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是“传承”,在大学里,“传承”主要是“师承”。
中国古人讲师承,有“受业师”和“问学师”的分别:
“受业师”就是专门学问的导师、恩师,“不可易之师”,也就是一生中不可替代的那位师长。“受业师”决定了你在专业框架和学术谱系上的位置。人在学术界,总会被问到“你是谁某的学生”,从师学道,鱼游千里。犹如小鱼从大鱼,又如老树发新枝。天地君亲师,“师弟子”是五伦外的第六伦,但在现代社会,也要接受学术公义和学者人格的考验。
我的“受业师”是中文系的夏晓虹教授,她属于传奇的七七级的北大学生,是一位亲切温和的女老师。夏老师的风格有如黄山谷评杜诗——“平淡而山高水深”,正是这样一种淡然吸引了我。第一次见老师,师生二人,无多闲话,老师送给我两本书,一部是刚出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她的老师季镇淮先生的纪念集。季先生是西南联大的老学生,师从过朱自清、闻一多,治古代文学,又治近代文。当年朱自清先生开一门课,只一人选修,一人旁听,旁听者即季先生。战争时期,唯二的学生一旦同时缺席,朱先生只好默默回家洗衣服。这些轶事经老师淡淡道来,在我则渐渐看到北大的文脉:从晚清到五四,从西南联大的流离播迁,直到七七、七八级我的老师辈。一线之传,微弱而顽强。拿到这两本书,确实有种触电的感觉,仿佛自己真和历史接起来了。
当然,学问的传承又不是封闭的,在五四策源地的北大,师承更应兼容并包,不是过去那种开宗立派、出主入奴的“师法”“灯传”,也不限于现代以来的学科划分。这就涉及古人所说的第二类师承——“问学师”。君子博文约礼,转益多师,“问学师”多多益善,有时候也会为你开出一个崭新的认知世界,同样值得一生的回味与感念。
像我这个年龄前后的中文系老学生,在大学记忆当中,都有一位历史系老师。那就是前些年不幸早世的刘浦江教授。大概从1994到2002年,他承担着中文系大一的必修课“中国古代史”。是的,就像这照片里看到的,他好像永远都穿着这么一件蓝色西装,一副朴素的模样。许多系友的回忆都提到,刘老师开学第一课那句“你们没文化”的当头棒喝,打掉了许多新生的自负;短短一学期的通史课,他教给我们一种打开北大、打开学术的正确方式。有一天上课去晚了,忽闻刘老师唤我姓名,心中一紧。这才刚过了半期考试,我在论述题里放肆地引了几条奇怪的材料,发了些与通行教科书不一样的议论,莫非要因此挂科?抬起头来,谁想刘老师说的是你答得不错,有材料也有判断,甚至因此建议我改行学历史。多年以后,有同学嘲笑我对这么一句小表扬还“念念不忘”。但你要知道,刚进大学的我们是那么稚嫩,什么都觉得要仰慕,不懂得批评与反省,对自己更没什么信心。就是这样一句话成就了我想做学问的信念。而到今天,当我自己也走上了三尺讲台,刘老师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对学生的毫不吝惜的勉励,更成为我自己追摹的榜样。
我和刘浦江老师只有这么一次当面交流,也并没有转去历史系。但对史学和跨界研究的兴趣,却贯穿了我的研究生涯。后来在中文系受业于夏晓虹老师,她在文学研究界,也以文史沟通著称。毕业以后,我又去哲学系做了博士后。我发表的论文不多,却有近一半在历史、社科方面的刊物。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晚清民初,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就像这张晚清的画报向我们展示的,那是一个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出发眺望遥远西方的时代。研究这样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更需要对历史、思想、人物的细腻把握。我关注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格。这两方面的开拓,都得益于自己多年来混迹于文、史、哲各系的经历。
我想说的第三个缘分,可以说也是一个“问学师”,那便是北大的图书馆。我们这几级入学的时候,正是1998年新图书馆落成不久,图书馆成了我的天堂,日常上课之外便在图书馆度过,甚至谈恋爱都以图书馆为场合。我最爱新馆一楼的工具书阅览室。在那里,我不是像人们通常想像地那样查阅工具书,这种查阅功能早就被数据库替代了——我喜欢的,是读常见书一样地翻看工具书和大套丛书。我曾经标榜自己是“工具书阅览室的游荡者”,更期许能做一个“数据库时代的抒情学者”。
到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我更借重北大图书馆丰厚的古籍、书札和旧期刊收藏。旧期刊部的张宝生老师,是1970年代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却长年在书库中默默工作,矮小的身躯套着一件不太合身运动服,宛若一名老工人。但他实在是一位大隐隐于图书馆的“扫地僧”。我们到前台调刊,常看到这位张老师在伏案看书作笔记。通常你在前台报出公元某年或某干支,他便能迅速定位到同治、光绪、宣统某年文献;他对许多报刊的栏目、构成、沿革了如指掌,总能带来电子目录语焉不详的惊喜。我们专业方向的老博士们,在完成论文或出书之后,都会记得寄他一本。
其实,从课堂、研究室、图书馆,到食堂、体育场、未名湖,如果可以把北大人格化的话,她本身就是一位硕大丰富的“问学师”,一百二十年风云,学问与人生、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答案,多在其中。而且,北大人文社科诸学科并进的优势,更使这里成为“转益多师”的绝佳场合。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曾有“文人共和国”的构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更把“学校”看成天下治乱的枢纽。在我看来,专门、师承的多样性固然值得保护,但北大人似乎更应叩问在专门专业、师承师门之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北大性”的东西。许多北大文科的师长、前辈,许多从事行政服务工作的默默无闻的老师,他们都不仅仅是中文人、历史人、哲学人、图书馆人……,身上更有超乎学科分工或工作职能之上“北大性”,值得我们去感恩,去反省,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