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7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书志与书史”系列论坛之“逃离迷宫之线——古籍印本校读方法浅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论坛由上海图书馆郭立暄研究馆员引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刘玉才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姚伯岳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张丽娟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文研院访问学者李霖副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天然老师等参与讨论。
上海图书馆郭立暄研究馆员
郭立暄先生的报告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前辈学者及现当代学者在古籍整理研究中对印本使用的实际状况，二是对于目前古籍印本校读方法改进的建议。
关于第一部分，他举例说，前辈学者学问深湛，在考释方面用力甚勤，但在古籍印本的使用中，仍存在着三种不足：第一种倾向是脱离原印本的考察，直接利用清人的校勘成果，在转录过程中又因误解而产生错误。第二种倾向是使用原印本作为工作底本，但操作手段不规范，用翻本替代原本而不加说明，造成校勘结果与事实不符。第三种倾向是虽使用原印本作为工作底本，但没有从印本形式观察入手，直接对文本渐变作推理，结果将文本流变的前后次序弄颠倒了。郭先生认为，从版本学研究者的职业角度出发，在物理观察和文本主观推理出现矛盾的时候，物理观察应当更值得相信。
接下来，郭先生举例说明当代文献学者在进行文献研究时，会因为对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现结论的错误或者推理过程的似是而非。
第一个例子是《后村居士集》五十卷。传世宋本卷一《宿庄家二首》，原为《北来人二首》。有学者认为《宿庄家二首》系涉元朝政治忌讳而改，所以该本应为元刻本，而非传统认为的宋本。郭先生指出，仔细观察该本数行，可以看出明显的挖版改刻痕迹，并非最初刻成的面貌。明白了这一点，便可得出与上述推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宿庄家二首》文字的出现，不但不能证明该本为元刻本，反而说明极可能是宋本，易代以后才由于忌讳而挖版。
第二个例子是清来集之《倘湖樵书》。原刻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其中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毛奇龄序，邓长风据以断定来集之当年仍然在世。而毛奇龄为来氏所作《墓碑铭》记有“越八年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君始卒”，《萧山来氏宗谱》也说来集之卒于1682年。对于这类记载，邓氏认为其必出于“后来误记”。实则《倘湖樵书》有原刻初印本，毛奇龄序末署“康熙十七年四月”，后印本毛序末署改为“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如果说毛序是在康熙十七年作的，则与文献记载来集之卒于1682年没有冲突。看来是原刻后印本毛序出现的任意改动，误导了邓先生的判断。这些都是由于学者对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现结论错误的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一部罕见的旧刻——《音训句解古今文鉴》续集十卷（甲）。有学者为判定其刊刻年代，援引另一部被标为“元建阳书林詹氏刻本”的《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前集二卷（乙），并依据二者同为何如愚编刻、编纂体例及版刻风格极似，来证明（甲）为元刻本。这一推理过程看似合理且形式上符合学术规范，但其实丝毫经不起版本鉴定的专业推敲：从字体上判断，（甲）是开门见山的元刻本，（乙）明显是明前期翻刻本，上述推理过程其实是用一个被误鉴的假货（乙）来证明真品（甲）为真。这是由于学者对印本理解不全面而出现推理过程似是而非的例子。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前贤与现当代学者在印本使用方面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目前大学里古典文献专业已有的文献学、版本学在培养内容与训练方法上仍然存在局部盲点。而单纯依靠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整理，又远远不够。希望这些专业能加强这方面的课程设置，加强对于印本观察方面的训练，从而提高鉴别的敏感度。
关于第二部分，郭先生提倡在弄清印本刻、印两方面各自差异的基础上，将初印后印与原刻翻刻结合起来考察，进一步理清文本源流。比如《南史》卷四《九锡文》，元大德刻九路本作“乃者袁邓构祸”，递修后印本改为“袁刘”，明洪武翻本仍作“袁邓”。明末毛氏本从元大德刻后印本出，作“袁刘”。清人王鸣盛读的是毛氏本，专门考证“袁刘”为袁标、刘延熙，还将这一结论收入《十七史商榷》。直至张元济依据元刻初印本，才对王说提出质疑，认为在此段文字所反映的“义嘉之乱”中，袁顗、邓琬为首犯与谋主，而袁标、刘延熙不过是“后来响应之辈”，故当以“袁邓”为是。依据印本的源流，可知张元济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字之差，不仅如张氏指出的弄错了史实，而且可能使学者的研究走向发生偏移。袁顗为士族高门，邓琬是豫章寒门，按之前的政治架构，他们本不该在一起，但他们的合作主导叛乱，反映出南朝的政权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读为“袁刘”，就不会导向这样的解读。
接着，郭先生回应了读者针对这一改进倡议的两个质疑。
