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考入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此前在天津拖拉机厂当工人。我读大学一年级的年龄比现在本科生毕业时的年龄还要大。我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有许多老师教过我，每位老师都有其特色和方法，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教益，因此我对我的老师永远都心怀感激。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只讲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芮沐教授。我们都叫他芮先生。芮先生是1908年生人，2011年去世，享年103岁。芮先生从海外归国后，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我父亲刚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我本科毕业到芮先生门下做研究生时，我父亲当时对我说，“芮先生可是我的老师啊！你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芮先生说什么，你听着就好了。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今天回想起我父亲说过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芮先生是经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的老先生，又受过挫折，见过的事情多了。不用说在今天，就是在当年又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有幸听到“三朝元老”说的话呢？芮先生因为德高望重，我跟他做研究生时，除了对导师尊重外，还有紧张。因为每次见芮先生时，他不多说话，总让我说，他问。芮先生带我时74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大10岁，而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了。我博士毕业时，芮先生已经八十岁了，但他身体和精力非常好，又继续带了10届博士。现在最后一届博士已经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负责人了。

芮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方面有两个：一是，他要求收集资料必须查原文。芮先生早年在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教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都很好。回国后50年代兴起学俄文，先生又学了俄文。 当时北大硕士生要求修第二外语，我学了日语，后来不用就丢了。直到我六十岁时，才重新开始捡起来。但是到今天我都后悔为什么没有按照先生的要求，多学一些外国语。如果从那时就坚持每天学一点，30多年下来，总能阅读几种外文资料了吧。当时我还是不理解芮先生说上述话的含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直到前几年，我才慢慢悟出来：每一种外语不仅是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只看英文资料，那主要代表英美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并不能代表法语系的国家，或俄语系的国家，也不代表西班牙语系国家的思想和文化。

法语在非洲有非常大的领域，西班牙语在拉美是最重要的语言，非洲和拉美国家与英美国家在许多问题看的看法不同。俄语在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及蒙古都十分流行。在孔子学院出现之前，俄语在世界的使用占比排在汉语之前。东正教与基督教文化有许多不同。更不要说阿拉伯语系的穆斯林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英美的分歧了。在我重新捡起日语之后，感到我国媒体与日本媒体相互之间的误读非常大，而大部分误读的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当我们与日本学者沟通时，发现许多实际情况并不是媒体说的那样。如果中国人只看汉语对日本情况的报道，或日本人只看日语对中国情况的报道，那就麻烦大了。因为双方都不会多说对方的好话，多数会指出对方的问题。微信上有说我国的“高层智能现在认识到我国与日本的差距有多大”。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真的。因为我国在日本的八万留学生以及近30万左右留学生家长，早都知道日本发展的情况。如果我国的“高层智囊”近几年才知道，那就根本不是“智囊”，更不会是“高层智囊”了，因为太耽误事了。

过去常说：“多学一门语言，就相当于多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子”。现在我体会这句话更深刻了。例如，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人是难以健康生活的。在只有一个窗子的房间，也是难以通风的。我们现在居住的单元房都不止有一扇窗子。再看写字楼的角房都是最贵的，通常是老板的房间。因为角房有两面窗子，可以同时看到两面的景观，视野宽阔。作为芮先生的学生，我由于没有他掌握的那么多的语言，所以我看不到芮先生能看到的世界，所以我也无法深刻理解他说话的含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六十岁重新开始恢复学日语的原因。如果上天能让我多活几年的话，我肯定要像导师那样学多几种外国语的。即便我在国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其他不同国家的母语网站，阅读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和对同一问题寻找多种答案的。

芮先生对我另一方面很大的影响，是他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他很早就注意到跨国公司的情况，他推荐给我们学术的参考书中，就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文原版研究跨国公司的专著和一本名叫《跨国法》。当时在国际私法中跨国公司不是主体，主体是有国籍的自然人和无国籍自然人。在国际公法中，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没有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但是跨国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进入我国开子公司了，什么法律调整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呢？当时在我国经贸部称这种情况叫“涉外法”。但是涉外法还是我国的法律。跨国公司关系到总部所在国家和众多子公司所在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国际机构和双边协定，也已经有一些规则，调整跨国投资、劳工、税收、外汇、补偿贸易、专利商标等方面的跨国法律关系。因此需要有新的部门法来研究这类法律，芮先生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法这门新学科。现在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已经从国际经济法中发展起来，成为多种新的分支。今天我国在国际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举足重轻核心大国，在上述法律方面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切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最早在理论上开始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就是我的导师芮先生。

