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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马楠: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志》综理

发布时间:2021-11-13

2021年6月20日下午,“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九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志》综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马楠老师主讲,与谈人包括中国历史研究院王天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成晴、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老师。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史睿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马楠老师概述了《读书附志》的基本情况。《附志》是袁本《郡斋读书志》的组成部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卷本约在绍兴二十一年完成,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交付给杜鹏举,后刊成于蜀中;修订本即姚应绩二十卷本的主体内容在绍兴三十二年也已基本定型。四卷本之后晁氏匆匆推出二十卷本的动因很有可能是井度的离世:四卷本基本体现的是井度赠书的面貌,而二十卷本加入了大量晁氏本人的藏书和晁氏家族的著述与刻本。约一个世纪后的淳祐九年,知袁州黎安朝重刻四卷本,并附赵希弁《读书附志》,据黎安朝跋文,《附志》成书与记录的下限在淳祐九年冬至。同年五月,知衢州游钧重刻二十卷本,即所谓衢本。次年,赵希弁得到衢本,摘其溢出四卷本及《附志》者,录成《读书后志》,并附袁衢二本考异,由黎安朝续刻于袁州,这四部分共同组成了所谓袁本。也就是说,袁本包括淳祐九年(《前志》四卷、《附志》一卷)、淳祐十年(《后志》二卷、二本考异)刊刻的两部分,《读书附志》属于前者,在内容上则独立于《郡斋读书志》之外,反映的是赵希弁个人的藏书情况。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马楠认为,《读书附志》此前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主要原因可能是难以建立参照对象。南宋四家藏书目录本就各具特点:《郡斋读书志》反映的是高宗时期四川地区图书流传、收聚的情况;尤袤《遂初堂书目》与《中兴馆阁书目》关系密切,多载秘书珍本;陈振孙未曾任职秘省,《直斋书录解题》虽然大量参考了《中兴目》,却可以视作两浙、福建、江西地区社会坊间图书生产、流传相对普遍的样本。至于《读书附志》,产生时段虽与《直斋》接近,但所载书籍却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赵希弁的学术视野、认识水平与陈振孙也有较大差距。以往的目录学研究过分集中于分类体系的讨论,也很难为《读书附志》的研究带来突破。马楠认为,对于特定的书目,只有对其著录的每种书籍展开具体分析,明确所指向的时空信息,在此基础上充分体会编纂者的实际学术能力,才能总结归纳该书目的基本特征。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马楠指出,《读书附志》多处记载说明赵希弁生父师冋、赵希弁本人与袁州长官存在密切交往,姻亲张耕任官、归所也去袁州不远。如赵师冋所序《太上感应篇》,史弥忞作跋称“余尝守袁,喜袁人之乐于趍善”,认为是赵师冋感化之功,史弥忞跋后又有“程公许、汤中继书之”,程公许淳祐三年至四年知袁州,汤中嘉熙元年为宜春县主簿,当时知州为刘克庄。姻亲张耕文集有赵师冋、程公许两序,张耕曾知醴陵县,终临江军别驾,皆去袁州不远。而赵希弁本人与閤皂山道士杨至质应有往来,閤皂山在临江军,同样与袁州相邻。


袁州治宜春,另辖万载、分宜、萍乡三县。《读书附志》所载方志,有嘉定十三年知州滕强恕所修《宜春志》,嘉熙初郭正已《续志》,又有万载县志《龙江志》、分宜县志《钤冈志》、萍乡县志《萍实志》及《续志》。宜春城南有孚惠庙、仰山,在范成大、刘克庄诗文中均有反映,庆元、嘉定年间,潘侃两次编纂相关诗文集,而赵希弁曾加以续编。这些迹象都指向一点,即赵希弁家以宗室疏属久已定居袁州。