一是有读者认为将刻与印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似乎没有什么难度。郭先生提出，能想到将两个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不容易，况且有一些看似简单的工作方法，对整个行业的研究思路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比如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把相同地区人物传记放在一起排比，这一方法给人感觉并不复杂，但对当时中国整个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唐长孺、周一良先生使用这一方法，取得了过去研究不曾取得的效果。将刻与印结合起来考察是黄丕烈、顾广圻等学者在清代中期使用过的方法，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这种方法一直在版本研究中处于比较支流的地位。现在条件具备了，广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会对目前的版本研究起到类似的作用。
二是有读者认为研究文献原本就要求要备列众本，何必再单独提出将刻与印结合考察。郭先生提出，这种方法与我国传统采用的方法至少有三点不同：一是思考角度不同，这种方法纠正了我们过去对于“刻本”与“印本”区别的概念混淆，利用雕版印刷的特殊规律，为考察文本源流提供了着力点；二是预定方向不同，这种方法超越了过去择善而从、定其是非的目标，进而追求尽可能恢复文本演变的全貌，在此基础上再来判断文本的优劣；三是工作效率不同，这种方法改变了过去平均用力、通校为主、漫无准的的毛病，主要针对印本之间的异文进行校勘，如杜预所说“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可以大大节省校勘者的时间，使之从数量可观的版本中迅速理出线索。
郭先生最后总结，这种方法好比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手握的线，通过它可以指引忒修斯逃离迷宫。而从某种程度上，文献学者面临的正是与忒修斯相似的处境，也需要阿里阿德涅之线的帮助。他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阅读条件的不断改观，再辅以大学文献学课程的加强训练，图书馆以外的学者一定会逐渐破除对古书版本鉴定的神秘感与疏离感，将中国的版本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境地。
姚伯岳教授指出，过去的藏书家有条件进行版本的研究，而图书馆面对的是海量图书，对一部书挖不到那么深。这就需要读者依据异文特征、物理形态，努力把一部书及其所谓“复本”研究透，理清其版本源流，再将这些研究信息通过图书馆为其他读者提供服务。版本的源流需要理得非常清楚，而过去对版本的处理是不科学的，希望年轻学者能够大有作为。
傅刚教授对版本解决学术问题十分感兴趣。他指出，北大将文学、文献、语言三大领域分开可能是有问题的。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很多认识不到文献的重要性。文献不同于材料，里面还有版本、异文等校勘的问题，而现在部分学者的认识有局限性。即使不做版本研究，也需要具备一点版本、刊刻的常识（比如初印和后印怎么判断），来帮助大家在研究中处理问题。
刘玉才教授对图书馆员的工作表示钦佩，并指出实物不在面前还是存在一定的不方便。过去的版本研究，多根据附属信息梳理版本源流，易受前人误导，比较平面。而根据实物去发现物理特征，比较准确，具有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对版本类型的归类要更加的准确。现在一些古籍整理的出版问题，往往在版本的鉴定上，把覆刻本当原刻本影印的事情很多。选错了底本和校本，影响非常之大——而出版之后很少有人继续去做这个工作。当然，古典文献学研究和图书馆研究在理念上还存有一些差别，二者实际上存在学术上的分工问题。研究依赖于图书馆的著录信息，而图书馆的最大目标是提供准确、完整的版本信息，让使用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个文献。图书馆员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马楠认为郭先生的报告提示了文本研究的两种方法：一是从文字内容出发，对差异情况进行主观推理；二是从物理观察入手，进行客观考察。二者互有短长，大家都会忽视一些东西，也会更重视另一些方面——二者其实可以互补。郭先生的专著中提示了很多话头，很多可以特别做的内容，比如南宋、元、明三代的初年都大量翻刻前代书籍，就是值得集中讨论的一组现象。另一方面，郭先生的专著结合实例，并借西方学者的提法（“校勘整理与其说是要复制某个特定的过去的文本，不如说是要用一个文本为读者重新构建作品的全部历史”），对当前的古籍校勘提出要求，对现在的出版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李霖认为版本鉴定是十分重要的。有些重要的版本问题，在校勘过程中常常被忽略，似乎成为古籍整理中的成例，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补刻者带来的很多变化非常荒谬，应当做一个精细的研究。
王天然认为，郭立暄先生提出的方法，是对古籍刻印关系的重新理解，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希望这些方法能在古籍整理中得到充分运用。同时，近现代的古籍整理本、影印本，也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结合一些版本学的知识进行考察。
张丽娟老师指出，一个好的版本学研究应当像傅增湘先生那样内外兼修。高校的古籍整理方面，在外在的认识可能还存在一点不足。版本学目前还处于一个前科学的阶段，深入思考的、规律性的总结还没有被归纳出来。郭先生的专著其实就是在做这样一些理论总结的、方法论的工作。姚伯岳老师补充道：图书馆的版本鉴定是外，校勘是内，也就是“逃离迷宫之线”。利用校勘这种方法，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能使版本鉴定深入一大步。图书馆编目员应该适当采用校勘的方法来鉴定版本——这会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