现在这些分支学科都在全国各法学院开课，招专业研究生。邵景春和我就是全国国际经济法第一批博士生，当时全国只有两名，都在芮先生门下。后来我们两人都留校教书至今。今年我们两人也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芮先生第十一届博士，现在已经是法学院我们这个学科的负责人了。

第二位老师，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陆卓明教授，陆老师教世界经济地理课，我听过他两个学期的课，因为是旁听生，没有跟陆老师说过话，但是听课收获的教益，今天还影响着我。陆卓明老师的父亲就是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陆志伟先生。陆卓明老师从小在燕园长大，由于他父亲的原因，让他的外语很好，视野宽广。还是由于他父亲的原因，使他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和压抑。他只能将聪明才智放在图书馆书堆里，埋头阅读，不能写论文，更不能发表，只有积累。1980年以后，当陆老师重登讲台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终于有了发表的机会，于是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在80年代初从法律系到经济系去旁听陆老师两个学期的课，世界经济地理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台和讲台都坐着学生。他只能站在讲台的桌子前，连黑板都走不过去，因为黑板下面都坐着学生。他背到教室的自制的各种专业地图，都是递给黑板下的学生帮忙挂在黑板上的。世界地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文化、国际外交与军事等多领域的知识交融在一起，如同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地向我们涌来，当时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应不暇接”。

我只听说过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近代的达尔文，以及中国战国时期的墨子、北宋的沈括，明代的宋应星等，但是我亲眼见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博学多闻的陆卓明老师。虽然陆老师已经于1995年去世了，但是直到今日，他所达到的知识广度与高度，以及独立见解，至今也无人企及。陆老师对我的最大影响是，任何学科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是跨边界的，还可以是无边界的。如同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的边界只是我们探索工具的局限而已，当电子显微镜和射电望远镜，以及太空望远镜出现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微观更加微小，宇宙天体更加遥远。

陆老师在他的年龄段中，外语是佼佼者。由于他长期受压抑，他只能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广泛阅读。 这些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利条件，都成为他得天独厚的知识探索与学术研究的优势。加上他本身的博闻强识，情趣广泛的特点，使他横跨世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多个领域，触类旁通。例如，在文化领域，他对西方音乐史丰富知识，让音乐学院请他去讲课。在国际军事领域的研究，国防大学请他去做专题报告。30多年前他关于核国家平衡理论，今天观察朝鲜和伊朗问题仍然有现实意义。陆老师对于教学倾注了他很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的课影响了几个年级，数千学生。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后来每当说到陆老师的课，无不赞赏至极。虽然陆老师没有那么多的论文发表，也没有那么多的专著出版，但是他的课是无与伦比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超越。当陆老师走了以后，学生们写文章说“斯人已去，课成绝响”。他的课让学生在学术领域打开眼界，让学生解放思想和广泛涉猎。他的课实现了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北大办学目的：“研究高深之学问，培养完善之人才”。他的课更是在实践着蔡校长所确立的办学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我的上述两位老师，以及其他教过我的许多老师们，他们与后来的经济界首富们比起来，老师们没有钱；他们与领导人们比起来，老师们也没有权。但是老师们留下了非常独特的知识财富和精神遗产，这比起首富和领导人来说，也毫不逊色。我后来也做了老师，并一直努力效仿芮先生和陆老师那样在做老师，但我的天分不够，难以望其项背。后来我又去做了多年管理工作，尽管是双肩挑干部，还是毕竟不如单纯做老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学术和教学工作。所以我距离我老师们的学术越来越遥不可及。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我的两位老师的故事，我再次感谢我的老师。同时，我讲的也是我的后知后觉，这么晚了才开始学第二外语，这么晚了才开始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已不可能触类旁通了，希望在座的各位，向我的老师学习，不要像我这样追悔莫及。

我要讲的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倾听。谢谢文研院给我这个机会发表，谢谢文研院的工作人员帮我整理图像资料。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