马楠继而分析,赵希弁题衔为“漕贡进士”,与地方长官颇有交往,本人也参与了袁州地方文献的编纂工作,因此其社会地位和学术层次,恐非滕强恕、陈振孙等知州之比,而应归入潘侃这一层级。此前关于《读书附志》的讨论多认为赵希弁有许多书籍校勘、年谱补订、史籍增补的工作,体现出很强的学术能力。事实上,这些学术工作恰恰反映了赵希弁在图书编校流程中的位置。周必大、周纶父子在吉州组织的《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周益文忠公集》编纂,正是由多名乡贡进士、免解进士具体完成的校正、补辑、年谱整理工作。比附今天的学术项目,知州等官员可以说是组织者或资助来源,而漕贡进士、乡贡进士、免解进士则是实际的执行者。


明 仇英《观榜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振孙在嘉定末年知建昌军南城县,理宗宝庆三年前后为兴化军通判,而绍定元年赵师冋方为衡山令,二人约为同辈,赵希弁则晚陈振孙一辈,恐怕也是《附志》较《直斋》学术视野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陈振孙至晚于淳祐十年致仕,《附志》则于淳祐九年年末成书,二目所载书籍以宁宗、理宗时期刻本最为集中,也就是主要反映了嘉泰二年庆元党禁结束后半个世纪左右图书生产和流传的情况。这一时期道学及道学家著述语录大量刊行,在《附志》得到了尤为明显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思路,马楠老师进入对《读书附志》特点的讨论。首先,《附志》著录书籍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馆阁藏书、《直斋书录解题》所反映的全国性的、两浙路为中心的图书情况明显有别。《附志》所载袁州乡贤、历任官长的著述、刊本,虽有官长携至袁州、刊刻于袁州、编修于袁州等情况,与赵师冋、希弁父子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其书难以一一分别,但大量著录袁州相关书籍依然是《附志》的突出特点。袁州之外,《附志》中也忠实反映了江西、湖南地区的著述与刻本情况,毗邻袁州的临江军、吉州、湖南潭州,与临江军相邻的隆兴府、抚州尤其集中。


其次,《读书附志》多记近事,多载近时刊本著述,许多书籍与《附志》完成的时间即淳祐九年冬至已经非常接近。如程公许《沧洲先生尘缶编》刊刻于淳祐元年中秋;程公说《春秋分记》、李壁《雁湖先生诗集》皆程公许知袁州时所刻,在淳祐三年至四年;《东坡先生别集》《续别集》为淳祐四年吉州所刻;徐凤《北门集》、李方子《朱文公年谱》皆卢壮父刻于瑞州,在淳祐四年至六年;祝穆《事文类聚》成于淳祐六年腊月等等。《附志》著录中最晚的当是《朱子语类大全》“四录二类”之“饶后录”,此书蔡杭序末署淳祐九年中秋,而在同年冬至以前,此书已从饶州流传至袁州,并为《附志》收录了。


宋 佚名《太清观书图》(局部)


最后,马楠老师讨论了《读书附志》的功能。《读书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是补《宋史艺文志》之阙。《宋史艺文志》以《中兴国史艺文志》为蓝本,《中兴志》则以《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为基础。《中兴馆阁续书目》止于嘉定十三年,《中兴志》止于嘉定十七年,《宋史》著录部分理宗、度宗时著述刊本失载,《附志》与《直斋》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备这一缺失。当然二目也存在明显区别,嘉定十一年莆田郑寅知吉州,嘉定末年陈振孙宰南城,宝庆三年前后任兴化军通判、结识郑寅,是陈氏获取、著录江西书籍的两种重要途径,陈氏以为江西风水、形法、阴阳五行之学盛行,“往往人能道之”,也与南城麻姑山一带特殊地理环境相关。至于理宗时袁州及邻近州军书籍的记述,陈目当然不如《附志》详备。总之,《附志》应当视作特定时空背景中书籍史的一个截面,这才是该目的独特价值。


