张剑葳：首先，您说的这些，对于古代寺院来说，属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基本信息，不论后续做研究还是遗产保护，都应该先予厘清。其次，我们说的建筑物质实体的建造，实际上只是寺院建设这一整体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甚至是占比很小的一个阶段。在此之前，社会相关方面在策划、募捐、设计、运作等环节都有很多投入，我们看看今天的工程就知道了，比如出资方或地方领导对设计的干预，有时候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建筑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个社会行为，那我们研究建筑史，就需要研究社会史。这是我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