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来到北大历史学系念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201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进了学术研究的门。现在看来是既成事实，但却是初入学时想象不到的。回想刚来北大的时候，我算是“志于学”，但学术研究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可以投入一辈子来做呢？20岁出头的时候，面前还有很多岔路口，人生只有一次，到底选择哪条路走？这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要想清楚这些问题，光靠书本不行，重要的是靠人、靠老师。很幸运，我在北大遇到了好老师，他们让我看到了学术生命的厚度和温度，最终走上了这条路。

记得研一刚入学不久，我从师兄、师姐那儿接到通知，说要去给周一良先生扫墓。周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那时是他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我听说组织者是田余庆先生，非常激动。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田先生，但他却是吸引我走近古代史研究的关键人物。大二时偶然在图书馆读到田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田先生能够在看似平淡的历史记载里，读出隐藏的含义和线索，逻辑绵密，文笔凝练，有人说像推理小说，我觉得比推理小说还引人入胜。读完之后，我又找来他的《秦汉魏晋史探微》来读，然后就是北大历史系其他老师的书，然后就“入坑”了。现在我给本科生开课，把《东晋门阀政治》指定为必读书。前几天，有一位上过我的课的同学说读《东晋门阀政治》如何让他欲罢不能，准备争取保研念历史系。我听了很得意。

我到北大读书时，田余庆先生已经退休多年。但我熟悉的老师大多是田先生的学生，从他们那儿经常能听到田先生的论学警句。比如，他推崇“读书得间”，一般人读书是看字面的意思，但好的研究者要能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他说，写文章要懂得“割爱”。写学术论文就艺术创作，无关紧要的枝节、缺少独到见解的内容、思考还不成熟的文字，即使写出来也要下决心割舍掉。他说，找到好的材料和题目，就好比有一包上好的茶叶，与其满满一壶，冲得寡淡无味，不如下足功夫，沏出一杯“浓茶”。听到这些话，再来读他的书，更能感觉他如何呕心沥血，在学术上追求卓越的境界。

他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表明自己学术写作的态度是“宁恨毋悔”，也就是宁可没能写出来而感到遗憾，也不愿意因为写出来不像样而后悔。当时，我把这话当作治学名言，警策自己在学术上要严谨慎重，爱惜羽毛。后来，读到田先生晚年的自述，他说：“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了解田先生的经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更能认识到这些话的分量。

回过头来说给周一良先生扫墓的事儿。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田先生本尊。当时我们几个小研究生当然很期待听田先生讲讲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但田先生的话题却是总是围绕周一良先生和中古史中心的历史。他说，周先生在建国以前就是有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50年代为了配合学科建设，服从组织安排，改行研究日本史，到了80年代才又回到钟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来。周先生回忆，改革开放后，他和田先生，还有制度史专家祝总斌先生，三人年龄依次相差10岁左右，结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松散而亲密的联盟”。田先生则强调，当时找周先生，是希望他能领着大家做研究，多少有拜师的味道。他们写文章之后互相传看、坦诚交换意见，培养研究生也不分彼此。听了田先生的话，我明白，我的几位老师之间的关系如此融洽，其中有他们老师的影响，而我们几个研究生分属于不同的指导老师，但却亲密无间，也是当年的传统。田先生跟我们说这些话，是希望我们把这个传统继承、延续下去。

从那次开始，我陆续见过田先生大约不过10次。我发现，田先生深居简出，各种重大活动上都看不到他，但他很愿意跟年轻人接触。2007年开始，中古史中心发起了一个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参加者是海内外的博士生和30岁上下的年轻人。只要会议在北京举办，我们邀请田先生，他总会拄着拐杖到场发言。他的发言从来不是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每一次都是鼓励年轻人超越自己。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4年5月，中古史中心的一次聚会上。田先生重病之后出院不久。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和研究生跟他寒暄之后，就在一旁自己聊天。过了一会儿，罗新老师搀着田先生走过来，说：“你们不理田先生，田先生来找你们了。”田先生坐到我们中间，他说：历史学的希望在年轻一代，年轻人要敢于超越，实现超越。

要知道，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积累太深厚了，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想要多往前走一小步，都不容易。但田先生的鼓励大家超越，是有依据的。他的学生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尝试超越，并且非常成功。田先生指出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阎步克老师随之推演出“变态—回归”模式，用来解释帝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田先生关于汉代政治史两篇论文，启发陈苏镇老师开创了两汉政治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田先生讨论北魏早期历史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子贵母死”现象，罗新老师由此找到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内亚视角。至于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也渐渐认识到，田先生不只是谦虚，他是在托付给我们责任。只有去尝试超越，才是真正在传承老师的学问和精神。田先生去世三年多了，但我时常想起他的话，感到肩上的担子。

事实上，不只是田先生，北大有一大批这样值得我们经常想起的老先生。比如中国古代史领域就有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还有健在的祝总斌先生、张广达先生、等等，他们在不正常的年代中仍然坚持治学，保存着学问的火种。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心投入研究和教学，薪火相传。现在，他们学生早就是学界大牛，学生的学生开始成为学术中坚，而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也已经崭露头角。

时代有波澜，人物有代谢，但学问和学术生命的传承是北大永恒不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