马楠老师在讲座中



与谈环节


史睿老师指出,马楠在研究南宋书目时,兼重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两种因素,陈目与赵目虽然时代接近,但却展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如果说《直斋书录解题》反映的是以两浙为中心、全国范围内的书籍生产、流传情况,那么《读书附志》则提供了以袁州为中心、涉及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局部地区的历史断面。对《附志》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南宋后期江西地区知识群体的分布与交往、知识生产、书籍刊刻等情况,还可以通过对比《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理解以临安作为中心,国家搜集各地书籍时书目著录系统信息吸收的标准。以方志为例,进入国家著录系统的多是重要州志,县志和偏远州志的记载较少。因而仅通过现今存世的方志理解南宋社会和文化分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通过《附志》等书目和方志中的人物、家族信息,从迁徙、交游、阶层升降等角度综合分析,可能会对地方社会文化史有更深切的了解


南宋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藏


李成晴老师认为,既往研究往往希望从书目中提炼作者的学术思想,而马楠老师采取了书籍史的方法,从特定时空的剖面步入现实,进行详细的解析。马楠将赵希弁《读书附志》作为宁宗、理宗时江西地区图书生产和流传的样本,指出了《附志》的特殊性。《附志》的著录中有专门的语录门类,能够反映南宋朱子学的兴盛。李成晴老师认为,赵希弁身份依然有讨论空间。赵希弁署衔“江西漕贡进士”之下有“秘书省校勘书籍”字样,在公的层面,校勘书籍的身份使其有意识地承续刘向、曾巩一脉叙录的史学眼光;在私的层面,作为私人藏书家,在对藏书进行整理著录时也有意识地加入家族元素,希望通过《附志》将家族的基本情况流传后世。在地理方面,赵希弁藏书具有袁州地方特色,也会在解题时着重提出乡邦文献的特点。基于家族意识,赵希弁在解题时也会将自己的多种著作信息加入解题中,俾附托以传名。在解题标准方面,赵希弁常引用朱熹的判断进行论证,体现出赵希弁主张的朱子学特点。总而言之,赵希弁会将自身几个方面的特点融汇入书目的提要中,我们可以基于此进行更多的探讨。


董岑仕老师认为,报告通过详细的例证描述出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视野和书籍收藏的大致轮廓,以地域特征和记述时段厘清了《附志》著录书籍的线索,但还有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空间。一方面,江西地区的概念较为宽泛,既可指今天的江西,也涵盖南宋时江南西路及江南东路南康军、饶州、信州等地,将江西地区作为讨论对象需要说明缘由、明确界定。其次,由于书籍和人、事、地均有关涉,相关讨论涵盖面向较广,一些刻本在目前的文献证据上存在缺环。譬如,即使论证若干人物有江西任官经历,也并不说明其论著一定与江西有关,需要区分主次,讨论哪些书籍有实在的文献证据可确认在江西刊刻,哪些书籍存在实物线索证明其确与江西地区的有关,可以根据时代先后再进行划分,细化地厘清关系、论清先后与始末。


王天然老师认为,报告聚焦于赵希弁《附志》,揭示了赵目的独特价值,这是马楠老师近年来唐宋官私目录系列研究的延续。从更广阔的学术史视角看,王重民、宿白先生已敏锐认识到南宋时期晁、尤、赵、陈四家书目在时间、空间上各具特征,今天的报告也是对前辈学者研究的一种接续与深入。此外,王老师还提示:第一,袁本《后志》二卷之末列出三十三种书,是姚应绩二十卷本与赵希弁《附志》共有的部分。第二,《附志》并非赵希弁家藏书的全貌,赵氏藏书有与杜鹏举四卷本重合部分。在聚焦赵目作为宁宗、理宗时期书籍生产样本的同时,与晁志重叠的部分,也应在思考范围之内。赵希弁《后志序》述及赵家三世所藏,这一时间线索可以继续挖掘。第三,刚才董老师也提到,在讨论江西地区书籍生产特点时,需要注意对江西本加以界定。


马楠老师与各位到场老师也就本场讲座相关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