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上午，“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22场“文本·形制·人物·阅读”石刻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远、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作主题报告。

王天然老师首先对此次工作坊的主旨及议程进行简要阐释与介绍，点明四位成员的研究聚焦于文本与形制、文物与人物、阅读与情境三对关系，旨在呈现石刻文献研究的多重可能性。

陈志远老师以“探寻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碑铭”为题作首场报告。他先说明了从材料出发的研究方法，由七种大型录文集的编纂切入，重点述评了侯旭东《400—580年纪年造像记目录》发明的科学排序方法，并介绍了《大型造像碑铭录文集对照目录》的编制思路。继之从佛教造像碑铭的材质着眼，梳理出金、石递变的过程，指出石刻佛像的兴起大概在5世纪初期，由关中地区向河北、山东等地渐次展开。此外，又讨论了义邑的起源问题，在介绍前人两种假说的基础上，考察造像记中出现“邑师”“邑子”“邑主”等的时间。去除存疑和伪作，义邑最早的用例见于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题记，推测该窟由于宫廷政治变故营造中辍，太和七年改由民间人士继续修造，发愿者在僧人邑师的带领下加以组织。6世纪初，龙门石窟古阳洞、河南北部集中出现邑子造像作例，义邑组织仍受到皇家营造工程的强烈影响，但河北地区出现几百人组成义邑的大型造像工程，这一突变过程的原因尚待研究。最后，陈志远老师还分享了对功德主观念、造像碑两种碑型、四面像碑的起源等相关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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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七年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与两侧供养人

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层南端

随后，于溯老师带来第二场报告“中古时期的石刻观看”，围绕石刻的展示和阅读展开讨论。于溯老师认为，强展示性是地表石刻的特点之一，其展示主要通过环境、形制、铭文三个要素实现。相同文字的碑放置空间不同、高度设计不同，传达的信息就会变化。中古时期有文字完全一样的双碑，有无字之碑，这都说明在石刻展示三要素中，文字不是最重要的。于溯老师进而通过若干案例，对展示三要素分别展开讨论。在环境要素视角下，同一小环境中的碑石有同地异文关系、同一大环境中的碑石有异地互文关系。碑石进入文集，因环境结成的互文关系就此解体，同一作者所制碑又形成了新的互文。在形制视角下，魏晋以后碑普遍比汉碑增高，使得观碑者越来越低卑，碑文越来越难看清，碑建立权力场域的作用超过了承担文字载体的作用，文和石的主次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最后的结果是唐代等级化碑石以石高而不是字数作为等级标准。在文字要素视角下，字的大小间距、铭刻的深浅，都透露了石刻的阅读预期。最后，于溯老师总结说，碑石形制，尤其是空间关系作为一种context，在录文或剪裱拓本中是无法保留的。因此，在文献学研究层面，原石也是无法被录文、拓本所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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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当利里社碑碑阴

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史睿老师通过还原《万岁通天帖》的生命史，细描出琅琊王氏的命运。向来学者主要关注此帖宋代以来的鉴藏与著录，而对早期流传史缺少研究；重视此帖的书法史意义，而对书法史以外的政治文化内涵则较少措意。有鉴于此，史睿老师主要追问了三个问题。其一，王方庆所藏王氏法书的来源及其进献与归还；其二，唐肃宗朝王氏家族被迫再次进献王氏法书的原因；其三，宋代本帖迷失的大部分内容的去向及其影响。此次重点讲解第一个问题，即作为传家宝的《万岁通天帖》之来源与形成。通过这些追问与分析，可见琅琊王氏家族的命运与此帖的形成关系甚密，并揭开了关键人物王褒在南北政权的际遇与王氏书迹的重聚，这一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历史过程。另外，又从此帖未入贞观内府，见出王氏书体新旧之异与太宗、武后的收藏审美偏好。此题充分展现了史睿老师视一种书迹为一个生命的研究出发点，以及将物的历史与王氏关键人物加以联系，观察文物与人物之间的共振，寻绎二者互相改变的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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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局部）

纸本 长卷 墨书，26.3x253.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最后一场报告，王天然老师从蜀石经刊刻与毁佚、现存情况、形制与性质三部分，介绍了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的《蜀石经集存》一书。王天然老师首先对概念作出界定，解释了不以晁公武所刻《古文尚书》为狭义蜀石经的理由。继而勾勒刊刻缘起，认为后蜀刊立石经或有多种因素，但赓续唐制、规范经文乃最重要的原因。又推测了毁佚时间与原因，通过分析修城说，认为原石毁于宋蒙战争为一事，毁弃后部分残石用以修城又为一事，蜀石经主体毁佚于宋蒙战争可能仍是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王天然老师随后介绍了蜀石经现存情况，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拓及近代出土残石三部分说明。进而通过分析残拓中所存原石编号、剪裱拼接痕迹，讨论原石形制，得出以下结论：《毛诗》《仪礼》《周礼》基本一致，原石一面约容37行；《左传》稍异，一面或容36行；《公羊》行数并不稳定，与广政间镌石者存在较大差异。最后还探索了文本性质问题，认为孟蜀石经经文当以唐石经为主要来源；注文大多存在写本时代文本参差的特征，而《左传》注文特殊，更接近监本系统。孟蜀石经内部注文性质的这种差异，是经籍正在发生写刻历史演变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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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一起观赏拓片

上午的活动以综合讨论结束，李成晴、汤燕老师同与会学者进行了交流互动。当日下午，史睿老师分享了自藏石刻拓片，众人共读铭刻、辨析字形、细审磨泐、想见原石，作为本次工作坊学术报告部分的补充，在场者一起切身实践了石刻的纸上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