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8年与北大结缘，迄今已有20年了。回想起来，这20年过的平凡普通，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唯一值得欣慰的，是20年来始终能够坚守自己做学问的理想和生活，这当然是最可珍贵的地方。不过我想，这样的生活和理想并不完全是自己选择和坚持的结果，而是受惠于北大才得以成全的缘分。这一缘分主要与两位老师有关，第一位是社会学系的杨善华老师。

最早认识杨老师，是在大一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程上。这是我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启蒙课程。从杨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学问的样子是什么。2002年，我继续在本系读研，拜杨老师为师学习社会理论。我当时很忧虑，觉得自己的资质不够好，见识不够广，在学问上的启蒙也比较晚，所以对于从事理论研究没有什么信心。杨老师对我说，“学问就好像汪洋大海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没有谁敢说自己能够穷尽学问，所以关键在于敬畏学术，保持一个谦逊和开放的态度。” 在得知了我的兴趣在于现象学社会学之后，杨老师欣然说，“我对于现象学是不懂的，但是没关系，我认识懂的人，把你介绍给他，你可以跟他去读书。”随即将我引荐给哲学系的张祥龙老师。由此我开始接触现象学。杨老师非常谦虚，他并非不懂，他同时也在阅读和研究现象学社会学，并且在随后几年里，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年之后，我才明白，这种毫无门户之见、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为学生考虑的胸怀，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带学生的风格。

随后几年，我同时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厮混。除了张老师的课，我还选了王玮老师关于海德格尔的课程，认识了王老师。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个缘分。熟悉北大外哲所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老师在其中的位置和故事。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范。他创办的“风入松书店”，一度成为北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栖居之地。他的课程基于海德格尔的文本，以精读的方式进行，往往一个学期下来，才读了十几页。正是在这样的课程上，我的思考能力和文本阅读都受到了基本的训练。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书本之外。王老师除了带学生读书之外，还会请我们吃饭，向我们讲述老一代学人如熊伟先生、洪谦先生的治学经验和处事风范。在正式的课程之外，他还为我们开设读书会。读书会一般都设在晚上，从六点开始，一直读到12点之后。迄今我还清晰记得，在2004年冬天，有一次我们的读书会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出门时才发现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在大雪纷飞中，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外哲所骑往蓝旗营的场景，至今依然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我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是王老师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对于学问也同样抱持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视为我私淑弟子，带我到家里，指导我读书，下厨做饭，教我做翻译，带着我逐字逐句校对我在硕士论文中关于海德格尔的部分。在他那里，我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王老师在2005年过世。我永远怀念他一直到最后，他都在告诉我，一定不要放弃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对中国社会的关注。他说，这是学问的根本。  

而在这个方面的训练，主要来自于杨老师。很难表达这些年来他对我们每一位学生的帮助、关心和鼓励。虽然我从事理论的学习，但是杨老师要求我必须参加社会调研。社会调研是北大社会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学人留给北大社会学系的宝贵遗产。费先生和雷先生对于北大社会学系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们所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的那种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实求知”的严谨学风和“志在富民”的朴素理想，几乎是北大社会学系数代学人生生不息的信念。杨老师，作为雷先生的亲传弟子，更是毕生都在兢兢业业地践行着这一传统。几十年来，杨老师的调研几乎遍及了全国各地，带着我们去过许多地方，走了许多路，见识了许多人。在调研中，每天晚上，杨老师都会带我们讨论当天的访谈，逐个案例的分析、讨论，教我们如何访谈，如何理解个案，如何提出研究问题。几乎每一天，讨论会都要持续到凌晨。这其中，许多地方更是多次回访和持续性调研。在河北的西水碾村，杨老师坚持了二十年的跟踪调研和访谈，和村庄中几代人都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西水碾村的典型人物、故事和社会结构，都已经成为了我们师门里耳熟能详的共同知识。正是在杨老师这里，我们逐渐体会到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独特魅力，就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学会了如何理解他人，如何理解社会，如何从事学问，同时也是如何理解自己和如何与人相处。这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知行合一的学问，是一门不仅在书斋里读书，还要迈开脚步去走路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魅力不仅在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还在于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今年杨老师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却仍然勤奋地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今年他几乎每一个月，都有至少一次调研的计划。调研地点从河北到广西，从浙江到乌鲁木齐。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都太大了。然而他乐此不疲，真正做到了费老所说的“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 甚至是“皓首未敢移”。

杨老师同样是一个视学生为己出的好老师。他会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深处援助之手而不要求任何回报。2005年春天，我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同时也拿到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的offer。我在二者之间无法取舍，因为杨老师特别希望我能够读他的博士，而我又觉得约克大学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特别适合我的兴趣。所以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左右为难，不敢跟杨老师说我拿到了offer。直到我们系的研究生教务催我必须要做个决定了，我才给杨老师打了个电话，战战兢兢地说，“杨老师，我拿到了约克大学的offer”。我迄今为止都还清楚记得杨老师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他说，“真是喜从天降啊！”

他对于自己的所有学生都是如此。在学术工作以外，他尤其重视育人的方面，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在谈话中，告诉学生各种研究的经验心得、历史知识、社会的经验、人生的感悟等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今天我自己的研究生们都会积极主动的跟着杨老师从事社会调查。杨老师也同样会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谈话。北大的学缘，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的传承维系下去，不绝如缕。在2015年社会学系的毕业典礼上，我曾和学生们说，我所体味到的社会学，是一种修行的学问。这样的体会，既来自于阅读，也来自于跟随杨老师所做的这些田野调研活动。

杨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育，于我不仅受到了思想史的训练，还加深了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由此出发，对于研究中“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学术态度也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并因此而对于社会理论资源有着更为切实和朴素的开放态度。所有这些方面，都使得我能够顺理成章地在约克大学，成为随约翰-奥尼尔读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跟随他研读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幸运的是，奥尼尔和王老师、杨老师有着几乎相同的对于学问、为人和教育的理解。今年，奥尼尔更是把他自己使用的弗洛伊德全集作为礼物寄给了我。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共同共同经验让我确信，学问本身，是不分古今中西的。

20年后的今天，我有幸接替杨老师，在北大社会学系讲授“国外社会学学说”这门课，并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同时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下从事关于西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又进入到田野之中，不断磨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解。

我也会带学生们读海德格尔的书，讲着从王老师那里听来的关于老北大的典故和传统，对学问抱持开放、包容、热情和敬畏的态度。在从事社会理论的同时必须要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经验研究之外，也必须要读书。努力听取学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希望能够和学生一起学习，共同进步。这是我的北大的学缘。北大于我而言，就像水和鱼儿的关系。未名湖是一个海洋，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缘分，但是也很确定，它会给你所需要的各种滋养、缘分、学问上的自由和生命里的归宿感。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在北大的这些年里，我在求学方面的缘分当然不仅只与这些先生们有关。他们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这些年来，他们与我亦师亦友，在学问、做人和生活方面关心我，照顾我，使得我能够从各个方面逐渐认识到并努力克服着自己的狭隘、自私和懦弱，逐渐在为人和为学方面都逐渐成熟起来。努力做到费老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能够与北大结缘，既是我毕生的幸运，需要感恩，也是我在学问上的责任之所在。